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当代文学已经被人按作家出生年代进行切分了。所谓“50后”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直到“90后”作家。这种按年龄断代的划分，也许具有某种社会学价值，但在文学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对于这样的分别，我们似乎只能作为一种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了。它早已经被文学杂志社的编辑、图书出版机构和评论家们用来大做文章了。与其质疑它的合理性，不如以此为话题顺坡下驴地说些有意思的事情。

　　站在历史的高处来看，所谓“50后”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将在历史的回顾中渐渐被忽略不计。若干若干年后，显现出来的将是他们之间的共性，同时，个体作家的差异度将得到愈来愈强的彰显。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提醒那些站在高处的人：自1949年至今的这段历史，其跌宕的落差与拐转的角度，不是普通历史时期所能比拟的。它甚至超过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年，超过美利坚合众国的两百年，谓之三百年未遇之变故更不为过。说起来有点儿危言耸听，但秦代的一个农夫与儒生，与清末的农民与文人，经验的差异度到底有多大?美国建国之后的政治经济生活，与今天的政治经济生活，到底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国“50后”的成长过程与“80后”的成长过程，不论社会政治形态，还是个人经济生活，都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谈论当代经验的代际差异与文学书写这个话题，并以此为线索追踪当代思想的进程。

　　大时代的投奔与扑空

　　“50后”无疑是当代生活中最具沧桑感的一代。他们与共和国一起诞生，完整地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乌托邦运动，包括它的流产及其之后的转向易轨，还有伴随这个过程的思想的纷争、个性的解放等精神领域的分化与裂变。

　　众所周知，“50后”和紧随其后的“60后”，是在一种神话般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开始自己的生活的。人作为生活个体存在的事实，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承认，人性的开展与完成也不能成为生活的方向。他们背负着解放全人类的责任，渴望投奔历史现场，承担建设一个完美社会的神圣使命。他们的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没有间隙，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时代的战车前行。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生活被并入了历史的逻辑—— 一个无上光荣的梦想之中。他们没有自在的价值分量，他们必须以生命之轻来背负历史之重，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克服个体的微不足道。而且，他们是在物质条件与自由度极其匮乏之下，来承担如此沉重的背负的。包括性在内的生理饥饿，使他们的身体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而在高度专政和道德高压之下，他们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自由，任何个人情欲的保留与表达，都被视为妖孽加以追杀讨伐。

　　如果那个无上光荣的梦想，在他们生命终结之前仍然在持续，那个美妙的空中花园仍然香飘四海，那么，他们的人生仍然可以说是圆满的、幸福的、富有慰藉感的。但事实上，当历史战车冲上了悬崖峭壁，在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他们扑空了，那个笼罩在艰辛生活之上的彩虹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于是，他们开始祛圣还俗，回到利益关系极其逼真的现实，重新寻找生命的起点与支点。原本彼此相近的人生轨迹开始分叉并且不断拐转，内心的情感与思想也不断分化。在不惑乃至天命之年，他们被抛入一个资本积累的残酷过程，一个人面对人像狼一样的90年代。

　　“50后”完整地经历了当代社会转折的全过程，他们经历了集体主义“一大二公”的生活，也经历了意识形态高压和十分严苛的阶级专政，还经历了因饥饿与政治迫害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更经历了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中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他们经历了人性最压抑的时期，也经历了人性最放浪的时期;他们经历了最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也经历了最世俗化的琐碎的现实主义;他们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总之，他们具有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精神跨度，只是缺少提炼自己经验所必需的学养。韩少功的《日月书》记录了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包括他们在后“文革”时代的命运分化与精神裂变。

