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发展重心向城市的全面转移,中国的城乡差距持续加大,由此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农民进城务工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①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户籍上却仍然属于农民,城市并没有为他们的居住、生活、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性安排。②由于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权利的缺失,目前广大农民工还未能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状态,由此造成严重的子女教育问题,即所谓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③根据相关调查估计,14周岁以下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数量在2450万左右。④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显示,核心家庭举家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就北京市而言,据2006年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显示,被访流动人口家庭举家迁移的比例为41.2%。⑤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6~14岁的外来学龄儿童为24.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3.5%,占全市学龄儿童的28%,与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3.4万多人。⑥

　　本文的调查主要在北京市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L村展开。随着近几年一些流动人口聚居村的拆迁,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L村,在L村的近两万名居民中占约一万六千名。2011年9月,旨在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希望社区”落户L村,我们便以社区中心为依托接触到更多的流动儿童。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资料和数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L小学向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二是对有适龄儿童的外来人口家庭进行入户访谈;三是通过参与“希望社区”的活动对流动儿童进行观察。

　　二、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

　　我们对L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长达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常住”并不意味着“稳定”,他们的住所、生计乃至心态都呈现一种特殊的动荡状态。

　　谢晓今年10岁,在老家内蒙古赤峰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几年后妹妹降世,一家四口一直在北京生活。尽管如此,谢晓一家的生活并不稳定,搬家成了常态。她妈妈说:“我们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六所(L村附近的工厂)边上,住了一年多,我那会儿没工作想找点活儿干,就搬到了T村。后来闹非典说T村有病人,我们就搬到L村。但是L村这边幼儿园不收外地小孩子,T村那边收,2005年就又搬到T村,住了一年多。后来又搬回这边,这些年净搬家了。”谢晓一家来京后在海淀西北一带村子之间搬了四五次家,主要由于找工作、躲避非典和孩子入园等多种原因。

　　对流动儿童来说,“居无定所”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们不得不频繁转学。王盛来自河南信阳,2000年左右,他爸爸只身来到北京打工,三年之后,王盛和妈妈、妹妹来北京与爸爸团聚。因为父母是颐和园的流动摊贩,他家最早就租住在颐和园附近,后来王盛独自寄居在L村的舅舅家中,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两年,父母和妹妹才也搬到L村与王盛同住。在L村的租房生活也并不安定,因为与房东的用电纠纷,王盛家半年前又搬了一次家。住在颐和园一带时,王盛就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H小学读二年级。随着部分生源不足的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放宽入学限制,王盛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在这次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者可以正常升学,成绩一般者也可以入学,但需要留一级,成绩太差的则无法入学。成绩平平的王盛得以进入L小学,但多花了一年时间重读二年级,之后才在升学的道路上步入正轨。与王盛同时参加转学考试的同乡王雅则因为考试时涉嫌抄袭,被L小学拒绝接收,她只得重回H小学继续读。一年之后,王雅再一次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这次她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但因成绩较差,只能从二年级读起。这样,王雅读二年级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加之在农村老家时入学较晚,现已14周岁的王雅仍然在读小学六年级。⑦

　　频繁转学也会在学业上给流动儿童造成困扰。⑧谢霞的老家在四川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她的父母十几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她则跟姐姐留守在老家。由于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谢霞到四年级时只得转到乡中心小学,没过多久,她感到学习吃力,父母便怀着给孩子补习的心态将她接到北京读书。因为L小学不收插班生,爸爸便将谢霞送到了海淀打工子弟学校Y小学,四年级读完之后,又将她送回老家中心校读五年级。六年级时谢霞再次到Y小学读书,现在在海淀区的公立学校F中学读初二。在老家村小、中心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之间的辗转就学经历让谢霞很是困扰,不同的科目、教材和教学方式让她颇为不适应,她常说自己因为总是转学基础不好,英语成绩即使和毕业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相比也差一大截。

