道德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形成的一种规则，具有价值作用，即信仰和理想的正义之心。并且道德隐含有三重作用：权力、责任、信仰，即道德追求和道德包袱。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大多数时候并不把道德视为责任，责任意味着价值观要前置，而价值观是需要有法律基础作支撑。不幸的是，长久以来我们只注重道德追求，却对道德包袱视而不见，使得道德成为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

　　道德追求不难理解，过去的二十四孝，如今提倡的道德模范、英雄榜样、劳模标兵等，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和如今的真理，需要努力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

　　道德包袱就稍微难理解一点，道德隐含有三重作用：权力、责任、信仰。其中，道德包袱是实施道德行为人，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要对他者负有责任，而非自己对权力、信仰的责任。这就是因为英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就要对被打乱的社会秩序承担重建的义务，享受荣耀就要承担后果。由于过去我们是把道德追求当成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建立过对他者的合理认知，如今，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更是将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和非道德主义的观点歪曲、扩大，为市场经济助威站脚。一个是忽视道德包袱，一个是必须从根本上抛弃道德包袱。英雄史观，一将成名万古枯，与强人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中国当下合二为一。目前，在中国非常典型的论述，一个是，戴旭大校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锻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中所宣扬的，“不怕同美国作战，可以牺牲掉中国的沿海城市。”，视中国沿海几亿人的性命如粪土，却毫无愧疚理直气壮，自认是鹰派的代表。另一个是，将市场经济列为最道德，这样就根本没有愧疚之说，道德包袱从何而来。

　　没有道德包袱的理念，我们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解会出现偏差，如，纠正错误是权力、责任、信仰所赋，但纠正错误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产生。也就是说，不能够用错误的方法纠正错误，这样会产生比原来的错误更为严重的后果。也不能够纠正了错误，却不管其是否能够走入正确的轨道，任其自生自灭，听天由命。

　　如今，中国国内普遍缺乏道德包袱的约束，比如，地方政府部门对道德的追求，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形象工程出现，为民工程的高速发展。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会形成道德包袱，但被眼下忽视掉了，后续的生存将不得不承担这一包袱，如债务、空置的公共财产、利息等。

　　对他国行为的理解是可以帮助明晰这一道德包袱内容，如，中东难民在欧洲聚集，这是因为中东是欧洲的道德包袱，是在一战后形成，中东国家的形成是欧洲的杰作，即中东大战利品，但胜利者需要背负道德包袱。高铁在印度发展难上加难，也是因为印度的铁路工会，认为自己负有为沿线服务列车之人提供生存的责任，包括那些从列车中捡拾垃圾的儿童、向列车上人卖商品的小贩等。故当政府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出路情况下，工人就反对建设高铁，并非是印度无钱、无能力问题。西方国家对外输出资金，一定要有附加条件，也是因为对国内和接受国都要承担道德包袱，资金不能用于损害社会和国际规则。同样，美式“中东大民主计划”西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也必将承担道德的包袱，改变了中东，其责任也将是要承担改造中东。

　　一、道德追求的作用：

　　1、伦理的民族国家，就是用民族神话来养育的人民国家。

　　伦理的民族国家，就是用民族神话来养育的人民国家。大家容易理解，民族国家的正当与合法性需要民族英雄来烘托，每个民族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歌颂。需要清楚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是要面对与说服自己的人民，而非说服他国人民。一国的英雄可能对本国某些人或他国来讲是挥之不去的恶魔，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眼中，成为了英雄与恶魔。这是你眼中的罗伯斯庇尔不是同一个罗伯斯庇尔，在于选择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送上断头台的罗伯斯庇尔。如果从历史观看待世界，是强调要如何面对自己，其后果就是认为世界亏欠我们，更旷论道德包袱。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大众奠定了高尚神化的基础，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大众奠定了高尚神化的基础，形成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把人民大众送上了道德的高处，其一套的理论是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阶级斗争理论，革命与反革命是敌我矛盾，镇压反革命与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都是理所应当，故没有道德包袱之说，道德追求只有是从革命迈向更革命。

