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为了自尊，穿起了各式衣服打扮着给别人看。赞或不赞，它都在那里。可是为了夺取眼球，它偏要打扮成奇形怪状，炫耀着，反令人恶心起来。

　　权力的七嘴八舌

　　对于令人仰慕的权力，却是七嘴八舌说不清楚的事情。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者打起头阵，企图给出一个解释。

　　对于权力众说纷纭，有人列举了各种解释[1]，且检其一二道来。

　　其一是权力的力量说，是在权力定义中最古老的、最正宗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基本上成为人们理解权力概念的常识。字面上也就把“权”和“力”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词汇。

　　其二是权力的资源说。权力是对其他人或组织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资源，从而可以为权力拥有者带来好处，帮助权力拥有者实现自己的意志或愿望。反过来，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权力，就可以主动通过掌握的钱财或其它物质资源支配其他人或组织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就有钱权交易。

　　其三是权力的关系说。福柯就强调权力是一种关系，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处于命令的地位，体现着人们之间处于不同层次并不对等的关系。对于权力的网络，福柯还比喻为权力眼睛，四处张望，在凝视，在窥探，在监视，在规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孔不入。

　　其四是权力的传媒说。这种观点把媒介作为权力的一种存在形态，认为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传媒和网络、手机等现代传媒的力量已进入百姓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随时随地拍照、写微博并发出去，构成了社会权力中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部分。全民参与的全民传播，打造着全民眼睛，盯紧着各种言行，形成着谁都不能无视的社会舆论，于是有人说“咱们跟拍有力量”。这种力量散布在百姓中，从积极方面来说，监督着各级官员一言一行，使权为民所用有了落地的基础。

　　相比较之下，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较多进入人的心理层面。他认为权力源于个体的行动，始终是有意图的。权力包含了与人的意向性或目的论的特定关系。

　　韦伯根据权力三种所谓具备合法性的基础，构想出三种类型权力：个人魅力型、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凭借独特个人才能或天赋而被赋予合法的地位从而受到人们的服从。传统型则靠相信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以及传统权威实施统治。法理型经由立法产生的法令规章，以及在法律规则下发布命令。在法理型中，人们服从命令是出于对法律的信守。这种分析成为了管理心理学中对领导者如何建立起依靠个人魅力而令人信服，而不是靠外来权威令人服从的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基础。

　　自尊的异化

　　权力与排场，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了权力会很得意，滋生出奢华而摆排场的土壤。即便俭朴从简者不愿意，也有抬轿子的人愿意为之摆，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了。摆排场无非是想炫耀，炫耀的不是荣誉就是权力。它想掩盖自卑显示自尊，但却露出悲哀的尾巴。

　　自尊感强弱与个人参与政治或当官有关吗?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吸引了那些自尊感较强的人，那些能够应付政治生活的紧张、挫折和风险的人。有些社会成员天生具有强烈的权力与荣誉动机、成就动机，导致其追求超越他人的荣耀。自我实现是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层次，持久性和强烈程度都超过排于最低位的生理需要。难怪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出人头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希望获取高人一等受人尊重和羡慕的地位。

　　还有一种观点假定，政治吸引了很多自尊感低下的人，这些人在童年时期曾经有过情感上的缺失，遭人嘲笑或受到过其他方式的虐待，或者在成年生活中遭到失败或挫折。于是这些人想通过政治提供的声望和权力来寻求补偿这种自卑，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提高自尊。[2]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出身低微的寒门弟子，尤其我们不讲经济的年月造就着“贫穷”，所以大部分人符合后一种假定。但他们也仍然一样追求着自我实现的“终点”目标，只不过“起点”不同。于是，他们一些人在官场上作出种种令人叹息摇头的表演。

　　现在中国一些官员出身寒门，年轻时父母含辛茹苦供养上学，省吃俭用熬到为官一方时，大有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释然感觉，为此有的人大肆挥霍、炫耀权力，以补偿自己。

　　这种心态往往表现在，级别低的单位、贫困地区的官员往往热衷于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以这种炫耀性夸张的行为来抵消自己曾经的长久压抑。

　　还有的地方官员要建地标性的建筑，彷造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白宫等;也有许多地方在建造高楼、喷泉或别的什么项目，要瞄准“世界第一”，这似乎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情结。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人长期积压下的弱民心态作祟。其“舍我其谁”的突然爆发变成了不顾实际的笑柄。

　　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建设加快，一些学校包括不少百年老校被拆迁的例子并不鲜见。令许多人惆怅不已，曾经毕业于斯的老老嫩嫩的人们茫然：母校去哪儿了?