　　除了搬家、转学这种明显的动荡,不确定和漂泊感实际上弥散在流动儿童每天的生活世界之中。在L村,我们走访了很多流动儿童家庭,这些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租住在本地村民的自建房屋中,简陋的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床、桌子、电视等就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屋内堆积着许多包裹的家庭也并不鲜见,总体上给人一种“暂居”的印象。这种居住状态一方面与打工者的收入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流动人口的特殊心态。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5年后自己可能的去处,近50%的人认为自己仍然会待在北京,但也有接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他们投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极低。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望,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流动儿童在漂泊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发育、地域认同和社会交往等更长远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改变之前,我们不应坐等漫长的城市化进程来改变流动儿童这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心态。在L村,我们看到“希望社区”的成立为积极干预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当流动儿童们每天到“希望社区”与社工及同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活动、玩耍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感受社区的“在场”,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感。希望社区的一系列活动也在有意无意地促进着流动儿童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村庄社区的了解和认同,比如组织孩子们走访整个社区、手绘村庄地图、到村边的山上郊游等。对流动儿童而言,“根”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随着土地认同而增强的还将是对公民权利的渴望,这种主人翁意识在他们成年之后很有可能成为争取平等权益、呼唤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

　　三、边缘化的学校教育

　　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接收地之一,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可观。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明朗化,尤其是2001年5月中央出台“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两为主”政策明确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之后⑨,北京市公办学校也相对放松了对流动儿童入学的严格限制。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农民工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⑩

　　由于中央政策的引导、流动儿童规模的扩大和舆论压力等原因,城市政府相关部门确实放松了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限制,使得矛盾相对缓解,然而这些措施不过是将流动儿童安置在城市教育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保障他们平等就学的权利。接收流动儿童较多的学校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市中心的那些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与流动儿童无缘。国家层面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并未完善,欠缺明确的操作方案设计,在现行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以及城市滞后的管理思路下,流动儿童获取与城市儿童平等的入学机会仍然困难重重。

　　由于盛行不衰的城乡二元分割和严格的户籍限制制度,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还会随着他们的升学变得愈加渺茫。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与二十多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居住在L村的这些有相对稳定生计的外来人口而言,送子女进公立小学似乎已不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但是,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开放公办学校,其政策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其他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瓶颈问题。我们发现,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限制有所松动,但是由于没有触及户籍制度、高考制度这样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流动儿童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顺利地在流入地城市入学,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对他们来说也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延后罢了。不是回老家与否,而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让孩子回家才是流动人口家庭的选择所在。

　　晓乐是L小学的五年级学生。经过多年打拼,晓乐的父母去年已经在老家山东泰安的县城里买了房子,打算等晓乐读完五年级就带他回去,夫妻俩在县城做些小生意,晓乐就近上学。同样打算陪孩子回老家读初中的还有唐宁的父母,他们希望唐宁能尽早适应老家的教学方式。与继续漂泊或者被迫远离父母的孩子相比,晓乐和唐宁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回家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毕业之前一般会比较稳定地和父母待在老家。但是回去之后学业如何,则仍然是个未知数。晓乐向笔者讲述了他表哥随父母回乡的故事:“我哥原来在北京学习特好,四面墙都是奖状。后来他回老家了,初中差点没考上,(因为)老家的教材难。我哥现在完了,买了电脑之后就是玩电脑,成了学校最下流的学生,逃课打架,他还当作特骄傲的事跟我说。”由于流动儿童回老家之后需要重新适应老家学校的环境,一旦这个适应过程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学业一落千丈,就算父母在孩子身边也很难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由于打工收入不多,流动人口家庭一般难有积蓄,老家的工作机会又少,能够下定决心为了孩子升学举家回乡的毕竟是少数。考虑在北京升学的种种困难,父母单方陪孩子回老家读书也是一些家庭的现实选择。李涛现在读二年级,她的妈妈已经把陪女儿回老家读书视为唯一的选择,亲友家的孩子留在北京上初中之后遭遇种种麻烦的实例坚定了李涛的妈妈送孩子回老家的想法,“我婶婶家的孩子原来就在L小学,学习挺好的,推优(11)推出去了,到了北部新区一个学校。本地的学生学习好的就可以住校,外地的人家就不让住。孩子只能每天来回坐车,实验班也不接收她,最后还是得回去考。”对孩子来说,父母一方的陪伴可以给予基本的照顾,但这是以一家人分居两地为代价的。回乡的家长不仅要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还要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必然要承受父母一方在教育中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流动儿童自身而言,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就是远离父母独自回老家上学,成为真正的留守儿童。陈楠的爷爷、姥姥、姥爷均已去世,年过八十的奶奶也无法照顾陈楠,但父母还是决定让她回老家上初中,亦如两年前对陈楠姐姐的安排。对于两姐妹的照顾问题,父母把希望寄托在陈楠一位堂嫂身上。面对这样的安排,陈楠非常抵触,她不愿离开北京,更讨厌寄人篱下,为此她跟母亲有过几次争吵,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她不得不独自回乡的命运。

