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是中国历朝历代所共有的现象，为维系统治，反贪也就如影随形成了历代君王所思考的一个主题。清末民初，袁世凯预于“浊流”之列，为邀上宠和稳固权位大肆行贿，为获部属效忠而重金收买，用人又被讥为“使贪使诈”，这些都是以往著述所着重渲染而为我们所熟悉的面相。不过在这之外，还有我们所陌生或未知的一面，即袁世凯无论作为地方督抚还是民国总统，其实都一直高举反贪大旗，誓言澄清吏治，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而其反贪成败得失，也值得今人探索和总结，以示来者。

　　一、袁不爱钱

　　清王朝虽然作为一个马上取得江山的异族政权，但就其整体统治而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明的，大部分皇帝都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对于吏治也是非常重视，不惜屡兴大狱以整肃官风。但自乾隆中后期侈靡之风渐长，贪腐之习渐重，尤其到了同光年间，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喜好奢侈、贪图逸乐，身为辅弼重臣的恭亲王奕䜣及后来的庆亲王奕劻皆有贪渎之名，吏治遂堕落至贿赂公行、贪污成风的境地。

　　身处如此时势，袁世凯本人是否贪腐呢?如其本人不能洁身自好，“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以贪反贪”，则其反贪必成欺世盗名的闹剧而已，毫无意义。在清末民初的笔记中，对袁世凯供奉宫廷和贿赂亲贵有颇多描述，似已成为袁世凯集团贪腐的铁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袁是行贿者而非受贿者，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杨士琦为袁世凯供奉、贿赂的经办者，即称：“此项用款皆李文忠(即李鸿章)所遗，备北洋正用，宫保得借作宫廷应酬。从前如曾文正、李文忠辈，对宫廷即不必如此。如宫保对宫廷不如此，即不能行，因为起家的资格不同，那手法也不能一样，这是无可如何的。”[①]

　　能够直接证明袁世凯贪腐的证据，在相关史料中尚未发现，而反证却有不少。首先，袁对自己的操守颇为自负。袁罢官后，有一次推却部下的馈赠，即称：“兄历官中外二十余年，硁硁之守，当为朋僚所同认。迨归田以后，契好恐兄俸余无几，偶有馈赠，均皆璧返，丝毫未曾收受。清夜自思，差无愧怍。”[②]袁一向口是心非，惯于欺诈，他之所说尚须旁证。袁的女婿薛观澜说：“袁不好货，为其生平最大长处，袁氏常谓：‘身外之物，不足恋惜。’”[③]幕僚张一麐久居袁世凯幕府，对袁自有真切深刻之认识，在《红梅阁笔记》中曾记到：“总督本兼盐政，时长芦及永平七属盐务，余利巨万，又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皆蒸蒸日上。每曰：‘彼等拉余入股，余拒之，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余为一省长官而近利，何以责人?’故袁氏所有股票，皆段芝贵以黑龙江巡抚罢斥后，亏帑过多，项城为出资弥补，而以股票作抵，非袁氏所固有也。”张一麐感叹道：“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④]当代史家苏同炳在《袁世凯与庆亲王》一文中，对袁的奸雄作风大加挞伐，但也承认袁敢于用财而未敛财自肥，虽有发财机会，而不以发财为职志。

　　二、清末反贪

　　袁世凯为项城世家大族子弟，自幼轻裘肥马，痛饮狂歌，养成恢廓大度、慷慨好施的性格。袁几次科举不售，遂投笔从戎，后来在一次跨海平定朝鲜内乱的军事行动中崭露头角，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得以成为清廷在朝鲜的全权代表。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袁认识到旧军不可恃，主张编练新军，并积极钻营，寻找靠山。袁经由清流高官李鸿藻、翁同龢等人推荐，获得编练新军的机会。在小站练军过程中，袁殚精竭虑，励精图治，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一方面大力采纳西方军事制度，另一方面也注意防范旧军弊端。当时清军军营普遍存在营官侵挪积压军饷的状况，袁有鉴于此，对发放军饷非常认真，规定每月发饷，军饷营官不得经手，兵丁点名直接领取，发放时并派粮饷局人员前往各营进行监视。如此，杜绝了顶替冒领和克扣短秤等弊端。不过，后来袁以扰乱军纪擅杀营外卖菜百姓，得罪舆论，李鸿藻亦不满意，暗中指使风闻言事的御史进行弹劾。御史除了严厉抨击袁世凯“诛戮无辜”外，还罗织其他罪名，其中有一条竟为“克扣军饷”。袁如遭棒喝，在致亲友书函中自言：“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⑤]好在受命前往小站查办的荣禄，看到袁所练的新军整肃精壮，气象一新，大为赞赏，向朝廷回奏时称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议”，袁才安全过关。