　　一张流传于网络的某中学“老师下跪”反对拆迁的照片，让一所百年老校的命运引起了广泛关注，能让老师们“跪求”保留的学校里，蕴藏着师生们怎样的情感和牵挂?许多被强制搬离原地的百年或民国前的老校就遭此厄运。

　　老名校可以搬走，但与之相连的大山、河流湖泊和悠久的历史却没办法跟它走。试想一下，如果北京大学不再坐落在末名湖边，哪还有北京大学的思念吗?

　　学生和老师一茬又一茬，还在记忆中使之亲切的是校园仍然保留着的往年风貌。如果整个学校都已经搬到另外的地方，母校还在吗?

　　喜欢拿政绩说事的人才不关心历史，他们喜欢在自己手上创造历史并另写一页，所以，历史名校可以拆掉。附和着甚嚣尘上的“拆那”叫声，China被这些人变味着。如今干脆整体搬走，什么记忆都擦掉了。在一些人眼里，宝贵的不是历史，不是美好的记忆，而是上马工程后，潜规则里的回扣。即使考虑历史，以后历史记住的是谁建造了他们，而不是曾经的艰苦奋斗的以往。

　　不合事宜与蔑视历史只是不同角度的不同态度，关键是话事的人官帽有多大。曾经的校友们在无可奈何的黯然中，即使有反对之声，也是螳臂当车，滚滚的车轮要辗断他们了。

　　有个敢于讲真话的大学校长说：“我们漠视历史的价值，总以为楼宇越新越好，但你到法国市中心看看，几乎没有什么新建筑，他们以历史积淀为自豪，而我们以不断地拆楼建楼来折腾自己。”

　　喜欢在评论中指点江山的陈扬在面对拆字屡禁不绝的现实，也无可奈何地纸上发发牢骚。他说：“说文化他们不懂，说历史他们不在乎，说法律他们不害怕。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拆毁城市历史文明的狂热呢?难道在现代文明城市的阳光下，在法制社会的朗朗乾坤，我们还要用最古老的办法祈求神灵来保佑我们的城市大步跨过这段黑暗吗?我估计法律都管不了的事情，神灵也无能为力。”

　　历史啊，被漠视他们而重视以政绩现实来粉饰自尊的人战胜了!

　　官本位的角色迷失

　　这是两个不管对方官位如何，只尽自己职责的故事，成为美谈。

　　俄国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一天早晨，列宁进人民委员会所设的斯莫尔尼宫时，卫兵洛班诺夫不认识他，一定要他按规定出示证件。与列宁一起来的那名随从想上前说出列宁身份，让卫兵立即予以放行，被列宁制止了。列宁掏出了证件，卫兵从证件上知道眼前这人就是列宁时，他脸红了，连声说：对不起;列宁亲切地对他说：你做得很对，任何人都要坚守制度。

　　欧美某个发达国家。一天下午，州长罗伯特先生回到家里，在去卧室前对管家怀特说：我已经有两天一夜没休息了，我想好好的睡一觉，任何人都不允许打扰。

　　半小时之后，客厅的电话铃响了，是总统有急事，找州长到他办公室。但管家说“对不起总统先生，我是他的管家，我必须对他负责，请您原谅。”

　　几个小时后，州长走出了卧室。管家怀特把刚才电话的事告诉了州长。州长微笑着对怀特说：“谢谢你。”。

　　罗伯特来到总统办公室，刚想解释一下之前发生的事，还没开口，只听总统说：“请他明天到我办公室报到，我需要这样对自己职责忠诚的人。”

　　职责其实与官位无关，制度也与官位无关。但“官本位”却企图黯淡职责与制度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的时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官本位的文化。“官本位”如果伴随着“责任本位”，有后者的监督提醒，会好些。而偏偏一些人只图“官”帽不管责任，就迷失了角色本身的要求了。

　　官场上，“官本位”的权力崇拜，迷糊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番薯”的当官应有“角色”意识。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的权力崇拜实际上就是涂在“面子”上的脂粉或披在身上的漂亮外衣。叔本华说：“官位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件虚伪的外套，目的在于索取人为的尊敬。”做官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获得别人的尊敬和羡慕的动机，如果并未超出法制的限度则无可厚非;而一旦官员滥用职权，不择手段地追求炫耀，则形成炫耀性腐败。[3]

　　“官本位”作为等级制度起初只是在“干部”中，后来竟发展到了社会各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其“领导者”都是“任命”而来，也自然而然地都被划定了相应的官阶等级。