　　许多流动儿童一出生就随着父母在外流动,尽管他们的聚居地在远离市中心的城乡结合部,他们还是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一旦回到农村老家,很可能被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助感包围。对一年回老家一次甚至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们来说,家乡并不是亲切温暖的,即便对家乡的想象也让他们感到沮丧和压抑。唐宁就曾明确表达过对回老家的抵触:“我想过了六月再回去,反正我就想能多过就多过一点。不舍得,我从小就在北京。我们全班外地同学都不想回家上学。我就喜欢在北京待着,因为老家课比较多,但到高中了我们都得回家考去,我感觉挺压抑的。我大哥和姐姐(大伯家的亲戚)一直在老家上学,学习成绩超好。我想他们周末肯定成天在家里,上完课就回来,回来以后就写作业,写完作业就看书,从来不出来玩。我就害怕我跟不上,就感到压力很大。我对老家一点不熟悉,特陌生。老家肯定没有这边好。”这又让笔者想起了晓乐表哥的悲剧,许多流动儿童回乡前就已经对老家的学习生活心生抵触,一旦这个适应过程出现什么问题,很可能使他们彻底厌学,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此外,城乡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也是横亘在回乡儿童面前的事实。(12)从统计结果来看,2004年一项针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13)流动儿童回老家之后想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脱颖而出,想必一定是非常困难的。

　　正是因为回老家读书的种种困难,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会选择留在北京上初中。王盛告诉我们,他六年级时班里的32名同学中有23名都留在了北京上初中,其中5人获得推优资格,即可以通过摇号进入市区比较好的公立初中,其余人则去了L村划片对应的W中学。从打工子弟小学毕业的谢霞也顺利进入了公办的Y中学。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升学的渠道是否畅通实际上还要取决于一些不稳定因素,流动儿童升初中并没有被常规化和制度化。王盛向我们讲述了他升学的经历:“我原来在L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小学里想报名,不知道为什么就说报不了。后来就毕业考试,考完试之后又给我们成绩可以的发了一封信,也没经过入学考试,就说已经录取了,开学的时候就直接去了。”而谢霞进入Y中学的过程则显得有更大的随机性,她说:“我小学毕业分校就分到了Y中学,哪个中学需要学生就找到我们小学来定。”

　　为了参加中考、高考,流动儿童在北京的初中学习只能是暂时性的,回老家成为早晚的事,区别只在于他们能有多少时间去适应地域分割的教学体系和考试特点。谢霞打算今年读完初二就回老家,虽然她老家四川初中使用的教材和北京是一样的,但考试科目不同,教学重点也就迥异,这让她很是担忧。

　　如果流动儿童在初中之后无法就地升学,尤其是面对高考地域限制这种很强的结构性因素,那么义务教育的开放对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将十分有限。选择留守,他们将面临的是在陌生的老家远离父母的缺失感、农村较低的教育质量以及重新适应老家应试教育要求的痛苦过程;选择继续流动,他们则要时时面对何时以何种方式回老家参加中考、高考的抉择,同时还要应对不稳定的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在动荡的生活中艰难维持学业。

　　四、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

　　在制度性障碍之外,流动儿童在教育方面的劣势地位也与他们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code theory)都提示我们,由于家庭社会地位低下和经济、文化资本的贫乏,底层阶级的儿童其实早在进入学校之前就已经处于教育上的不利地位,这种阶级地位造成的教育上的劣势在学校中只是被进一步强化了。

　　(一)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

　　在房租收益的驱动下,L村的房东将房屋盖得越来越密集,低矮、昏暗、狭小的房屋成为流动儿童家庭在京的栖身之地。一般三口或四口之家会居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中,少数和老人同住的家庭会有里外相通的两个小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居住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除了少数搭建简易厨房的家庭,其他家庭都是一屋多用,做饭、睡觉、起居都在这一个房间中进行。对流动儿童而言,这样的居住条件对他们的学习造成直接影响。我们没有发现有写字台或书桌的流动儿童家庭,他们一般都用小饭桌、柜子等代替,还有的孩子直接在床上写作业。再加上光线昏暗以及同居一室的相互影响,很难想象流动儿童在家里能够专心学习。

