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短。儿时嬉戏情景犹历历在目，却不知不觉已年逾古稀。回望陈年旧事，不免感慨系之。兹录其一二，聊以备忘。

　　地处川西坝子边缘的故乡小城，文化生活较为贫乏，仅东街有一家戏院(俗称“戏园子”)专演川戏。有时跟着家里大人进去看戏，大人倒是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则只看见“穿红穿绿，打进打出”，武打场面还能勉强看看，到了小生或者小旦出得场来，慢条斯理地唱开戏文，我们就呆不住了，在过道里跑来跑去。此外，天主教会的高鼻子美国人在西校场放过几部无声电影，都是《人猿泰山》之类。也就看个热闹而已。

　　小学的音乐老师叫聂瑞奇，幽默风趣，他教我们唱一首针砭时弊的《古怪歌》，那歌词是：“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了墙，灯草砸坏了锅，灯草砸坏了锅。月亮西边出，太阳东边落啊，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滚上坡。”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地下党员。

　　国民党时代也有“天天读”。一九四九年上初一。每日均有朝[读zhāo]会，众顽童齐集学校礼堂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音调低而平缓。复诵读总理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和尚念经，不知所云。

　　课前有朝会，离校前则有夕会。照例是教导主任训话。此乃私立学校。经费拮据，需靠“尊师米”勉强维持。教导主任三令五申，反复叮咛：“回去喊家长拿米来，记倒没有?拿米来!”连五线谱也用上了：“就是拉米来，拉米来，5—3—2。”(四川话“拿”“拉”同音，无鼻音非鼻音之分)催尽管催，交不起还是交不起，似未听说因此勒令退学之事发生。夕会结束前，众顽童手舞足蹈，欢快地唱道：“明朝[读zhāo]会，好朋友，明朝会，好朋友，愿明朝起早无先后。”好一个少年不知愁滋味。

　　次年，家乡解放。我像着了迷似地成天往县学联跑，参加各种活动，学唱革命歌曲。有的歌曲至今能背出歌词，如节奏欢快的《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嗨嗨一个呀嗨，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呀呼嗨嗨一个呀嗨!”又如曲调低沉的《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永得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永得解放。”

　　解放军五十四师文工团在戏园子演出歌剧《刘胡兰》和《血泪仇》。颇觉得新鲜有趣。有些唱词已经倒背如流，至今不忘。例如“数九那个寒天来下啊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勾子军来了整一个团，被咱们包围的牢又牢”和“三叔三叔，你听我说，胡兰子家来了个八路”。

　　宣传这玩意儿就是厉害。别看不过是唱唱歌，看看戏，那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尤其是对于一张白纸的天真少年。这不，一来二去，我这个小不点儿居然也跃跃欲试，要投身革命了。诸如下乡宣传，大会服务，无不积极参加。因为表现积极，还被爱吹牛的学联主席封为县里的“招待先锋”。在我的心目中，革命是无比高尚美好的事情。殊不知，革命也渐露其不甚光彩的另外一面。只是我当时有意无意地对此视而不见罢了。

　　一九五零年，为应付财政十分困难的局面，新政权发行“中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名为自愿认购，但当时大部分人家一贫如洗，哪有余钱认购公债?只好层层摊派，于是学联就有帮助催公债的任务。各街道都有具体的任务指标。我分到东街街公所下属的东二保(相当于现今的居委会)。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每天挨门逐户地去催公债。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身体虚弱，早已卧病在床，我们却不管不顾，每天跑去，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嚷嚷：“买公债!”“买公债!”如此折磨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情何以堪?我们却乐此不疲，自以为是在干革命。

　　不久，“四大运动”(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正式开场。县里一些头面人物原本平安无事，眼下则末日降临。一日，在县师范学校操场上举行群众大会。现场人山人海，只见著名士绅、原国大代表张鹤林操着成都口音在台上交代：“本人张鹤林，解放前受的封建教育……”好像没让他罗嗦多久，下面“打倒张鹤林!”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最后是砰地一声枪响，将张鹤林当场击毙(俗称“敲砂罐儿”)。有生以来初次经历如此残酷的杀人场面，一种强烈的感觉是心惊肉跳且惶恐不安，幸好身边没有一个熟人，那可是要命的阶级立场问题啊。

