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称赞一个人很有才学,人们都会肃然起敬,但要是说到某个帝王很有才学,可千万别这样。因为考诸史实,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古代的帝王一旦很有才学或自以为很有才学,极有可能会成为专制暴君。

　　不信请看《宋书·鲍照传》这段文字:“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意思是说:南朝宋有一个叫鲍照的中书舍人,所写文章不仅废话连篇,而且往往词不达意,于是当时的人都说他才思已尽,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那么,鲍照写文章时,为何故意夹一些“鄙言累句”,显出才尽智竭的样子呢?原来宋孝武帝刘骏是一个喜欢弄文且死要面子的主子,他自以为文章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为了避免才高遭忌,鲍照不得不故意把文章写坏。

　　为了保全自己,故意装拙避祸,在刘骏治下并非鲍照一人。著名书法家王僧虔知道刘骏想占据书法榜第一名,也故意用秃笔写一些蹩脚的字来败坏自己的名声(《南史·王僧虔传》)。自古文人只有藏拙争名的,在南朝宋这个小朝廷里,却有人装拙避名,真是咄咄怪事。

　　这种怪事在梁武帝统治下的梁朝和隋炀帝统治下的隋朝也出现过。

　　治史的人都知道,在古代帝王中,梁武帝算得上是“嗜学好文”者。这也正是他“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的资本。据《梁书·沈约传》记载,有一次沈约与梁武帝各疏栗事,沈约故意让梁武帝三事。人们不解,沈约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大家这才会意一笑,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沈约是南朝大学者、大作家,也是梁武帝做臣民时的老朋友,不仅文章写得特别好,而且与梁武帝的私交也很深,但在毫无“雅量”的专制帝王面前,你再有能力和才学,和他原来的关系再怎么好,最后也得处处“学龟头缩”和“装孙子”,否则他就不舒服,就会变着法子掀起一个个“运动”来整治你,让你永远没有好日子过。

　　与梁武帝一样,隋炀帝嗜好文学,也确有几分才气。但这个人好大喜功,死要面子,“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特别严重。他对侍臣说:“人们难道认为我是靠父辈的原因才当上皇帝的吗?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也该做天子。”(《隋书·五行志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

　　有一次,隋炀帝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命众文士唱和,大家深知他的德性,也就假装押不好这个韵,只有薛道衡“迂”得很,所和之诗最佳,其中“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当然也特别令隋炀帝忌恨。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带着几分嘲弄的口气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有一个叫王胄的文人,也和薛道衡一样“迂”,所作诗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超过了炀帝的《燕歌行》,结果也使炀帝心怀不满,顿生忌恨。王胄被诛时,炀帝同样幸灾乐祸地问:“你还能吟出‘庭草无人随意绿’那样的诗句来吗?”(《隋唐嘉话》上)

　　读书人遇到如此的专制者,是有理讲不清的。为免才高遭忌,不装拙避名,行吗?

　　故意写坏一篇文章或几行字,败坏的也就是个人的名声,但鲍照是中书舍人,专门为朝廷起草公文,他写文章“多鄙言累句”,不是要降低公文质量,影响政令推行,给工作造成损害吗?当然,同隋炀帝一样,宋孝武帝也是个暴君,他才不会管那么多,否则,以帝王之尊,怎么会同一般文士争名呢?

　　记得清朝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政治就是文章,何必炫耀文字!”在这一点上,这位统治者可谓识大体,要明智得多。

　　二

　　一个人有才学,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帝王有了才学之后,却会适得其反呢?这是因为,帝王一旦觉得自己才学很高,可以傲视“群氓”,他就会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那些臣民们,不管是发自内心的钦佩,还是慑于威权,在帝王面前自然都会对其赞美有加。何况为了宣传与论证专制统治的至上性与神圣性,由其豢养的帮闲文人的重要职责,就是宣传专制统治者的天资与博学。他们不仅鼓吹帝王才学是专制统治的门面与旗帜,而且把它装扮成专制统治的道义基础,好像凡为帝王,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享九五之尊,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赞颂、鼓噪和宣传,最后自然会把帝王塑造成一个“万能”的神,一个只习惯别人服从、不允许异议存在的独裁者。

　　帝王一旦被捧上神坛,别说重新着地,就是想谦虚一下也是不可能的了,骄傲、自大、狂妄、胡来,就是他的必然归宿。这就是才学与至高无上的权力结合在一起而生出来的怪胎。此时,少数清醒的臣民对帝王的怪异言行即使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但要纠正已经很难了,因为“万能”的帝王已经不习惯听取别人的谏言。他成了百分的正确,千分的伟大,万分的神圣,此时的他怎么可能还有错误产生呢?所以,他丝毫听不进忠正谠言,只有那些甜言蜜语才能进入他的耳中。

　　帝王的才学,最终竟然成了其走向专制的帮凶,这大概是善良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吧!