　　即使流动儿童能克服干扰在家中学习,家里能提供的物质资源也十分有限。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留意了流动儿童家中书籍和学习型电子产品的拥有状况。我们发现,流动儿童家长自身极少进行阅读,能主动给孩子买齐学校要求的教辅书就算很不错的了,很少看到流动儿童家里有课外书。家里没有书,一些仍然对阅读感兴趣的流动儿童就把希望社区的几个小小的书柜当作了“宝藏”,尽管有种种借阅限制,一些孩子还是乐此不疲地跑到希望社区去看,偶尔还会因为抢书而争吵。这并不是由于希望社区的书有什么特别的魔力,而是恰恰反映了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源(14)的极度匮乏。除了传统的书籍,如今针对学生的学习需要推出的各种电子产品也层出不穷,如电脑、电子书、电子词典、学习机等,但是这些离流动儿童还很遥远

　　(二)父母教育程度及学业辅导

　　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家长全部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只占不到5%,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他们很难搞清楚子女确切的学习状态,更欠缺辅导孩子学习的能力。

　　唐凯的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父亲每天上班早出晚归,母亲在家带三个孩子,夫妻双方都会过问唐凯的学习情况,但也仅限于“过问”,问他是否做完了作业。谢晓的妈妈也是小学肄业,她无法具体地描述女儿的学习情况,只是笼统地说:“她不爱学习,就贪玩。我开过家长会,老师就是说有的孩子学习跟不上啦,反正就是这些。……我感觉她学习是哪样也不行,最主要是数学和英语,语文也不算好。”谈到对谢晓的学习辅导,她显得漫不经心,“我对孩子的学习也算关心,哎呀,关键是我什么都不会,关心也教不了她。”

　　以往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大多数儿童都会深受父母教育经历的影响,父母的教育失败对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成就预期等都有负面作用。(15)唐凯的妈妈在访谈时对笔者直言:“他学习没什么变化,从一年级就是中等,到现在还是那样,上进不上去。我想是不是怨家长不识字没法教他,没教出来。他奶奶总是说,别想着他能学习多好,父母都不识字,没门儿。”

　　由于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少家长在表明自己对孩子学习的关心时,都仅仅停留在“要完成作业”、“要好好学习”等空洞的口头督促层次,由于没有什么针对性,流动儿童对此并不太在意,甚至会产生厌烦心理。尽管子女还处于小学或初中低年级阶段,不少流动儿童家长已经很难确切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面对家长会等关于孩子成绩差的反馈,他们也不会去确认到底是哪一个科目的那一项比较差,更难以提供相应的帮助和辅导。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学习细致入微的观察、引导相比,流动儿童父母能够给予的帮助实在是太少了。(16)

　　(三)亲子交流

　　在L村附近有两个比较大的工厂,一个是高尔夫球加工厂,一个是飞机零件加工厂,两个厂的工作环境和收入水平比较接近,吸纳了L村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工人们早上七点来到厂里,下班时间则取决于厂里订单多少,旺季时往往要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每个月只有一天可以休假。还有许多流动儿童家长并非一般意义上直接嵌入在以工厂为表征的现代生产制度中的工人,而是流动摊贩、开澡堂的、开黑车的、维修工、小店主等职业人,他们的工作时间更不稳定,也更长。打工生活是单调的,流动儿童的家长们几乎每天都过着打工、吃饭、睡觉这种压缩至最简的生活,时间、金钱和文化品位的缺乏使得他们的业余生活乏善可陈,很多人下班之后仅仅是忙于家务或者看看电视。这意味着流动儿童与父母的交流不仅机会少、时间短,而且基本上限于饭桌上跟父母简单汇报学习情况等。孩子很难从与父母的交流中获取丰富的信息、知识或者心智的启迪。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但父母极少带他们走出L村,多数流动儿童除了在学校每年组织春秋游时去参观鸟巢、科技馆等,就没有去过其他景点了,身在文化之都北京并没有让他们感染到多少城市文明的气息。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学习语言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通过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儿童实际上也在接受一整套特定的文化规则,语言能力的强弱对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表现有着重要影响。流动儿童家庭中使用的语言代码在类型上十分接近伯恩斯坦所提出的“封闭型代码”(restricted code)的概念,这种局限性语言与学校文化中崇尚的“精密型代码”(elaborate code)相距甚远。在被访的流动儿童家庭当中,不少儿童在亲子交流方式上跟父母产生矛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形式的影响。

