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坐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从高大明亮的窗户向外看去，是庄严静穆的杜克大教堂。蓝天之下，那不规则的褐色石头如同呼吸，使整个建筑充满生命，而修直高耸的尖塔在极细处与天空相接，仿佛把视线和灵魂引向那无限的辽阔处。你感觉到你的意识在内部慢慢浮升起来，生命的庄严和辽阔，“在”的清晰和逼视，你必须要思考你自己。

　　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天空、大地、白云、地球与人的一体关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目之所及，天如盖，包裹着你，白云恒久地在，人既是孤零零的，因为你于如此辽阔之中，但又有所归属，因为你看到你所在的空间位置。

　　一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就像这教堂、天空与人的关系。哪怕仅仅是一种形态，教堂的尖顶、如盖的天空、逍遥的白云，也会在不自觉中塑造你——你的气质、性格和命运。

　　那最初的形态是什么?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是灰尘、贫穷和村庄整体的封闭。寂静、暗淡、沉默，好像处于涣散状态，但又似乎在酝酿着新的躁动的力量。父亲和村支书之间的斗争是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它是我对恐惧的最初体验。村支书那双犀利、威严的大眼控制了我好多年，每次走过他家门口，甚至是看到那个朱红大门、那座院墙都会让我莫名颤抖。我不知道父亲的勇气从何而来，但我看到这恐惧压倒了母亲，还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内心精神。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在我的童年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村庄其实正处于大浩劫之后的死寂阶段。“文革”处于尾声，农村生产力严重下降，斗争思维还没有过去，联产责任制刚刚实施，父亲所讲的乡绅、前政府官员、基督教徒、小业主在不断的运动中都逐渐消失。但是，村支书家里的热闹及在村庄的权威、普通百姓的卑微和狡黠仍然延续千百年来的模式和思维，村支书与父亲的斗争既是“文革”力比多的剩余物，也是获得生存权利的基本形式。这战争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延续着。历史的阶段性重复和折腾，其实就像人一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愈合，再重新制造新的创伤。无论如何，我并不知道“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我所记忆的童年只是一些碎片式场景，争斗、播种、收割、春天、夏天、上学、成长，它们嵌入在平静日常的生活中，带来并不深刻的伤心、害怕和欢乐。

　　1987年，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电视台上映。那一整个夏天，每到傍晚，梁庄的大人少年就一群群地到吴镇去，寻找有电视机的家庭，站在人家门外等着电视开始，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所有人都看得如醉如痴，每当片头那两个骷髅出现并交错放出两道彩色光柱时，大家会发出一片惊叹声，而俏皮的黄蓉头一歪，逗她的靖哥哥时，又都发出会心的哄笑。

　　我也是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两道光柱，在我心中闪烁了好多年。对于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大陆少年来说，“香港”，就是《射雕英雄传》，它是工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就是充满某种温柔和哀伤情感的流行歌曲，它们突然让你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那应该是现代个体意识的初次萌芽吧;就是充满动感的迪斯科，它让你震惊，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放肆、自由地舒展自己的身体。在当年的大陆，这些来自于香港的事物，都有很深的“解放”意味，虽然今天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更复杂，也更难以判断的文化意识形态。

　　似乎有一个通道慢慢打开，世界还有新的方式，身体还有更多感应，生命还有更多情感，它是无穷尽的。我记得十四岁的我，在看完郭靖、黄蓉之后，和一个小伙伴坐在暗夜的河坡上，在虫鸣中羞涩地谈我们似是而非的暗恋对象。《射雕英雄传》、费翔和恋爱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还需探讨，但由那色彩和身姿而起，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记得1989年电视上那义正词严的声音，我被那严厉的声音所穿透，但它离我仍然遥远，我当时为之痛哭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我和一个女生上自习课的时候在走廊聊天，被学生会干部发现，在被严词批评的时候，我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恋。那几个学生干部大惊失色，迅速离开。晚上，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那时大家正在上晚自习。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讲马列的老教师，方形脸，黝黑呆板，严肃正义。我刚一站到走廊，班主任就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愤怒地嚷道：“你知道那是啥吗?你还要不要脸?”我一个大踉跄，整个身体撞到了栏杆上，又向前扑倒，在倒地的一瞬间，我看到教室里那几十双惊诧的眼睛。我羞愧至极，不只是因为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被羞辱，而是他语气中那强烈的愤怒和羞耻感，他眼睛里仇恨的、禁欲的、教条的目光让我震惊和害怕。