　　甲午战争后，德国强占胶州湾，并以此为据点向山东腹地逐步扩张，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遂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山东问题复杂而棘手，需要能手快刀斩乱麻。1899年年底，在荣禄的竭力保荐下，清廷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至山东，首要任务就是镇压义和团，安抚山东百姓，避免出现因群众暴力运动而引起国际纠纷。同时，袁还大力整顿吏治，在当地官场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袁虽然首次担任封疆大吏，但对吏治却有明确而坚定的看法，认为吏治关系重大，“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故欲转移风气，整顿地方，莫先于讲求吏治”。而当时山东省吏治情形，袁非常不满，认为：“东省吏治，多失于因循，营务每流为废弛，而疲玩欺朦之积习，尤为文武两途通弊，几于相师成风。经臣随时随事反复诰诫，冀各洗心涤虑，激发天良，而不肖之员，仍多有罔知振作者。”[⑥]

　　整顿吏治首先要考察官员，辨别贤愚。袁对此颇有心得，自称：“臣抵任以来，接见属员，留心查看，复参之公牍，证以舆评，贤与不肖，略知梗概。”袁更重要的一手则是派员暗访，其女袁静雪回忆道：“他为了了解山东全省各府、州县官民的情况，时常派员出去分头密查。他在派员密查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还是到同一个地点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还另有一个人在做着同一件工作。如果这两个人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就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这次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互相对照。对查报实在的给以奖励，对那谎报不实的给予处罚。以后他在直隶总督任上，也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他后来常对我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他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举出上面的那个方法为例。看起来，他对于那样的做法，是感到得意的。”[⑦]考核得实后，在1900年，袁世凯先后两次举劾属吏，其中有嗜利营私，罔顾闲检者，有唯利是图，行同市侩者，有纵容门丁，需索盐商者，有性耽逸乐，玩视民瘼者，有操守平常，声名狼藉者。两次共弹劾属吏二十三人，其中有十七人即行革职，五人开缺，一人勒令退休。在惩处的同时，对一些吏治精勤，尽心民事的官员，也请旨进行嘉奖。袁出手强硬、果断，雷厉风行，震惊了整个山东官场。

　　1901年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巨变，袁世凯在此次事变中应对妥当，表现出色，升任疆吏之首的直隶总督。袁下车伊始，仍以考察吏治为工作重心。经过若干时间的考核，袁认为直隶吏治的总体情形略好于山东，因为“直隶地瘠民贫，迥非繁富之区可比，向来既少优缺又少优差”，“官邪多起于贪，而官贪半由于奢，直隶向系瘠区，尚无奢靡恶习”[⑧]。不过，称得上“良吏”的官员尚寥寥无几，且仍有少数官员嗜利营私，遇事生风，借故科敛，严重者以致激起民变。袁延续其高压治贪的作风，上奏弹劾贪劣不职官员，有七名知县以贪污受贿等问题即行革职，两名知县开缺，一名知府开缺调省察看。其中如原广宗县知县魏祖德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赔款，激起民众不满，而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当地武举人景廷宾看到民情不服，遂聚众反抗，被推为联庄会总团头，准备武力抗捐。魏隐瞒实情，夸大其词，向上级请兵进剿。营兵至境后，魏依仗军队声势，再次严立期限，出示勒捐，导致民怨沸腾，为后来景廷宾起事埋下了隐患。袁世凯认为魏贪诈成性，公事颟顸，处理失当，将其革职。