　　“60后”尾随着“50后”，他们的人生阅历与后者相当，只是版本不那么完整。

　　从历史现场向个体情欲的迁移

　　“70后”生活的时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乌托邦的梦想已经破产，那个笼罩个体生存的宏大历史叙事显出了荒谬的性质。人们纷纷从社会的广场退回自家的后院，开始另一种人间烟火的梦想：丰衣足食，出人头地。他们不再背负天空与大地，不再背负任何身外之物，他们只愿意背负自己本身。而所谓自己并非精神本体，而只是一具肉身。当然，这个肉身捎带着一个血缘共同体——家庭。因此，历史变轻了，个人变重了;灵魂变轻了，物质变重了。

　　然而，在物质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在人口密密麻麻的极其拥挤的国度，如何找到一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肉身，满足从中滋生出来的种种欲望，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70后”从很小时候起就开始被压担子。升学、就业、住房三大事物就像大山一样倾斜过来，使他们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一种危机的旋涡之中，个体生命的承担变得十分困难。为此，他们投身于滚滚飞扬的尘埃里，不再抬头仰望天空。

　　“70后”成年的时代是90年代，是中国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这是一个不仅仅财产商品化，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包括政府权力和人的身体成为商品的时代，一个任何事物都可以论斤出卖的时代，一个物欲与肉欲横流的时代。社会保障尚未建立起来，生存基础薄弱的人们很难守住道德的底线，而上一代人身上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道德遗产，成为一个人轻装上阵投身生存竞争的羁绊。因此，这也是刑事案件高发的时代，一个道德沦丧与人格污秽的时代，人们耻于谈论信念、操守与良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体承担自身的重量，其压力不亚于甚至是超过整个社会历史的重量。因为过去对历史的承担是一种集体的共同承担，可以推卸给他人、社会，而现在对自身的承担是一种个体完全责任的承担，具有某种不可推卸性。

　　作为时代的产儿，许多“70后”作家不仅不去探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反而以一种叛逆的方式企图切断这个关系，以便更加充分地投入私人生活领域，浸淫于自身的情欲之中。就像当年“50后”满怀豪情地投入社会的广阔天地一样，“70后”差不多是全心全意投入个体的情欲之中，并以此作为生命的解放和对前者的背叛。

　　迄今为止，“70后”作家在文学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欲望的书写，他们所制造的文学轰动也在这个区域。他们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比他们的前辈更富有市井性，也更具身体性，更贴近地面的尘土。他们笔下的人物，男的往往是西门庆，女的差不多都是潘金莲，就是少了武松与林黛玉。而西门庆与潘金莲都成了正面人物，林黛玉与武松即便出现，也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从木子美、棉棉、卫慧到冯唐、盛可以等，从欲望的消受到生理器官功能的交换，都没有任何的羞耻感，连羞涩都找不到。乱伦的行为不再受到道德的批判与谴责，而是作为一种美景来加以抒情，作为一种节日狂欢来加以庆祝，并且以一种放肆的姿态来表达对道德观念的蔑视与叛逆。他们的文字成为这个时期人性状况与流向的忠实记录。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让身体情欲获得一种无辜的乃至正义的性质，让它挣脱观念的缰绳，在野地里狂奔起来。在他们的书写中，人们对身体的消费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自由的宣言。

　　确实，在宏大历史叙事被解构之后，人对自身个体的回归，最终是对身体的回归，因为肉体里有没有灵魂，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质疑。实际上，在后现代文化视野里，灵魂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被取缔，包括它的附属品——道德与人格。如果肉体里没有超越性的存在，对肉体器官功能的浸淫就成了生命最后的晚餐，旁人可以不出席，但没有理由谴责。然而，将肉体器官功能的浸淫当成最后的晚餐，并将其夸大为生命至高无上的福祉，并极尽其能事地加以渲染，总给人一种活到头了的末世感，看不到责任与希望的存在。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不可能像纳粹党卫军的队列那么整齐划一。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产量太高，超过了任何个体的阅读量，也超出了我的阅读覆盖面;也许是媒体传播的选择性遮蔽，除了欲望书写方面的突出表现，我还找不到“70后”作家的第二性征。总体而言，这一代作家尽管数量可观，但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显示出鲜明的个体差异性。

