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胜利了，终于因赢得汉武帝“罢黜百家”而得到“独尊”的地位，获得官学的身份;但同时，儒术独尊的合法性也终因来源于汉武帝，来源于最高权力的钦定，而不得不在儒学头上悬挂了一把权力之剑，从此失去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成为权力的附庸，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权力才是最后的赢家。

　　素王牛市转熊市

　　当汉武帝完成“帝王大一统”以后，王权被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不受制约的王权可能导致的后果，秦已有前车之鉴，因此，在大一统的理论体系中，应该同时建立起对王权进行制约的机制，这个机制也许不能制度化，但可以意识形态化。

　　儒学自官学化以后，教主孔子的地位却每况愈下。董仲舒不愧汉代大儒，当他发现圣化“素王”的道统力量与王权不在一个量级时，便从天人关系中获得了“天人感应”的灵感，提出“天谴论”的神化机制。如果说圣化机制的作用，主要是论证并确立帝王大一统的合理合法性的话，那么神化机制中则含有对王权的制约因素。董仲舒将这些因素提取出来，构成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天谴论”。在科学的视野里，它也许是荒谬的，可是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它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儒学的根本在董仲舒的发展和改造中被偷梁换柱了。“天谴论”原本是为制约权力而发出的天谴警告，告诫帝王不可得罪于天，还说这是孔子说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谓“天谴”是指当统治者执政不当时，天便会出现某种“灾异”以警告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为了加强“天谴论”的说服力，董仲舒还不断提醒“天子”就是天的儿子，对天要以孝子之礼来侍奉。天子与天是一种“天伦”关系，这种“天伦”关系，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基于政治伦理。

　　董仲舒的“子礼”观，对于解构君道同体，剥离宇宙真理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落到实处，也不过是要求“天子每至岁首，郊祭以享天”，或每遇大事，必郊祭以告天。“天”作为天子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沦为君主合法性的保护伞，而非制约君主的利剑。

　　天谴说虽然不始于董仲舒，但其影响，却自董仲舒始。不过，“天谴论”所引发的汉人对神力的各种想象和热衷，恐怕连董仲舒也始料不及，不仅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异化为“神降灾异”论，而且“素王”孔子也变得退而为其次了。他们以神本取代儒学的人本情怀，以神化君主的君本取代了儒学传统的民本主义。据苏舆考证，《春秋繁露》中唯一能代表董仲舒具有民本思想的“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章不是“董子文”。遗憾的是，若拼弃此篇看《春秋繁露》，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能够支撑儒学生命力的传统民本主义力量已然为神秘主义的上天力量所取代，君本的呼声远远高于民本。更为甚的事实是，在汉代，皇帝除在诏书中多些“惧词”外，天谴“灾异”已被下嫁到臣子身上，遇有灾异，便以三公作为替罪羊被免职，或者被赐自尽以谢天下。

　　正如余英时先生以为的，儒家的“‘道’，在汉代的地位已远不足以与‘权势’相颉颃”，他在班固的《典引》中发现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孔子地位的下跌曲线。“天乃归公元首”，将天命授给汉刘，使大汉承继三代之治之荒末。因此，才先命“玄圣立制”，类皋、夔、衡、旦也。这里的“玄圣立制”是指孔子为汉家立法，而文中随后对孔子的表彰，实则是将孔子的地位仅仅相当于皋、夔、衡、旦之类的帝王辅弼，是汉臣而不是帝师。这与先秦儒者盛赞的“夫子贤于尧、舜”或“孔子当圣王”、“为天子”，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从孔子圣化的角度来看，汉以前儒学是私学，作为私学的创始人或鼻祖，任何封号都是学派内部的事情，说他“贤于尧舜”，就如同荀子的弟子说荀子“宜为帝王”一样。官学化以后，孔子取得为政统所认可的“素王”地位。素王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在当时儒者的信念里，素王高于帝王。但这一信念未被政统所接受，后世统治者之所以热衷于赐封孔子，是以此表明帝王至高无上。“素王”原本是最高永恒之理念王，怎能为现实中如走马灯之帝王所加封呢?正如庄子言“道”，一落言筌，便成粪壤，素王一封，亦如佛头著粪，其格便低，而且越封越低。作为王的绝对理念，素王本来是帝王的尺度和标准，经此一封，尺度和标准又回到了帝王的手上，正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正式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从此这位素王，从理念的天国跌入政统的酱缸。