　　幕僚张一麐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属吏苟有脏私，必严劾治罪”，结合以上事实，此语并非谀辞。但反贪的同时，袁世凯为了巩固权位，扩张势力，却又大肆行贿，尤其对执掌中枢的庆亲王奕劻重金贿赂，频繁馈赠。其部属段芝贵为谋黑龙江巡抚一缺，献上美色以逢迎奕劻之子载振，袁对此事前默许，事后又进行包庇。此事经御史弹劾，风传天下，舆论一片哗然。这些丑闻重创了袁世凯和北洋派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使“浊流”的称谓愈发深入人心。

　　三、建立现代文官制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乘机东山再起，后经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于民国初年的吏治，曾任司法总长的罗文干痛下针砭：“吏治之坏，民国甚于满清，且年甚一年。”罗认为革命后无所谓官规官箴，官位皆以奔竞而得，倾轧而去，为求一位置，交通部竟有人以手枪胁迫总长。京师外城妓馆，皆为官吏议员之旅舍。革命以后，也没有考绩制度，官吏进身捷足者得，官吏升转奔竞者胜。吏治不修源于法度不立，罗认为这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民国既元，以言官制，则起草者手执日本法规大全选译之，以成吾国各部官制。以言官规民箴，则昔日之弹官制度、科举制度、铨叙制度、考绩制度等等，视为满清故物，不合共和制度，既废，人心愈嚣。”[⑨]

　　吏治紊乱，袁世凯心知肚明，不过所采取的措施却只是发布几道政令，加以道德训诫，自然也没有多大效力。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评论道：“若使大总统令如流水，一一皆有从风偃草之效，则吾民国岂不已长治久安?顾其如诲者谆谆，而听者藐藐。”袁并非不愿采取强力措施整顿吏治，只是由于权威未立，实力有所不逮。南北议和虽使战争暂时得以避免，但自革命后重心顿失，北洋派、革命党、君宪派三派为角逐权力，展开激烈竞争，导致政潮频生，政局动荡。中央有国会的制约，地方则形同割据，袁虽名为国家元首，但实际控制能力相当有限。袁日后曾抱怨说：“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⑩]所以，袁首要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特别是总统的权力。镇压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海外，君宪派则日受排挤，影响力日减，而北洋派势力扩张至长江流域，雄视海内。此时的袁世凯颇有君临天下，人莫予毒之势。袁在排除种种牵制，掌握了绝对权威后，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吏治。

　　民初吏治败坏，袁认为主要为两方面因素所致：其一，官吏素质不尽人意，“品流芜杂，其新进少年则昧于民情而无裨治术，其旧时僚吏则狃于故智而罔合时宜”;另一方面，地方秩序混乱，“改革以来纪纲尽失，地方官吏法令不行”。袁在法令中对国民表达歉意，称：“民国成立，瞬逾一年，日不暇给，深维礼教之不修，法律之未备，对于从前秕政未能一一廓清，本大总统深为负疚。愿提纲挈领，以整治吏治为先，正本清源，以旌别人才为尤急。”[11]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制基础上，袁从1913年开始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官吏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甄用、待遇等方面的法令，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文官制度。

　　为规范官吏任用资格，袁政府设立文官考试制度。1913年12月颁布《知事任用暂行条例》及《知事试验暂行条例》，规定在全国实施统一的县知事任用和试验制度，以具体规范县知事的任职资格和程序。袁把县知事选拔作为文官考试制度的当务之急和重头戏，从1914年2月至1915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四届知事试验，录取后分发各省任用，合计两千余人。1915年9月颁布《文官高等考试令》和《文官普通考试令》，旨在选拔具备现代知识的官吏。1916年6月举行第一次文官高等考试，录取194名。为惩治贪污，袁建立监察、惩戒机构，制定专门法律。袁曾就某官员贪污事件对人言：“今日又无都察院，这种贪财枉法之事，无人举发，如何是好?”于是仿照前清御史制度，设立肃政厅。肃政厅置都肃政使一人，肃政使16人。肃政使直隶于大总统，依据《纠弹条例》弹劾官吏之违反宪法、行贿、受贿及滥用威权、玩视民瘼事件。袁又颁布文官惩戒法案，设立文官惩戒委员会，负责监察官员是否有违背职守义务、玷污官吏身份、丧失官吏信用等问题，视情况而给予相应惩处。1914年公布《官吏犯脏治罪条例》，规定受贿在五百元以上而又有枉法行为者，处死刑;受贿在千元以上而不枉法者，处无期徒刑;卷款潜逃在五千元以上者，处死刑。