　　三

　　帝王有了才学,即使没有成为暴君,也往往会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并最终走向亡国之路。后蜀的孟昶、南唐的李煜、陈朝的陈叔宝、北宋的赵佶等等,都是才学很高的人,可是他们的结局竟然与梁武帝和隋炀帝一样,也都成了亡国之君。所以说,越是有所谓才学的帝王,越治理不好国家,这样的事实,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承认,都是客观存在。

　　据民间野史和一些笔记资料记载,孟昶兴趣广泛,能诗善文,颇具才学,名噪当时,是五代后蜀一位有名的词人,所作《玉楼春》词工韵清,委婉动人。孟昶尤其对楹联很有研究,亲笔书写的对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据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春联。

　　然而孟昶却有着文人皇帝的通病。他在位三十年,喜于奢侈游乐,懒于朝政,唯具雅好词曲,时而打毯走马,时而操弄方士房中之术。他常同臣下笙歌宴饮,锦绣阵里,玉臂交绕,浅斟低唱,销解了帝王应有的一腔英气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迈情怀。最终怯懦不能守社稷,成为亡国之君,这不能不说是皇权符号下的一种身份和角色的错位。

　　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能书善画,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大艺术家。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是历代帝王中所罕见的。尤其是其词作,艺术成就极高,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开创了词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因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作为皇帝,李煜性骄侈、好声色,热衷于吟诗作赋,沉迷于佛教,不理朝政,疏于治国,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膝,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欢心,但终不免为亡国之君。之所以如此,就是他的诗人气质太浓,感性战胜了理性。

　　亲手建国、亲手亡国的梁武帝萧衍也是个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喜欢按照一己喜怒好恶行事的人。他称帝后,宣布佛教为国教,大修寺院,结果社会财富大量流入佛寺,大量劳动力成为僧尼,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受到极大损耗,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自己多次舍身佛寺,表示要出家做和尚,不当皇帝了。但是每次舍身,最后都由群臣用钱赎了出来,赎身钱共花了好几万万文。

　　陈后主陈叔宝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在辞赋上有着很高的造诣,创作了许多辞情并茂的好作品,以《玉树后庭花》最为缠绵悱恻,直陶醉得他不知今夕是何年,于是所有军国政事,全不放在心上。隋文帝杨坚派五十万大军南下灭陈,陈叔宝自信有长江天堑可保无虞,建康宫中依然歌舞升平,日日宴饮如旧。前方的告急文书送到朝廷,他甚至懒得拆看,全都弃置一边,真是愚蠢可笑到了极点。杨坚后来知道这一情况,直骂陈叔宝是个“大活宝”。他是把陈叔宝当作皇帝来看待的,而在陈叔宝眼里,做诗度曲才是正业,兴趣也全在这上头,管理国家只不过是他偶一为之的“副业”而已。

　　就艺术天赋和才能来说,宋徽宗无疑是古代帝王中最高的人。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在绘画领域,宋徽宗也当之无愧地可以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如果没有坐上皇帝宝座,他绝对会成为彪炳千古、超绝一时的大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他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然而,他轻佻放荡,性好游玩,骑马、射箭、蹴鞠,无所不好;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样样喜爱。他还经常轻车出游街市、郊野,异想天开地在汴京人工筑造一座方圆十余里的万岁山供自己游玩,并为此派朱勔主持苏杭应奉局,四处搜求花石竹木,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最后竟然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最终导致北宋帝国走向败亡。宋徽宗的这些表现,哪里像个帝王?他不仅充满艺术家的浪漫情怀,而且只服从内心感受的召唤,凡事都按自己的喜怒好恶决定,让这样的人治理国家,能有什么好结果?