　　小强今年读六年级,爸爸望子成龙,经常通过言语对他进行说教。小强说:“我爸经常一吃完饭就感叹,一大堆话,问我干活累还是读书累,必须好好学习,不好好学就得打工。”小强知道父亲不容易,但他对父亲的说话方式并不认同。“我有时候吧觉得家长说话没什么道理,我回他一句,说我顶嘴,就打我。”对于儿子偶尔表现出的不满,小强父亲的解决方式则是用家长的权威去压制,不允许孩子辩解。小强的父亲其实是非常爱孩子的,但他同时又怀疑孩子的理性,亲子交流的方式不是沟通协商,而只是家长对孩子的单方面灌输和压制。小强的例子并不特殊,因对父母的管教方式尤其是所使用的语言难以接受而心生不满的流动儿童并不少见。这种亲子矛盾的存在既可能有一些流动儿童进入叛逆期、亲子双方沟通时间不够的原因,也与流动儿童在学校中逐渐习得的语言形式与父母使用的简单、粗暴的语言形式之间的矛盾不无关系。在这样的家庭语言环境中成长,对他们进入学校之后适应主流话语形式及其背后的一整套社会文化是十分不利的。

　　(四)家长的教育期望

　　与调研之前的想象不同的是,被访家长几乎一致表示希望孩子尽量多读书,“读书无用论”在他们中间似乎没有什么踪迹。绝大多数流动儿童家长都表示他们会尽一切努力供孩子上学,具体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孩子自己的学习状态,显示出对子女教育积极支持的姿态。但是如果仔细考量一下,“看孩子自己”其实又是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其中传达的意思可以从以下访谈记录中略知一二。

　　谢晓母亲:“谢晓要是能考上大学就让她上呗,肯定要供她呀,她要是考不上咱也没办法。……看她个人能力啦。”唐凯母亲则说:“我看唐凯如果初中之后能在这儿上的话,我就是困难一点也让他上,因为我跟他爸都不识字,愿意让他上,他能懂一点,总是比不上学的强,我就知道我自己上哪去打工,人家让填个表我都填不上。”

　　谢晓的母亲和唐凯的母亲这两位妈妈的态度在我们接触的流动儿童家长中很有代表性,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们都知道教育对孩子的好处,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对孩子学习能力的信心又不足,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也仅限于比父母强,将来不要像父母一样做最苦最累的农民工。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有着很强的内部差异,尽管存在种种阻碍,一些打工者仍然保持着希望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17)小强的爸爸对他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一直以来,无论多困难,他都坚持让小强上公立学校,对他的督促也很紧。小强的爸爸16岁就离开农村老家外出打工,漂泊过大半个中国,吃过不少苦头,现在他和妻子在北京做小生意,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一名打工者,唯有小强顺利升学,才能延续全家人的希望。

　　谭洋的例子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流动儿童的学业成就对整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意义。谭洋是在2009年在山东老家读完三年级之后随父母来到北京的,最初他去了打工子弟学校Y小学,由于谭洋在学习上表现突出,不久Y小学的老师便找到他的家长,劝他们将谭洋送到公立学校好好培养。由于教材差异,谭洋在L小学的入学考试中表现欠佳,但在他爸爸多次恳求校长之后,谭洋最终还是进入了L小学。自此,谭洋在学习、文体活动等各方面一直表现优异,六年级毕业时他获得了L小学首个“优秀农民工子女奖”。作为优秀生源,他与L小学的另外6名学生一起获得了“推优”资格,现在他已经是北京N附中初一重点班的班长,积极地为自己的大学梦努力着。谭洋的爸爸在L村六所做焊接工,妈妈在中关村服装市场打工,尽管收入不多,但谭洋的学业表现让整个家庭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去年第一次访谈谭洋的爸爸时,他说夫妻二人来北京打工是为了到大城市见世面、更高的收入,现在随着谭洋的升学和前途的显现,我们回访时他更多地将在北京的打工生活解释成“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憧憬着谭洋考上大学之后将给他一家乃至整个家族带来的荣耀和改变。对于谭洋未来的发展,他的父母相信他已经不能再回到教育质量很差的农村老家,他们相信凭谭洋的优秀能够在北京顺利升高中,而对于最关键的高考户籍限制问题,他们则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相关政策的改变上。

　　面对小强、谭洋这样努力上进的孩子,我们很想送上祝福,但是作为对制度因素和结构性背景有着更多了解的研究者,我们又不禁暗暗担忧。对农民工而言,无论他们最初怀着怎样的梦想离开老家,现实的城市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挫折,逐渐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成了许多人重建生活的意义感和成就感的唯一途径。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不惜忍受生活的动荡、低姿态去恳求学校负责人乃至大量投入自己打工的血汗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发现许多事情自己无法控制,结果要么是无处着力的迷茫,要么是像押宝一样寄希望于政策改变。如果一旦流动儿童的升学特别是大学梦受到结构性因素强有力的阻碍,对他们自身和整个家庭的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

