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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复兴:可能与方向

2015-12-03 06:02:30       作者:张家勇 朱玉华

  “2015年暑假回乡,发现10年前在校生300余名的两所村小,一所学校剩下40名学生,另一所学校剩下20名学生;原在校生100多名的村小,只剩下1名学生;另外两个村小已经彻底没有学生了。老百姓争先恐后地选择离村择校陪读,村小即便不撤并,也被自然淘汰了”——这是前些天笔者发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引起了诸多好友的共鸣,也促使我将近年有关农村教育的体验与思考诉诸笔端。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教育沦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农村教育沦落成为世界普遍的现象。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侵蚀,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蚕食,现代化迷梦对农民的误导,导致农村人口外移、农业产业退化、农村家庭空巢化、乡土文化虚无化,农村教育得以生存的土壤日益贫瘠。农村学校持续萎缩,农村优秀教师不断流失,农村教育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笔者所见只是当前中国农村教育的一个缩影。

  如何真正拯救农村教育?我们希望通过对农村教育内涵的探讨、农村教育复兴的时代背景的分析,探讨农村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农村教育应该是什么?

  多年来,农村教育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即便同是农村教育研究者,对农村教育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很有必要明白农村教育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

  1.农村教育是什么?

  笔者以为,农村教育是以亲近自然、亲近友邻、亲近社会为重要特点,以乡村熟人社会为首选场域,以传统乡土文明为主干资源,以促进社区人口终身发展、提高社区物质和精神生产水平为目的,与自然和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文化存在或社会活动。农村教育是生活教育和自然教育,是源于实践、融于实践的“活教育”,具有终身性、全民性、与生活高度融合性等本质性特征。农村教育正如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实践为基础,人民为主体,创造为目的,社会为学校的大教育”。[1]农村教育只有回归到本真,才能走出困境。

  2.农村教育不是什么?

  我们更应该明白,农村教育不是地域概念,不是城市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再版或复制品,也不是竞争淘汰的应试教育。严格意义上说,设在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不一定就算农村教育。农村教育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不是富人的化妆品,也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塑料花。它既可让人仰望星空,也可教人脚踏实地,但从不培养“伪知识阶级”。农村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不仅仅是以学校、文字和书本为中心的教育。农村教育的困境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农村义务教育领域,并以城市教育为参照系提出对农村教育进行城市化改造的建议,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的诸多努力很难真正拯救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复兴何以可能?

  1.知识经济将为农村教育复兴提供崭新的时代背景

  现代学校教育仿照工业生产线开启规模化人才培养新模式,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但传统个性化教育的诸多优势也相应流失。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怀特海批评说,学校漫无目的地让学生积累知识而不加以利用,最终使得学生思维僵化。[2]非学校化社会理论主张,应该把学生从制度化教育体系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和方式,开发一系列新的资源和网络,使得学生可以有多种选择,根据自己的动机和兴趣学习。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产业因更加知识化而渐趋融合。知识经济时代是私人订制的个性化消费时代。现代学校教育的价值功能将被重新评估,学校教育成功的标志是教会学生如何获得、使用知识和信息,而不是让学生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和信息。正如2014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发布的“2030年的学校”调查报告所指出的,传统实体学校将成为一种社交环境,传统教室将变身为会议室,学生将在这里接受引导,与同学互动协作学习,获得各种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生涯。[3]

  在知识经济时代,制度化、规模化、书本化、模式化的终结性学校教育,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的终身性、个性化、自主性学习需求。而具有全民性、终身性、与生活高度融合性等本质特征的农村教育,必将成为教育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二元分离的时代必将终结,农村教育将在涅槃中重生和升华。

  2.“逆城市化”将为农村教育复兴提供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现代城市是伴随工业革命的出现而兴起的,城市文明很快以压倒性优势对乡村文明构成威胁,但城市文明存在疏离自然、可持续性差等劣势。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超过70.00%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1970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及资源的流向开始转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及郊区小城镇。2014年日本内阁府民意调查显示,有31.60%的城市居民希望到农村定居,其中20~29岁的城市青年希望到农村定居的比例高达38.70%。[4]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2013年城市化率仅为53.73%,“逆城市化”现象却不期而至,越来越多的市民热衷于逆城市化消费。新鲜空气、有机蔬菜、旅游休闲、度假养生等绿色慢生活,成为“逆城市化”消费的主要内容。[5]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工业反哺农业。随后,美丽乡村建设也被中央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国务院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将更加均等化,农民将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户籍制度改革、高速交通网络、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等,让城乡空间隔离很容易被消除,各种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农村居民将同城市市民获得均等的商业配套、基础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而市民却很难享有农村田园牧歌的闲适和幸福。