　　隋炀帝杨广更是一个典型的不知冷静、理智、理性为何物,为人处世冲动而情绪化,感性色彩极为浓厚的人。他确实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绝顶聪明,但他的性格中却有许多作为一个帝王最致命的弱点,其中之一就是好大喜功,死要面子,时时刻刻都想得到别人的捧场和夸赞,在对外交往中也是如此。比如与外国的贸易应该是互利的,但在杨广朝贡式贸易思想的指导下,主要是向西域国家炫耀隋朝的富有,所以隋朝政府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为了“盛情款待”西域商人,他不仅让其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而且在洛阳大演百戏,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有一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炫耀自己的富强,企图使他们畏服,杨广下令洛阳点缀市容,用五颜六色的布匹装饰店铺和树木,市民都穿上华丽服装,装扮成一派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景象。杨广用巨额财富赚取空洞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前来朝贺,面子赚足了,钱却赔光了。杨广还不断对外用兵,说穿了也是面子问题。一是炫耀本朝国富兵强,二是打得你绝对服从我。杨广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导致帝国迅速崩溃,实在得不偿失。

　　四

　　帝王的才学既然无助于他治理好国家,相反还往往成为其走向专制的帮凶,那么,一个帝王就未必需要很高、很精、很深的才学,甚至也不需要有多么聪明,但一定要有理性的思维、谦虚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和磁石一样的凝聚力。历史上的有为之君如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等,读的书远远比不上杨广,艺术天赋更不能与李煜和赵佶等人比肩,却比他们会治理国家,能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大概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帝王沉迷于读书尤其是吟诗作赋给予规劝和反对。这方面的例子不可胜数。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其好学精神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不仅精通五经,博涉史传,而且经常亲自动笔写文章。据说,自太和十年(486)以后,北魏颁布的诏令、策书,皆有拓跋宏亲自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他也都亲自下笔。他还写了其他文章,数量不下数百篇。如果说,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写诗最多的皇帝,那么,拓跋宏无疑是古代撰写公文最多的皇帝之一。然而对他的“目玩坟典”、“日成篇卷”,北魏中书侍郎韩显宗却公开上书表示反对(《北史·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

　　李世民有一段时间对读书作文也颇感兴趣:“数年已来,耽玩书史,每作文詠,兼诸手笔。”对此,褚遂良、刘洎等大臣不仅不赞颂,而且先后上表进行规劝(《全唐文》卷一四九、卷一五一)。

　　对韩显宗、褚遂良等人的做法,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不仅十分认可,而且在谈到古代皇帝写诗最多的乾隆时,还不无讥讽且十分遗憾地写道:“才同倚马,载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管锥编·全后魏文卷三一》)

　　乾隆的臣工之中当然有“韩显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他叫李慎修。

　　乾隆一生写诗四万余首,数量几乎等同《全唐诗》。据《清史稿·李慎修传》记载:有一次,乾隆召见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慎修,用自得的口气问他会不会写诗?李慎修趁机进言道:“皇上一日万机,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乾隆觉得他说得完全正确,就作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诗题很长:《李慎修奏对,劝勿以诗为能,甚韪其言,而结习未忘焉。因题以志吾过》。看来乾隆也是个明白人,只是“积习难改”罢了。其诗云:“慎修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可不为。但是几余清宴际,却将何事遣闲时!”(《晚清簃诗汇》卷二)后来乾隆见到李慎修,还不忘表扬他一番:“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回答说:“臣面陋而心善。”乾隆大笑。

　　对未来的皇帝也就是皇太子的“好文”行为,古代有识之士也不忘予以提醒和告诫:明成祖的长子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一度迷恋写诗作文。对他这种“好学上进、兴趣高雅”的行为,感到欣慰并给予夸奖的人自然有不少。太子赞善王汝玉甚至唯恐朱高炽的写作水平提高不快,特意找了一本专讲诗法技艺的书籍让这位未来皇帝学习。当时也在东宫工作的太子左谕德(太子老师)杨士奇知道后,却很严肃地告诫说:“殿下应当用心学习‘六经’,有空则读读两汉诏令。吟诗作赋只是雕虫小技,不值得浪费时间和心思。”(《明史·杨士奇传》)

　　有识之士反对帝王“嗜学好文”,帝王们自己又是何种态度呢?