　　五、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

　　在未来生活的地域选择方面,我们发现流动儿童对北京的留恋是普遍性的。与父辈不同的是,许多流动儿童一出生就在北京,他们与户籍上的“农村”二字并没有多大关联。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模糊、陌生的,鲜有的几次回乡经历更多的是让他们感到不习惯而不是亲切。老家农村的各方面条件在他们的印象中远远落后于北京,事实也正是如此。

　　谈到未来成年后的生活地域选择,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发现,35岁以上的流动儿童家长基本都参加过农业生产,30岁左右的年轻父母则很早就开始外出打工,对农业活动了解较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大多还是把家乡当作年老之后生活的地方。但流动儿童不仅都不愿意回老家读书,谈到将来的工作地点时也往往会选择北京。唐凯的父母十几年前怀着打工赚钱回老家盖新房的梦想来到北京,第二个孩子的病让他们攒钱梦碎,但年老之后回乡的意愿仍然强烈,认为那才是自己的“家”。但生长于北京的唐凯不仅不愿回老家读初中,而且将来成人后也不想离开:“长大以后我想一直留在北京,以后回去上高中的话将来我也还是要来北京,工作也在这儿,因为这边好找工作,老家没办法找工作。”同样的,谢霞的父母尽管来京已有十余年,“叶落归根”的思想也仍然没有改变,而谢霞来京时间不长,却已经无意再回老家,“将来我还想来北京工作,首先因为这里人比较好,我碰到的人都比较好。因为北京是首都嘛,条件比较好。各方面都比老家好一些,比如我们老家那边公交车什么的都很不方便,而且老家泥比较多,不好走路。我记得小时候老家一下雨,后面山上的泥就都塌下来。”

　　我们发现,除了老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少等问题,流动儿童还常常提起老家交通不便、下雨天出门泥多把鞋弄脏,等等。这些抱怨乍一看只是些细枝末节,但仔细分析,其实表明了流动儿童早已认同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老家农村的生活方式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正如一些研究已经指出的,城市在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着流动儿童的心性、气质、观念和认同,这些经历了“日常生活的城市化”的流动儿童再也无法像父辈那样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无论城市政府和既得利益阶层多么不愿意,流动儿童成年后必定会留在城市。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再往返于城乡之间,对城市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公平和歧视也会更加敏感和愤愤不平。晓乐曾主动谈起这样的感受:“我们班三十多个人,有两个本地的,不爱跟他们一起玩,不是一样的人。我们都不服新来的那个(本地同学),一来就当大队委……没有天理呀,老师太偏向本地人,我们特不服。”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流动儿童成年之后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有可能会实施激烈的对抗行为,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方面,与以往一些研究中指出的“反学校文化”(18)不同,在访谈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流动儿童对教育重要性的认同。他们并不喜欢父母的职业和生活状态,父母和他们自己都不希望再重复这样的人生轨迹。他们也知道上大学几乎是自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这种认识并没能让他们在学校中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实际上,流动儿童的学习动力是比较低的,现行社会结构下教育制度对流动儿童的种种限制以及家庭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失败的教育经历都让他们放低了对自己的教育预期。(19)这种倾向随着年级的增高还有加重的迹象,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

　　谈到对未来的职业预期,流动儿童大多表现得很迷茫,没有想过将来要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在能够说出职业理想的流动儿童当中,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兵,有的想当老师,还有的想当明星演员,没有一个流动儿童想继续父母的职业。可以看出,对大多数流动儿童而言,他们一方面想要躲避重复父辈的职业,希望能够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对现实中种种限制因素的感知又让他们很难明确地预期自己到底想做、能做哪些职业。喜爱音乐的谢霞最大的心愿就是上音乐学院,但当笔者问起她有什么音乐特长时,她回答:“我就是在学校上音乐课的时候听一听。爸妈不让我报音乐特长班,费用是一个方面,怕影响学习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她的打算是:“先考高中吧,如果考不上就让我爸妈安排吧,应该就是会让我读职高什么的。”在义务教育的文化课方面都难以得到平等学习机会的流动儿童身上,他们的艺术梦想被轻易地忽略了。