  城镇化不应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乡村的现实需要。正如李昌平所言,提倡低碳、环保的乡村生活方式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6]其实,乡村生活方式还蕴含重要的终身教育价值。城乡一体的发展趋势,必将为农村教育复兴提供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农村教育定义中的社区不仅限于乡村,完全可以延伸到城市。换句话说,农村教育的发展空间不必局限于乡村,城市社区也可以发展农村教育。当然,二者还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更深度地融合。

  3.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为农村教育复兴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原子能、互联网、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将是创客的天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创业家,开放式创新将是主流模式。“创客运动”将借助虚拟社区,让创新性学习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化解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产品成本和产品多样性的矛盾,实现线性产品开发流程向并行产品开发流程的革命性转变,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是制造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现代化工业生产不再必然与大企业、大车间、大城市紧密相连,而是可以像传统农业一样以家庭为单位在乡村进行。到2020年,人机物三元融合将促进信息服务进入e-people时代,使e-people成为主流服务模式。[7]数字化、网络化等信息技术革命,为知识和信息共享、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带来海量及时更新的MOOCs、网络公开课等免费学习资源,人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农村教育原有的物理空间的局限性将不再存在,必将携带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搭上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快车,走在新一轮教育革命的最前列。

  三、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

  农村教育的未来不是朝着城市教育方向转型,而是城市教育必将融于新型农村教育。农村、街区、单位等地缘共同体,网络等跨地缘共同体,都将是终身学习网络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复兴必然掀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革命。

  1.农村学校回归与反哺农村社区

  几年前,当一些专家学者对某些地区撤点并校过火行为扼腕叹息,发出“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的呐喊时,身在其中的居民却态度冷漠,更多家长主动而决绝地出村择校,最终导致“村小”无奈关闭。农村学校长期“裸奔”,不关注农村社区对优质有效教育的需求,也缺少家庭和社区的配合,成为农村社会的文化孤岛。农村社区的凋敝直接导致农村教育的衰败,农村教育复兴离不开农村社区的复兴。

  因此,强化农村学校与农村社会的联系,以乡土文化、传统手工艺、传统戏剧、民间艺术等地方性知识为纽带,让学校教育这一滴水与农村社会之河汇流,通过农村学校向农村社区开放,让学校与社区互动互哺,成为探索农村教育复兴之路的共同选择。

  强调农村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农村教育改革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20世纪早期,面对城市工业发展造成农村人口大规模外迁、全球经济变革等重重挑战,当时的农村教育者就开始讨论农村教育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问题。之后开展的农村学校运动,推行四种社区和学校互惠的模式:(1)学校作为社区中心、终身学习中心和提供各种服务的动力源;(2)强化农村社区的复合性,把社区纳入学生课堂学习过程;(3)设立学校企业实体运营项目,强化学校的社区亲和凝聚功能;(4)开发和运用信息技术,密切学校与社区的联系。[8]

  我国不少地区也在探索农村学校与社区结合发展的道路。比如:四川省蒲江县成佳镇采取一校两牌的办法,构建以社区教育学院(县职业中学)为龙头、社会教育学校(初中学校)为骨干、社会教育工作站(小学)为基础的社区教育网络,免费为村民提供学习交流机会。 成佳学校既是普通义务教育学校,也是社区教育中心。该校与茶叶公司联合成立蒲江县绿昌茗社区教育学校,编写了茶叶生产、销售等乡土校本教材,公司技术骨干兼职学校教师,对茶农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形成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形成以茶育人的教育特色。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乡村社区儿童教育项目(“禾趣计划”),则以夏令营等非正规教育形式对农村儿童进行社区教育,建立“学校、家庭、社区”三元协同的合力机制,以农村学校为主阵地,以农村社区组织为平台,依托乡村原生态系统,探索一套从志愿团队培养、社区教育课程开发到社区自生力量培养的农村社区教育互动体系,将地方特有的社区生活、乡土文化、生态自然等融入乡村儿童社区教育活动中,增进儿童对乡土元素的了解,启发儿童对于本土文化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培育本土的“活教师”“活课程”“活学生”,推动整个乡村社区的建设。