　　这些举措中尤以设肃政使最令文武官员有所忌惮，也最吸引社会舆论的注意。担任肃政使的官员，大多在清末时期有过御史或司法官的经历，深谙传统官僚制度，为人则刚正不阿，风骨棱棱。袁为显示自己“任人唯贤”，还特地电召清末因参奏奕劻和袁世凯而享盛名的御史赵炳麟、安维峻等人入京担任肃政使。5月25日，他接见平政院院长汪大燮和都肃政使庄蕴宽及肃政使十四人，说：“中国之大，官吏之多，一人耳目不能周到，故靠诸君主持风宪。”从1914年3月4日成立起至1916年6月29日裁撤的两年多时间里，肃政使内弹部长，外劾疆吏，颇有雷霆电击之势，如纠弹王治馨在顺天府尹任内卖官鬻爵案，纠弹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八厘公债案，纠弹交通部次长叶公绰案，纠弹海军总长刘冠雄八款，纠弹财政次长张弧、陆军次长徐树铮等。肃政使在整肃官纪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如王治馨被枪决，应德闳被革职，时论称其“自经成立，所上纠弹之案已不下数百余起，动辄牵连数十人，而其中居显要者颇众”，号称“身居显要者人人自危”。

　　肃政使纠弹案件中以王治馨卖官鬻爵案最为轰动，堪称民国成立以来第一大贪污案。王治馨山东人，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王曾随侍左右，并得到徐世昌、赵秉钧的信任，在军警界颇有一定势力。王在清末历任奉天巡警总办、北京内城厅丞，入民国后历任北京巡警总监、顺天府尹，后以声名恶劣免任，改任副都统闲职。王任巡警总监时，因为北京巡警系统纪律严明，只能在任用几个小小科员方面做做手脚。升任顺天府尹后，权力为其大开卖官之门，顺天二十四县，王竟卖去二十二县，传闻王不法收入至少七八万元，闻者骇然。另传王将顺天一年房捐吞没，至二十万之多，用于购买天津地皮。1914年6月肃政使弹劾直隶省霸县代理知事刘鼎锡贪赃，奉令拿归平政院审理，外间颇不满意，认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不过，随着刘案调查逐步深入，很快把王治馨这只隐藏背后的大老虎也牵扯出来。肃政使夏寿康、江绍杰、张超南等联名弹劾王治馨，弹呈由张超南主稿，张本为弹劾霸县刘鼎锡者，在当时也是一极铮铮有名的谏官。弹呈主要指摘王任用某县知事得银若干，总数约在七万以上，并证实有经手过付之人可查。此前，袁对王贪污情形已有所闻，所以随即下令把王捉拿归案。王治馨为北洋派嫡系，王案一出，京内外北洋派旧人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见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表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10月23日，王治馨被执行枪决。王死后，袁流着泪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即赵秉钧)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12]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案为炯戒，勿贪赃枉法。

　　袁世凯对于王治馨案的处理，犹如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斩马谡”彰显袁世凯反贪治贪的铁腕和决心，不以私谊而枉法的大公无私，此举确实震动官场，一时官吏皆有畏惧之心。“挥泪”则显示袁有情有义，对于其他北洋旧属也是一种心理安慰。但事实上，袁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大公无私，袁是一代枭雄，深谙权术，对王治馨案的处理有着双重用意。袁需要一条人命为其反贪事业立威，杀鸡吓猴，把屠刀指向北洋派成员尤能起到震慑作用。另外袁杀王，也是因为王在宋教仁案中言论不当而遭致忌恨。宋案出后，涉及总理赵秉钧，北京国民党开会要求赵秉钧莅会，赵派王治馨代表前往。国民党党员质问刺宋主使人，王回答称：“杀宋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此语登载各报，引起一片哗然。次日，袁看到剪报，勃然大怒：“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13]词色甚厉。从此王被袁视为异己，而此次受贿案一出，恰好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机会，既立威又排除异己，一箭双雕。