　　小时代的“原住民”

　　“80后”代言人郭敬明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称为“小时代”。其实，所谓的小时代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切断或者接不上个人与历史的关联性方面，“80后”与“70后”有先后相续的承继性，所不同的是“70后”追求与历史的析离感，而“80后”却惊讶于这种析离之后的漂泊无依，甚至要寻找重新连接的可能性。“80后”评论家杨庆祥在一篇文章中，困惑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失联：“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条路》，《天涯》2013年第六期)其实，他所陈述的宏观历史与微观日常生活之间逻辑链条的断裂，是“70后”追求逃离历史现场、奋然投入自身怀抱的结果。从大时代的一路仓皇回撤，最终使每一个人都退回到一个十分狭小的胡同里，“‘80后’退回到社会最隐蔽的角落——卧室或者是电脑的终端”(同上)。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由无数破碎个人空间罗列起来的所谓小时代。小时代被理解为个人的、细致的、功利的、物欲的，是一种精致的个人主义生活样式，或者说是一种生命消费方式。

　　“80后”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应当承担的许多来自社会领域的压力，大都被他们的父辈乃至祖父辈抵挡了。除家境贫困者外，传达到他们身上的社会历史信息相当有限。如果说“70后”成长在个体从历史现场向个人生活撤退的过程之中，那么“80后”成长的年代，这种撤退已经基本完成，接近终点。因此，“80后”被称为小时代的“原住民”。将自己的生活与无数人的命运捆绑一起的所谓大时代，在他们这里已经宣告终结。他们对于发生在父辈身上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并无记忆，而“70后”作家所沉迷的欲望消费他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不复惊怪。因此，以欲望沉迷来叛逆历史惯性与社会入侵的那股拧劲儿，在他们这里已经烟消云散，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似乎找不到历史的影子，也找不到可以将生命固定起来的形上之物。他们很多人做的梦，是一种温馨的小资乃至中产阶级之梦，房子、车子和日进斗金，这些实在之物成为这个美梦的组成要件，也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就像杨庆祥提到的，“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傍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同上)。这种梦“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同上)。这种乌托邦正是“50后”“60后”曾经极度蔑视的，是与“50后”“60后”年轻时向往的乌托邦完全相反的，是另一种版本的乌托邦。有人把“80后”这种乌托邦理解为“青春犬儒主义”，它的宗旨是做一条舒服的狗，它与古典犬儒主义的区别是，“它不再是愤世嫉俗，而是玩世不恭”(邵燕君《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天涯》2014年第一期)。“80后”喜欢以一种嘲讽、戏谑的方式谈论事物，他们心中几乎没有什么神圣、庄严、沉甸甸的东西。或者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有神圣庄严之物都被货币的支付能力所解构。

　　“80后”生活的时代，“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政策已经生效，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富裕起来的人当中，很多是通过权力与资本的狼狈关系来实现的，但贫富差异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在他们成长的背景中，道德资源已经受到极大的破坏。经过90年代的恶性竞争，中国社会发生了地壳变动，人与人之间的地位、身份出现了极大的分化，基尼系数不断攀升。7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人群存在的差别主要是城乡差别，以及性别的不同。进入2000年后，人与人的差别已经到了无法往来的程度。即便在同一个学校、班级，同一个公司、单位，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很难拥有共同的经验觉受，也很难找到共同的言语。同是“80后”，出生在一个权贵家庭的孩子与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很难找到同一代人的感觉，获得亲切的认同感。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是各有各的中国、各有各的时代。也就是说阶层、阶级的差别远远超出了年代的差异。他们在同一阶层的人中更能找到聊到一起的人，哪怕彼此出生的年代有较大的出入。出生于“80后”的作家林森，尴尬于自己与其他“80后”作家找不到认同感，这种感觉恍如隔世，以至于跟其他年代出生的作家交流起来要默契些。因此，有没有一个所谓的“80后”，在他这里成为一个问题。