　　曾经的流动儿童有一些已经长大成人,关于他们的实际去向,已有的研究还不多,但也开始有一些调查。据上海共青团团委和相关部门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面临三个选择,只有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回老家考高中,在上海与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技校等职业学校的占到五成,另有约五成的农民工子女则直接被抛入社会,处于就学就业两难的境地。(20)也就是说,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选择上高中继续向大学梦进发的流动儿童数量稀少,绝大部分都散落在社会中或者直接从事比较低端的工作。尽管打工的具体行业分布、打工的目的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但他们依然集中在低收入、低保障、低社会声望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父辈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六、结论与讨论

　　教育的社会功能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相比于笼统的理论争执,我们更愿意探讨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下,教育对于特定群体命运的意义。那么,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教育究竟是社会流动的渠道还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

　　从学校教育层面来讲,随着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演变,今天在北京的流动儿童与十几年前相比境遇已经好了许多,公立学校入学限制的松动使得超过七成的流动儿童都得以进入公立学校。(21)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教育只是被边缘化地暂时安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得城市儿童集中就学的公立学校与流动儿童集中就学的公立学校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扩大。由于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的地域限制,在义务教育的后期阶段,流动儿童始终面临着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使得他们在教育中处于困境。从家庭教育层面来讲,流动儿童家庭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失败的教育经历、家庭文化资本的缺乏以及不成功的亲子交流经验都会影响到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学业表现以及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他们也想要避免父辈的人生轨迹,认识到教育几乎是唯一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在现实的种种打击之下,他们又缺乏追求教育成就的能力和动力。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流动儿童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22)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下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年龄约37岁,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已经有所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时,很多人是抱着挣钱后回老家盖房子、结婚,过上更好的农村生活这样的目的。(23)但这一代流动儿童的父母来到城市的目的越来越多的是为了开眼界、生活方便、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等,35岁以下的父母几乎都没有务农的经验,即使家里还保留土地也很难再回去做农民。但是打工的微薄收入不可能让他们在城市扎根,那么在城市滞留多年辛苦打拼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为了摆脱生活的无意义感,许多人实际上逐渐把长远生活目标转寄在了子女身上,流动儿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成为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在。如果流动儿童的阶级再生产模式维持下去,在他们成年之后和父辈一样继续集中在低收入、低保障、低社会声望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是压垮农民工群体生活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流动儿童自身而言,城市不再是短暂的栖身之地,而是他们生长、生活和未来发展的地方,他们留在城市更多的是因为城市有他们熟悉并认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退守的“老家”对他们来说早已消逝,他们会有更多的经济独立性和更多的自由,唯有城市才是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成就的所在。如果阶级再生产模式使他们最终成为新一代打工者,他们也无法再像父辈一样无声地忍受苦和累,而是会对自身在城市的权利和地位有更高的要求,对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公和歧视更加敏感和愤怒。人们已经看到,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低人权状态下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密不可分,这种依赖对流动人口进行压榨的经济发展如果说在早期还可以被人们容忍,现在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这种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地位的代际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较大的社会中,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是抵消差距的重要机制。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种定型化的趋势,使得社会沉闷,(24)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级的再生产必然会加剧社会结构的固化。僵化的社会结构不仅会使得下层积聚不满,引发社会张力乃至社会震荡,也会影响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步伐,使得社会整体丧失效率和活力。因此,流动儿童能否通过教育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不仅关系到这一群体自身的命运,也关系着中国社会能否再造生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的实现。

　　注释: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②参见潘毅、卢晖临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卢晖临:《“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1年第6期;李芹、刘万顺:《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制度排斥及非制度排斥》,《城市问题》2009年第2期。

　　③参见叶敬忠:《留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④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到3581万,其中,大龄流动儿童(15~17周岁)占流动儿童的比例为31.51%,据此推算在14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数量约为2453万,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5-10/4806793.shtml。

　　⑤侯亚非、洪小良:《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报告》,《新视野》2007年第2期。

　　⑥《北京市外来学龄儿童情况分析》,http://www.bjstats.gov.cn/rkpc_6/pcsj/201107/t20110704_205616.html。