　　对于此一时期袁的整顿措施，历来史学家皆以其复古成分而大加抨击，而未注意对吏治的好转实具积极意义。罗文干即称：“民国二年，袁氏专政，京外乃有划一之官制，铨叙乃有一定之成规，登庸乃有一定之考试方法，整肃官方，弹官乃设，官俸官规于是乃定。谋官吏保障之法，乃设惩戒法规。免地方干讬之风，遂恢复本籍回避之例。虽云复古，然行之两年，吏治稍以整顿。”[14]

　　四、帝制运动中的反贪案

　　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其反贪事业也蜕化变质。袁自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制定约法，步步走向帝制。至1915年，帝制密谋已由言论进入实际阶段，步伐加快，六月份则掀起政海狂澜，“五路大参案”、“三次长案”横空出世，一时间朝野轰动，人心惶惶。“五路大参案”系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铁路舞弊案的合称，涉及交通系干将交通次长叶恭绰、京绥路局长关冕钧、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京汉路局长关赓麟等人。“三次长案”为交通次长叶恭绰、财政次长张弧、陆军次长徐树铮被参案。实际上，“五路大参案”、“三次长案”矛头都共同指向一个隐藏幕后的重要人物，即交通系领袖梁士诒。梁在清末即掌管交通，曾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处提调，以其长袖善舞，而有“五路财神”之称。交通银行为其一手操办而成，掌控着交行的实权。入民国后，梁曾担任袁世凯的秘书长，权位显赫，人称“二总统”。袁政府财政竭蹶，经常需要交通银行筹挪款项，梁和交通银行也成为袁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袁世凯计划改制称帝，需要梁士诒和交通系为其筹款，但梁反对改制，所以有“五路大参案”、“三次长案”的发生。

　　起初，新任命的交通总长梁敦彦授意某人拟定铁路参案，交由都肃政使庄蕴宽照参，庄不允，某人明言这是主座的意思。某人又以政事堂密令，派肃政使王瑚、蔡宝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使领衔参劾。事发后，袁一日召见梁士诒，称参案稿中有你的名字，我已经命令为你销去。当时梁感觉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威胁听命。急欲作太子的袁克定，约梁士诒谈话，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梁不敢明确反对，谓需要与同人商议后再作答复。梁回寓后当夜召集交通系人员开会，谓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商议后决定要头。梁回报袁克定，表示愿为尽力。梁士诒长袖善舞，手下又有交通系健将，自决定参加帝制活动后，立即积极进行，原先筹安会预定包办的种种请愿活动，全部移交于梁。梁利用参政身份，操纵参政院，使之成为袁世凯称帝的重要工具。于是，列入参案的交通次长叶恭绰复职，京绥路局长关冕钧免议，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京汉路局长关赓麟仅交付惩戒，一时注目的大参案遂不了了之。有人一语道破实质：“五路案即帝制之反笔文章也。”“五路大参案”、“三次长案”虽达到胁迫目的，使帝制运动加速，但也使袁世凯作法自毙，最终在国人讨伐和反对洪宪帝制的声浪中死去。

　　综观袁世凯的一生，其反贪事业明显呈现出双重性质：一方面，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深知吏治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定，所以从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力整顿，双管齐下，对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袁为权诈过人的枭雄，把反贪作为一种清除异己和强化效忠的权术，这就注定袁的反贪事业不可能彻底成功，并且造成人人自危的境地，也只会加速其败亡，最终众叛亲离，玩火自焚。

　　[①]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见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0页。

　　[②]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册，第890页。

　　[③]薛观澜：《袁世凯黎元洪结合之史实》，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合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④]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69、470页。

　　[⑤]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见《近代史资料》总37号，第10页。

　　[⑥] 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1、232页。

　　[⑦]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近代史资料》总74期，第130页。

　　[⑧] 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第987页。

　　[⑨] 罗文干：《狱中人语》，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18、119页。

　　[⑩]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页。

　　[11] 《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248号。

　　[12]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2页。

　　[13] 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总7号，第146页。

　　[14] 罗文干：《狱中人语》，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