　　在唐朝皇帝中,唐文宗李昂不仅对文学情有独钟,而且确实能写几句歪诗,《全唐诗》就收录了他的五首诗和一则《夏日联句》。有一天,他在麟德殿召见翰林学士丁居晦,专门讨论文学问题。当谈到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时,唐文宗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既崇敬又羡慕的意思,丁居晦却毫不客气地顶了他一句:“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唐文宗不仅不以为忤,事后还津津乐道地告诉宰辅大臣:丁居晦很不错,有见识,敢说话,完全可以胜任御史中丞一职。不久丁居晦果然被委以御史中丞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者才能胜任。(《册府元龟》卷五一二)

　　还是这位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四月二十九日,又和宰相共同探讨历代诗歌的优劣,——可见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他对诗歌确实十分钟爱。大臣们不解风情也就罢了,郑覃却偏要将一瓢冷水当头泼来:“历代的优秀诗作,没有能和《诗经》相比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当时国人赞美或讽刺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这些诗篇收集起来,了解民间风俗和对朝政的意见,并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写诗的。后来诗人的作品,大都华而不实,于事无补。陈后主、隋炀帝都擅长作诗,却不免亡国。有什么值得陛下效法呢!”(《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对这位“愣头愣脑”的郑覃,唐文宗同样十分敬重。

　　另据《全唐诗》卷四记载,两年后的开成三年(838)十一月中旬,实在爱好诗歌的唐文宗的“诗瘾”又发作了,于是提议在宫中增设新的工作职位“诗博士”(《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说是“诗学士”),以方便他与这些有诗艺特长的“诗博士”共同学习和探讨诗歌技艺。哪料想宰相李珏当即表示反对:“今翰林学士皆能文词,且古今篇什,足可怡悦圣情。”唐文宗只好放弃这一想法,彻底死了这份心。

　　肯定别人的意见,自然就是否定自己的行为。唐文宗是何种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说自己(文人型官员大都如此)“不喜为吏”、“惟酷好学问文章”(《韩昌黎集》卷十五、卷三十九)。17世纪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李恕谷也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恕谷先生年谱》卷二)像乾隆这种“以诗为能”并到了“结习未忘”地步的皇帝,不贻误工作、不荒废政务是不可能的。

　　对帝王“好文”必害政认识最深刻的帝王是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四年(594)闰十月,成了俘虏的陈后主陈叔宝受邀来到洛阳城北面的邙山,在陪侍隋文帝饮酒时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隋文帝东封泰山。对他这种献媚行为,隋文帝表面上很客气地给予了答复,内心其实十分鄙视。等下一次侍宴结束时,隋文帝注视陈叔宝离去的背影,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能把做诗的功夫用在处理政务上,天下事有何不能得到有效治理!……陈叔宝这个活宝真的非常可笑,这大概是老天爷要让陈朝灭亡吧!”(《资治通鉴》卷一七八)

　　诚哉斯言!这才是皇帝应该说的话!

　　五

　　古人反对帝王“目玩坟典”,不欣赏他们“日成篇卷”的行为,是不是不让他们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呢?显然不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在搞“愚君”政策了。从杨士奇的谏言里,我们不难感知,他们只是反对帝王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读一些文学书籍上,而对于‘六经’和两汉诏令之类有利统治、为政有益的书籍,他们不仅不反对帝王阅读,而且大力支持和鼓励。也就是说,一个人读什么书,应该有所选择,不要什么书都读。读书也要适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要从有利于工作出发,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的口味和欲望,要读就读那些对工作有帮助、有提高、有教益的书。对于日理万机的帝王来说,文学书籍偶尔读读并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沉迷其中;文章偶尔写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以此为能,更不能与天下文士争长短、比高低。文章只是文人的事业,政绩便是帝王的文章。政务都忙不过来的帝王,哪有时间和精力沉迷于闲雅文艺之中。就算他十分爱好吟诗作赋,怕也是有心为之而无力企及。

　　总之,作为帝王,为政而好文是可以的,为文而好文就不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帝王的才学,应该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因为对帝王来说,所谓的才学,其实只是他个人的一些点缀而已,是不值得特别看重的,更不应该大肆炫耀。帝王的本职是治理国家,富裕人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为社稷求发展、为苍生谋福祉的巨大担当精神和行政才能。帝王应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治理国事上,勤政才是正道。如果认不清这一点,偏要以才学自许,必然会本末倒置,最终成为他的累赘和祸害。所以帝王们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假充斯文,那不是你的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