　　在道统与政统的双重变奏中，现实王永远是时代的最强音，而理念王不过是渐行渐远的历史的回声。

　　炒作孔子的玩家

　　董仲舒和公孙弘，一个高举素王之旗，以《春秋》为法典，规划汉代改制蓝图;一个自比周公，要助武帝成就圣王之业。周公“朞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这个八面玲珑的政客，竟认为自己比周公还要高明。他们是周孔革命在汉初的代表。在汉儒看来，汉家虽然经历了汤武革命的阶段，但周孔革命尚未完成。“汉承秦统，学者耻言”，尤其是纪元、用数、名号等身边常用的制规皆秦旧制，使他们如芒在背，不得安宁;含耻忍辱，难以安生。

　　贾谊得风气先而欲改制，欲有所为而不得为，故其椎心泣血以至于客死异乡;赵绾、王臧欲有所为而为之，稍露锋芒即遭夭折，竟也以身殉职。儒家革命之花，竟然以他们的热血浇灌出孔子的圣化之果。至董仲舒因草拟灾异劝诫奏稿，险遭汉武帝杀头，大难不死，儒者从此圆滑;公孙弘左右逢源，儒术从此转向“曲学阿世”，必然潜藏着“儒之途通而道亡”的风险。其实，“霸王道杂之”的儒学，自与诸子兼容后形成的儒术，儒学原教旨的鲜明学派性质就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此等等，虽令后世道学所无法容忍，但又不得不沿着这一惯性被权力玩于掌股之间。

　　脱胎换骨以后的儒术，有了“霸王道杂之”撑腰以及合法性的保护后，他们就破罐子破摔，毫不吝惜摔碎秦制的旧罐，也不在乎投鼠忌器，在倒掉秦政的肮脏的洗澡水时，毫不犹豫将秦政的婴儿倒掉。革命从不计较历史成本，也不惜社会成本，经济、文化，艺术、技术等等的坛坛罐罐，只要是革命对象留下的，统统都要摔碎砸烂。重要的是，他们要推翻秦朝的合法性来源，秦朝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推出“五德终始”，以为秦直接从周朝手里接过天命，继的是周统。汉儒革秦之命，不仅革秦制之命，革秦政之命，还要革秦“革命”之命，这就是文化继续革命，或为建立合法性的革命。他们不再沿袭秦始皇所用的“五德终始”，而是用“三统”说推翻了“五德终始”之命，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统”来历。“三统”认为：汤受命而王，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时正赤统;孔子编撰的《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而《春秋》之黑统与夏朝之黑统相吻合，按“三统”循环推算，汉统应该接夏统。在托古改制流行的时代，汉承夏统也被归结到孔子。《论语》中有孔子言“行夏之时”，有孔子尊夏历在先，因此，汉儒弃秦可谓凿凿有据。

　　汉儒终于把汉统接到夏统上，完成了改制的理论设计工作。对于改制目的，董仲舒说得非常明白：今所谓新王必改制，并不是改前朝治道，也并非变更前朝意识形态，而是证明新王受命于天、易姓而王的合法性，不是从前朝之王那儿来的。若万事皆因袭前制，接着旧朝故事去做，而无所更改，那与继前王而王有什么区别?受命之君是天授，为彰显天的意志，就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不为别的，只为顺应天志的合法性也。至于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一切尽如旧朝，有必要更改吗?这似乎回答了窦太后的那个疑问——“秦制有什么不好?没有秦制，哪来皇帝!改制，难道还要把皇帝改了去?”

　　董仲舒一再强调改制是受天命，是表明汉受命而王，而非继秦而“王”，所改的内容也无非是一些能够“自显”的、具有“标志”性的仪式之类，切不可借《春秋》改制之名，而行变“道”之实。所以他警告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姓可易，服色可改，唯君王之道不可变!

　　他在建立古往今来的王朝统序中，为汉王朝的定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合理性诠释，并将其“理性的狡计”昭示于众。至此，可以看出儒术的变通能力，在权力面前，他们可以把祖师爷素王孔子，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如过山车般地上下变通。

　　天子也要捐门槛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以少年刚继位，便准备大肆启用儒者，受挫。直到30年以后，武帝才重提此事。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刚即位就要革命，可见其提得起;革命不成，一搁就是30年，也见其放得下。

　　儒术受阻后，他将兴趣转向鬼神。董仲舒对此颇为不满，以为武帝祭祀神过多，就是不祭封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直至所有玩过的神仙事“终无有验”，武帝这才开始厌倦方士的怪力乱神，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封禅事，为封禅做准备。公元前134年，元光年间，汉武帝郊祀，“获一角兽”，众人皆以为是上天所报祥瑞之物，于是，济北王赶紧上书，献出泰山及其旁邑;朝中也商量着将常山王迁到他处，将常山国改为郡，如此，五岳皆在天子之郡了。随后，有司建议，“元”适宜应天瑞命，不要再用一二数。诸如一元称建元，二元因天现长星而叫元光，三元又因郊祀时得一角兽曰元狩。