  2.农耕文明向农村教育渗透

  农耕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是最贴近人类自然本性和乡村生活方式的文明,是培养孩子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的重要资源,传承农耕文明是农村教育的重要使命。由农耕文明生发的传统文化中以孝为先的家庭观、以德为本的道德观、以道立身的人生观,依然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辉。农村教育不能缺失农耕文明,不能缺乏乡土文化,农村教育复兴需要农耕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农村教育应让孩子真切体会农耕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培育其爱劳动、爱乡土的美好情感。

  比如:四川新津县万和小学通过自办乡土文化陈列室,收集陈列祖辈用过的碾子、鸡公车、架架车、水车等农业生产工具,通过组织巧手坊教会孩子制作竹片窗帘、石头竹桩、剪纸泥塑,通过绿色体验教育让孩子走到田间地头学习养殖种植。也有农村学校将房前屋后的空地改造为菜园,每小畦地都由家长带着孩子种植有机蔬菜,直接供应学校生态学生餐厅,既保证了学生午餐的食品安全,也有助于他们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行。在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两个镇的夏令营活动中,安排了音乐艺术、传统文化、自然科普、生态健康、社区生活、历史文明等课程,在音乐艺术课程中安排了民间音乐、当地蒲剧、道情的内容,在传统文化课程中安排了具有蒲韩人文特色的花馍、手工艺等内容。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发起“华夏乡村儿童启蒙教育项目”,探索能够传承中华文明,开发全脑智慧,培养立于礼、成于乐、源于人性、符合人道的中国式乡村儿童教育新模式,将儿童教育与乡村农耕、乡村社区发展相结合,以激发乡村活力,传承中华文明。

  3.农村教育与生态自然亲近

  亲近自然是农村教育与生俱来的重要特征,也是确保农村教育生命力的基本保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应对生态危机,这是当今教育必须面对的难题。乡村生活是最贴近自然、最接地气、最符合自然的生活。农村学校与生态自然疏远、与农村生活疏远,是农村孩子厌学、农村学校衰败的重要原因,亲近生态自然是各地农村教育改革实践常见的策略。

  比如:四川蒲江县南街幼儿园在校园里创设具有教育意义的自然环境,让幼儿在自然环境中游戏,发现自然的奥秘。四川新津县万和小学的“体验教育”激励学生到大自然中、到集体生活中、到劳动实践中去探索。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宏伟小学秉承绿色学校、自然学校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突出环保、茶艺、陶艺等乡村特色课程,为小学生的素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平台。该校由台湾著名设计大师谢英俊设计的全国第一所公共式的尿粪分集式厕所,不会对大地和土壤产生二次污染,还能节约用水,收集的粪便可以制作有机肥料用于菜地施肥,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了孩子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禾趣计划”以乡村儿童为主体,依托乡土原生态系统,探索开发贴切地方乡土人文、社区生活、自然生态的儿童教育理念及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农场、走进大自然,了解自然科普、生态健康等内容,自己去触摸和感受大自然的神秘,在自主教育中实现自我成长。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北京:文汇出版社,2012。

  [3]郝孟佳.2030年的学校“教室”变身“会议室”[EB/OL]. http://edu. people.com.cn/GB/n/2014/1020/c367001-25871662.html, 2015-08-29。

  [4]近四成日本都市年轻人希望定居农村[EB/OL]. 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08/11/c126856499.htm, 2015-09-10。

  [5]姜汝祥.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J].中国新闻周刊,2014,(19)。

  [6]李昌平.农村是有价值的[EB/OL].http://www.snzg.cn/article/2014/0720/article 38810.html, 2015-09-01。

  [7]潘教峰.科技发展新态势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J].科教发展评论,2014,(15)。

  [8]傅松涛,杨彬.美国农村社区基础教育现状与改革方略[J].比较教育研究,2004,(9)。

  (作者: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张家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朱玉华)

《中小学管理》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