　　在“80后”作家中，也许将来可以找到更多他们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征，但现在，作为一种代际差异，仍然淹没在个体差异之中，难以辨认。当然，“80后”乃至“70后”作家仍然在成长过程当中，存在着目前无法归纳的不确定性，还需拭目以待。

　　当代精神的缺失

　　当代文学演进至今，出现了“四代同堂”的局面，就在“90后”开始登场时，“50后”仍然在写作，他们在文坛的庄主地位至今还无法被颠覆。尽管各个代际在经验与写作上存在着不小的歧异，但作为当代中国人，他们也存在着共同的性征与局限：

　　首先，是精神关怀与信仰的失落，世俗化潮水汹涌澎湃。

　　经历了激进的社会理想的破灭之后，中国人不再做他们认为荒诞不经的梦，或者说，他们做的是荣华富贵的梦、富家强国的梦。大家都变得很实际，安于地面上的营生，在尘埃里忙忙碌碌，广结人缘，积累财富，延年益寿，天伦之乐。很少有人会悄悄地走到某个寂静的高处，踮起脚尖持一种眺望的姿态。因此，人们关心的事情主要是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及其交换行情的涨落，喜怒哀乐都是多多少少的问题。人都变得特别通俗易懂，并且有容易谈得来的话题，容易达成默契，形成共识。尽管有人会抑郁不快，但很少有人因为不被理解而烦恼悲哀。大家相信权力与货币的魔力，似乎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两者的通兑去解决，幸福的指数也可以通过银行账户里的位数与房子的占地面积来丈量。因此，物质匮乏的人，自然为物质的积累奔波劳作，心甘情愿地为物质的力量摆弄。财富积累到一个令人放心的程度的人，则开始玩物，把玩身体，把玩古董、字画、珠宝、沉香、黄花梨、玉石，玩味起色声、香味、触法，耗掉身心里剩余的能量，直到虚脱时得出人生不过如此的感慨为止。由为物所玩到尽情玩物，听起来像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其次，传统根底的缺失。

　　由于“五四”以来蔓延的文化原罪意识，也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扫荡，还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膜拜，自“50后”以来的几代人，差不多都失去了承接民族传统文化命脉的机会与意识。比起民国时代的作家，他们的学养有很大的缺憾。人们虔诚地学习西方话语，并将其奉为圭臬，脱离原有语境与对话关系，拿到中国来加以运用，诠释中国经验，判断社会现实。因此，他们所站的高度，并没有超过鲁迅这一代作家。直至今日，仍然存在传薪火、继绝学的问题。中国文学呼唤学贯中西、站到历史制高点上的大家出现。

　　再次，批判现实的深度搁浅。

　　文学的成就来自作家对现实批判的深度，而所谓现实包含着社会与人性两个方面。由于学养与关怀的不足，当代作家缺乏对经验进行深度提炼的工具，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与人性的探寻都搁浅了。社会的批判止于程序公正，人性的探索止于身体情欲。由于缺少足够深远的价值尺度，许多具有道义倾向的作家，批判现实追求的是一种强度，为此不惜将现实妖魔化，在批判之余并没有给予一种超越性的暗示与导引。于是，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认同，成为初涉人世的年轻人接受现实残酷、放弃幻想的教本。

　　在当代文学的叙事中，现在已经极少看到那种吊诡的追问与发难，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叙事者内心是坚定的，总是持一种成见来叙述与判断事物，困惑与疑虑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方式。这种自信满满的姿态，让人觉得上述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此外，由于交流的过度与传播的迅速，任何新鲜的观念转眼就成为普及的常识，深思熟虑的独立思考已经变得十分稀罕。

　　当然，当代作家仍然在自身心路历程的途中，写作与思考还在延伸，在不期的将来出现变数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以上所述的当代经验与表达上的某些局限，并不妨碍有超越时代的大作家出现，对人类面临的问题做出前沿性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