　　有大学教授专门对官场称呼流行的简称作了分析。分析发现，一般正职以姓氏加职务称谓的第一个字，如“李厅”、“王处”、“陈科”等。偶尔遇到姓氏谐音难题，“范局”、“戴校”、“季院”等(谐音分别为饭局、代校、妓院)，此时就最好不要用简称了。官场中还特别注意上司姓氏与职务的语音搭配，如赶上傅、富、符、付、戴等姓氏的一把手，你叫“傅厅长”和“戴局长”，误以为他是副职或临时代办呢，那就会得罪人了。

　　可是由于许多时候的称呼混淆，也往往弄出啼笑皆非来。有一次，一个娱乐界的活动在某乡举行，举办方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李湘马上要到了”，搞得观众翘首以待。当最后是一个汉子昂然出现时，人们才明白，工作人员说的是李乡——李乡长，而不是湖南台著名主持人李湘。此工作人员是故意混淆视听还是没深究官场简称的秘诀?不得而知!

　　这种把级别高低作为炫耀自己的外衣的“官本位”意识，在没有“官”帽的知识分子那里变成了“职称本位”。前者只图“官”帽而避开责任，后者只谋职称而不求称职。

　　“官本位”强化的等级意识大概也就凸出了身份，便于人们在打交道中辨清自己的位置和相应的言行举止。但问题是“官为民”的真正角色意识变成了“民为官”的角色迷失。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剧院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关键时刻的“生死牌”选择中，“官”成为了护身符，这实是“角色”迷失的悲哀。

　　“唯上不畏下”的嘴脸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的“唯上不畏下”恶习在官场、世间，以明的或潜的规则盛行着。

　　在“官高一级压死人”的封建社会里，“唯上”恐怕是生存的要领。《三国演义》上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生存要领。

　　拥有70万大军的袁绍讨伐只有5万兵马的曹操，但手下谋士田丰上书劝阻，说是天时不利，轻举妄动，恐遭失败。袁绍大怒，以“乱出不祥之语，阻挠仁义之师，扰乱军心”为由，将田丰逮捕入狱，说是等“破了曹操，再明正其罪”。不料官渡一战，一败涂地。田丰在狱中，狱吏向他贺喜，说是袁绍大败而回，一定会后悔不听你的忠告，你有如此先见之明，一定会受到重用。而看透袁绍的田丰苦笑着说：“吾今死矣!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救我;今战败而羞，吾不望生矣!”狱吏不相信，忽见使者持宝剑来到监狱，说是袁将军有令，要取田丰首级。田丰只得自杀于狱中。

　　田丰的不幸言中，是看透了“君”的自尊大过天必然“君要臣死”，“君”是“在上”错不得，于是要杀“在下”而出气。

　　吴承恩也看透了这一点，于是在写《西游记》中也让大闹天宫犯上作乱的孙悟空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好好反思“犯上”的“罪孽”。“逃不出如来的手心”的说法，实质上也反映了“在上”者自尊大过天的现实。把孙猴子看作祖先的人类，也祖祖辈辈地遗传着这不要“犯上”的反思。

　　郑锦玉原是当年孙立人家的水电工，于1982年移居美国，现为美国崇德儒学会会长。郑锦玉回忆孙立人曾向他透露过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的谈话秘辛，时间是1955年5月28日，距离孙立人被罢职不足一月时间。蒋召见孙时说：“美国新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邀请你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不邀请我呢?你不要自以为很聪明，你再聪明也难逃出我的手掌心。现在我要把你孤立起来。”孙则理直气壮地回敬说：“我一生只知道忠君为国和爱民如子。我最讨厌政治，更不会使用政治手段来加害于人。……”此时场面空气紧张尬尴，蒋介石恼羞成怒，逐退了孙立人，自此二人再没见过面。

　　郑锦玉分析孙案前因后果，得出的结论认为，作为清华精英、美国“南方西点”之称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抗日名将、史迪威眼中的顶尖人才，孙立人的声望功高震主，足以让气量偏狭的蒋介石猜忌恐惧，嫉贤妒能。[4]

　　那些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却不懂得看风使舵、看菜吃饭的官场生态要领之人，其悲惨现实使众人不能不“唯上”了，于是就有了奴才病。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评论道：大清国人人有病。这种病，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太监们自己受着罪，但因为贴身于皇权，也沾染了可以“吹风”的权力，从而也把权力对其他人挥舞着，就不感为奴之耻了。但太监作风却在官场泛滥着。

　　对此种作风，习近平指出，“有的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逢迎拍马、唯上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