　　从此，开汉家以元纪年的体制。公元116年，即元鼎元年，又现瑞祥，得一大鼎，鼎为国之重器，武帝以为封禅时机渐已成熟。求神仙无验，而符瑞却不断出现，他想起董仲舒在对策时谈过“瑞应天命”一事，应该认真对待了。孔子不是说过“德不孤，必有邻”吗?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提出：古人是先振兵泽旅，然后才封禅。于是，发兵十万，北巡朔方。武帝好大喜功，借封禅的名义耀武扬威一把，使儒生不得不支持他开疆拓土的计划。只要借了这第一次封禅之名，他就可以打着封禅的旗号为所欲为了。

　　封禅已提到武帝的议事日程上了，据司马迁记载：自得宝鼎以后，皇上与公卿诸生便开始议论封禅一事。但因封禅之事，断代太久，谁也说不清具体的仪礼规制。虽“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既七嘴八舌的争吵，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放肆。惹得武帝大怒，“尽罢诸儒弗用”。历史常常重演，竟然与秦始皇封禅如出一辙。

　　据《汉书·兒宽传》说：当时参与议论的儒生，有50多人，却莫衷一是，未能有定。司马相如病死前，曾留有遗书，说“颂功德，言符瑞”，就可以封泰山了。汉武帝好奇，就问倪宽，宽回答：“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向，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革命是帝王的盛大节日。然而封禅之事，经书也含糊其辞，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没办法，倪宽便立排众议，提出此等受天命之天大的天子之事，唯有圣主所自定，非群臣所能列举。惟天子能建中和之极，方是垂万世之基。汉武帝深以为是，决定自制封禅仪礼，采儒术以文焉。司马迁也如此说：皇上看到眼前诸儒生以及众方士的嘴皮纷纷殊殊，荒诞不经，不靠谱，难以施行。于是，独自与侍中乘辇上泰山，从山下封到山上，又从山上封到山下。

　　其实，封禅如同捐门槛，祥林嫂确信，捐了门槛，命运就会改变。刘彻，是一块做圣王的好料，通过封禅做了圣王。不过，天子的门槛太高，以泰山为门槛，你说高还是不高?天子受命于天，先要到泰山顶上去封泰山，然后，下山去，在山脚下的小山坡禅梁父。封泰山是受天命，禅梁父是接地气，刘彻这一辈子，玩了八次。这正是他的奶奶窦太后所反对的，儒家凡事都讲礼仪，可那礼仪都是要花钱的呀!

　　帝王一旦发动起来，素王便退居二线了，当革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时，革命的主体就从素王转向帝王了，打着素王旗号的儒生们，也不再粉墨登场，他们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让天命之光聚焦在帝王身上。封禅之后，合法性仪式举行完毕，帝王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圣王。这时素王的理性之光，与帝王的权威之光汇成一片，一个参天地、化万物、君临天下的红太阳便冉冉升起。在圣王的万丈光芒下，素王稍息了，帝王不再需要他来加冕了，相反倒是素王要不断接受被帝王赐封的命运。

　　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即元封元年，完成了汉家的封禅，向天下昭告汉受天命，为万民之主。诏曰：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襢肃然。自新更始，与万民同乐。

　　从此，正如董仲舒云：汉武帝“受命而海内顺之，犹众星之拱北辰，流水之宗沧海也。”不过，直到元封七年，朝中才开始商议具体的改制措施。汉兴102岁了，终于改为汉历，以正月为岁首，尚黄色，官名更印章以五字，这一年年号为太初元年。至此，一百年来的悬案终于画了个句号。以建寅为岁首(正月)的汉家历，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改阳历为止。

　　儒生们终于如愿以偿，在这些人中，想必司马迁是最兴奋的，他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而有他，他是直接承孔子之道统的，所以在这一年，他开始做《史记》，表明继《春秋》之正统。儒生太天真了，以为马上得天下已完成，治天下要靠书本。其实，统治者是只能上马而不能下马的，马上打天下，还要马上治天下，打中有治，治中有打，但不管打还是治，治还是打，都要随时备好马，为了那马上得来的权力。

　　孔子的圣化完成了，圣王也诞生了，当欢欣鼓舞的人民向圣王尽情的欢呼时，灾难却一次又一次降临到不曾设防的圣王的子民头上。他们的命运应验了并进一步预示了庄子的一个预言：圣王不死，大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