　　3、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

　　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使人的欲望趋于同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到，也不能分给每一个人，其结果是强者得之，且这个欲望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来获取。儒家道德是从道德意义上来定位好人，即符合道德上限的才能称为好人，而法律意义上的好人是达到法律的下限。如此一来，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而法律意义上的好人，又不符合中国传统认知。

　　4、毛泽东对改造人们世界观的正义，斗私批修、把全国人民培养成雷锋。

　　毛泽东对改造人们世界观的正义，斗私批修、把全国人民培养成雷锋。“文化大革命”做得无比的彻底，言说与理论的正义，英雄的气魄与道德的高尚，没人能够抵挡，这一切是在人人都要当雷锋，人人都是要当革命英雄中展开。毛泽东独具慧眼看的没错，历史上官僚体制无人能敌，自己的政体也不例外。这就是官僚们的智慧主要在于，利用政权的邪恶与民众的愚昧为己谋利。解决的方法是马克思给的，无产阶级最道德，当家作主。悲剧在于，社会的固有结构性问题，不可能从纷杂混乱的现实中，发展出合理的大众意识，文革之乱是注定的后果。

　　二、道德的实践总是在威胁文明

　　道德的实践是不可能在社会中保持中立，在政治上不偏不倚，无懈可击。这是因为，作为道德的践行者，可被自身接受的逻辑不会相同。“逻辑是上帝之言，上帝关于人和世界的差别性之言;价值是人之言，人关于自身和其栖居的世界的差别性之言;两者通过终极信仰统一为价值逻辑。”人们信奉宗教不同，民族信仰不同，世俗社会的法治观不同。这些不同，使得做为个人践行道德时，遵循的逻辑会出现不同，信教者可能会依据本宗教的观点，践行道德。再者，道德只有将社会认识拖回到历史才能有效，其“道德根植于历史与阶级斗争中，并不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它反映了社会的生活与需要，因此永远应该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隐藏在各种道德的观念中，目的与手段可以相互交替。

　　而大众的道德行动，也不能将其道德实践完全视为社会实践。虽然，道德行为是社会条件所依赖的，但这个道德行为决不能对社会中的人进行抽象的或粗暴地否定。道德行为应能够保证其道德的实践不会成为仇恨的逻辑，也不会引发暴力行为。但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集体主义能够形成，其主要的道德观，一定是非常理想，无懈可击，就像乌托邦。道德本身就是个理想的虚无，具有天然的正确性，自我批判不可能，被人批判更不可能，人人在集体的世界里，会进行道德竞赛。此时，祭出的是善良还是武器，只有天知道。

　　个人的道德行动，在于道德毕竟是一种竞赛运动，道德的社会作用，在于人之间相比较发生示范效应。个人的道德命令时常会取代社会的行动，文明时常被激进的个人道德命令所摧毁。我们知道，人是在复杂社会中生存，道德在每个人心中，有着无可非议的正确和逻辑的合理。但需要知道的是，按照逻辑的正确行事，有时却是无比的荒诞结局。由个人与大众的激进道德行为引发的战争灾难不计其数，典型的如一战，6000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变成了恐怖的砍头，当毛泽东要将全国人民培养成雷锋式的战士，后果是文革之乱。欧洲中世纪宗教黑暗、希特勒的崛起、斯大林的肃反、文化大革命运动等莫过于此，如今的法国恐怖袭击也是。在道德的眼里，别人是没有“我”正确，正义之心会自我实现，“自我高尚”让权力畅行。道德没有自我批判的能力，只有自我实现正义之心，注定的缺陷无法纠正。

　　强调道德追求多源于实现自我正义，更易勇往直前，而道德包袱多源于价值观的输出，更多的体现在大国、强国身上。因为，胜利者所承担的道德包袱是失败者永远无法理解的，有着受害者情结的人，也是无法理解，更旷论承担道德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