　　围绕着这一事件，我被连续批判了六天，我的头越垂越低，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性恋是一个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道德的、罪大恶极的词语。至今我都不明白，在那时，不只是我，学生会、学校领导、我的班主任可能比我更不清楚同性恋到底是什么，但是那正义感、羞耻感及想象力从何而来?在这背后，有一个洪水猛兽般的西方：色情的、无耻的、变态的世界。西方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纠缠状态出现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关于爆炸头、喇叭裤、接吻等的争议和政治升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儿滑稽，但是它突然丰富起来的身体和情感，以不合时宜的复杂、柔软、多元冲击着坚硬的中国心灵。外面的世界正在轰轰烈烈地行进、游行、呐喊，十六岁的我却因为这懵懂的出轨而被不断规训。

　　可以这么说，当“60后”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学习吸收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70后”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台剧中的英雄人物而成为小镇的不良少年，或如我这样，被像拔刺一样把叛逆的因子一点点拔掉。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70后”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革”，也只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话语之中，与现实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没有跟得上战场(虽然这战场只有在叙事时才有意义)，没有经历宏大场景，没有荣耀、炫耀和言说的资本，没有被安排继承历史遗产，也没来得及领悟新的历史规则并投入其中，却总是被历史的琐屑、生活的边角料所击中。这些碎屑是如此琐细、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人的人生。

　　规则和惩罚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我常常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情(就好像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那些有鲜明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的人总是敬佩不已)，我讨厌自己的道德感和某种保守的倾向——这一保守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而是长期被规训后的结果。有时，我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有益的坚守，但一想到它来自于当初那狠狠的“推搡”，又觉得有些诡异。规则与惩罚沉重地黏滞在心灵深处，不敢张扬，不敢冲破任何一种哪怕最简单的成规。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无从捉摸自己，无法真正投入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迷失过，因为没有选择过;没有忏悔过，因为没有行动过;没有狂欢过，因为没有自由过。我只是一个看似冷静、实则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旁观者。

　　也许并不只是我。关于“70后”，在当代的文化空间(或文学空间)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几乎找不出可以作为代表来分析的人物，没有形成过现象，没有创造过新鲜大胆的文本，没有独特先锋的思想，当然也没有特别夸张、出格的行动，几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怀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

　　即使怀疑，也并非都是有效的表情。没有经历过迷失、行动或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怀疑或者只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虚妄。“50后”深沉地谈论“饥饿”，“60后”热烈地讨论“文革”和追忆“黄金80年代”，“80后”悲愤而又暧昧地抨击“商业”和“消费”，这一切，“70后”似乎都没有确切的实感，面对这样的话题和隐在话题后激动的面孔，你会有强烈的被抛出之感。这是先天不足。碎片之感、隔离之感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以至于无从知道自己如何与历史发生真正的关系。

　　无关主义，也无关立场，而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历史的切入点，你将无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感;如果无法感受到问题和矛盾之源，你就如进入无物之阵，陷入四面空虚的困境。难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琐屑之中，就不配拥有进入历史并寻找自我的机会和权利?

　　在进入大学教书并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并非研究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你，研究者主体，无法从研究中寻找到与历史共在的感觉。这并不是在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非常有道理，但一旦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会立刻发现其中的可笑和苍白之处。更为致命的一点是，成为学者，也即确立一种阶层和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你再次被隔离开来。当学者仅仅是某种知识生产和一种职业的时候，它所蕴含的内在破坏力和启发价值就逐渐消退。我害怕自己再次未老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