　　⑦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低年龄的流动儿童少数存在入学晚的问题,高年龄的流动儿童存在完成义务教育前终止学业的情况,学前流动儿童有入园难的问题。参见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妇运》2013年第6期。蒋国河、闫广芬指出,流动人口子女的失学和辍学问题也较为严峻。2000年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达到4.8%,高于全国儿童(包括农村地区儿童)的相应比例(3.3%)。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的问题表现尤为突出,46%的6周岁儿童没有入学接受教育,较高比例的流动儿童不能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15.4%的流动儿童离开了学校。另据200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情况的调查,流动儿童失学率达到9.3%,近半数的流动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其中,北京流动人口子女中,小学阶段入学率为90%,而初中阶段仅为20%,有相当多数量的外来学龄人口面临就学困难或虽能就学但没有质量保障的不利处境;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数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未能入学的儿童中“童工”问题突出,在失学的12周岁到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参见蒋国河、闫广芬:《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现状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⑧赵娟指出,由于各个地区使用的教材不一样,教师教学的方法、进度以及对学生的要求也不一致,孩子刚刚适应一个学校,又要马上随父母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学习,这样很容易造成知识结构的断层。参见赵娟:《流动儿童少年学习困难的非智力因素分析——多次转学经历的个案研究》,《青年研究》2005年第10期。

　　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⑩《北京市教委:随迁子女评优选先“一视同仁”》,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shbt/2011-08-31/content3653464_2.html。

　　(11)“小升初推优”入学的录取类似高招录取:首先将学生按照第一志愿学校进行划分,然后再根据志愿学校招生计划进行电脑随机摇号。如果报考的学生数低于招生数,则不用摇号全盘录取;如果报考的学生数超过招生数,则按照一定的程序由电脑摇号产生。由于采取“差额推荐派位”,不排除推荐学生有“落空”的可能。所有被推荐学生将按所填志愿顺序随机派位,如果学生最终所有志愿都没有派出去,则只能参加全区电脑大派位。区县教委将把电脑摇号结果提供给招生中学,招生中学则按照这份名单招收学生。往年“小升初”由中学选拔学生彻底改成区县电脑摇号确定学生的方式。通过推优择校成功的学生不仅上了自己心仪的中学,而且将免交“择校费”,享受真正的初中义务教育。参见http://baike.sogou.com/v7788345.htm。

　　(12)参见杨东平:《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张乐天:《城乡教育差别的制度归因与缩小差别的政策建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刘云忠、徐映梅:《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的协整研究——基于1990-2005年的数据分析》,《教育与经济》2007年第4期;范先佐:《“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第4期;吕绍青、张守礼:《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关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周国华、翁启文:《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文献研究述评》,《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5期。

　　(13)参见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转引自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14)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对上层所占有高雅文化的掌握程度,这种高雅文化既表现在非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物质层面,借以区隔于其他阶层,标识其社会地位,或者成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有助于取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Social Judgment,转引自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赵娟指出,当子女产生学习困难的无助状态时,父母有限的文化程度难以承担这种知识引导的责任,确实只能表现出无可奈何和任其发展的态度。弱势家庭文化资本的缺乏同样是导致子女学习困难的重要因素。参见赵娟:《流动儿童少年学习困难的非智力因素分析——多次转学经历的个案研究》,《青年研究》2005年第10期。

　　(15)参见方长春、风笑天:《阶层差异与教育获得——一项关于教育分流的实证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孙远太:《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青年研究》2010年第2期;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4年第1期。

　　(16)韩嘉玲指出,流动儿童的家长整日忙于打工、经商,没有时间与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绝大部分家长虽然非常关心孩子,但他们每天起早摸黑地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参见韩嘉玲:《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续)》,《青年研究》2001年第9期。黄祖辉、许昆鹏指出,流动儿童家长较低的受教育水平、超长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很难有能力与精力对孩子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参见黄祖辉、许昆鹏:《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7)雷万鹏、杨帆通过在武昌、汉阳、汉口等地对流动儿童的调查指出,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看,绝大部分(85%)家长希望孩子将来拥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程度。参见雷万鹏、杨帆:《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结构转型——武汉市流动儿童家长调查》,《教育与经济》2007年第1期。

　　(18)参见[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19)潘小春认为,流动儿童在父母教育期望和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等因素的影响下,具有“考上大学”的学历期望。然而,基于现实考虑,由于教育资源匮乏、频繁流动带来的学业困难、升学限制,以及为了减轻父母经济负担的家庭责任,流动儿童又具有“考不上大学”或“不想考大学”的心理状态,自我学历期望存在内在矛盾。参见潘小春:《理想与现实之间:流动儿童自我教育期望现状研究——基于北京市G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个案考察》,《现代教学》2014年第6期。

　　(20)参见肖春飞、王蔚、刘丹:《城市高中因户籍难向农民工子女开放》,转引自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21)韩嘉玲:《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的儿童生活及权益保障现状的调查报告研究》,《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文集》,http://www.docin.com/p-793739458.html。

　　(22)参见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邵书龙:《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23)潘毅、卢晖临:《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24)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