　　我姑父与张鹤林的命运完全一样，也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枪毙。罪名是“恶霸地主”。当天居然是邻里街坊出面张罗，用梯子将舅父抬回并安葬入土的，令人匪夷所思。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事过之后，原先的佃户还甘冒风险，偷偷往老东家屋里背大米。姑母则从此成为“地主份子”，被扫地出门，后半生受尽屈辱和折磨。姑父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成都高等师范毕业，曾去日本游学一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四川省省议员、新津县县长、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的主任秘书。李家钰也绝非等闲之辈，乃川中抗日名将，一九三七年率部千里奔袭，前往晋西南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次年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一九八四年，被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姑父抗战后返回故里，赋闲在家。长子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四九年已是驻京部队的一名营级干部。姑父也算得上响当当的革命军属了。数月之前，他还兴冲冲地以“开明士绅”身份参加县人民代表会议呢。哪能想到说翻脸就翻脸。远在北京的长子非但爱莫能助，反而因此受到牵连，被贬至北京郊区去管劳改犯。姑父的次子则一直替国民党卖命，舟山战役后即音信渺无。八十年代以台胞身份荣归故里，其时已是父母双亡，地方当局不敢怠慢，待若上宾。次子当面质问为何将父亲处死，答以当时订有指标云云。

　　姑父一本家侄儿原系省高中学生，解放后也很积极，是县学联的活跃人物。多才多艺。记得他曾给一首歌填上新词：“封建统治中国几千年，造成中国贫穷和落后……”，这首歌在县城里传唱一时。忽一日，只见他衣衫褴褛，脚蹬草鞋，和犯人一起到西河坝挑石头，据传他是特务!后来查无实据，无罪释放。一九五七年，亲弟弟为兄长鸣冤叫屈，又被打成右派，当了二十余年“贱民”。哥儿俩先后落难，说怪也不怪，都是出身不好惹的祸。

　　我舅父多年离乡背井，去西康省谋生，不过一个小小职员而已。刘文辉率部起义后，他也返乡赋闲。多年积蓄和苦心经营的商号统统化为乌有，一家老小生计无着。老友聂瑞奇如今有了一官半职，动员他去当教员，舅父嫌待遇太低，不够养家活口，婉言谢绝，在自家院子里搞起了手工业作坊，磨面粉、做面条，苦苦挣扎。但惨烈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无良小人又立功心切，趁机栽赃诬陷，舅父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一天夜里，自沉于后院的水井，撇下老母和妻儿撒手西归。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失去亲弟弟。十八年之后，母亲另一个亲弟弟、我的小舅则在又一场浩劫中因“历史问题”自沉于工厂的水池，前往天堂与兄长相会。

　　有一次步行数华里至桑园机场开斗争大会。只听得主席台上，愤怒的农民纷纷控诉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一边说着一边拿树条抽打被斗者。有几个倒霉鬼就这么活生生地当场打死。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是否到了罪不容诛的地步，该由谁来处死，均不得而知。

　　一九五零年冬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学校里掀起一股报考军干校的热潮。我们这些年龄太小、不够尺码的学生，眼看着同窗学友光荣应征，只有羡慕的份儿。却并不甘心，每天早上背起背包，喊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在结满白霜的操场上结队跑步。

　　解放前，县城西街有一家书店，店主叫李欣奇。我经常光顾，站在书架旁边看书。但可读之书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神探福尔摩斯和大盗亚森罗苹之类的侦探小说。解放后，东街开了一家新华书店，门脸不大，但书籍甚多。墙上挂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横幅。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但只看不买，把书店当成了图书馆。革命文学作品、包括苏联文学作品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等。书中的主人公或者说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学习的楷模。

　　在儿时的记忆里，“同志”是个极荣耀的字眼。只有入城不久的解放军战士和南下干部才配称同志。懵懵懂懂的我把“同志”和“革命”连在一起，当成十分向往的目标。终于有一天，我也成了“同志”，那是在挂上鲜红耀眼的领巾之后的事情。别提有多自豪了!当时少年儿童队员(也就是后来的少先队员)之间要行队礼。有时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并不认识的队员，我赶忙举手行队礼，谁知对方竟毫无觉察，于是我高喊：“同志，同志!”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即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暂告一个段落。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

　　一九五四年夏季，我侥幸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说侥幸有两层意思。一是当年全国高校取消了冬季入学考试，我们这批本应冬季毕业的高中生提前半年毕业参加高考;二是建国初期，俄语人才奇缺，各校均扩大招生，我虽成绩平平、俄语一窍不通，也被这所名校囊括以去。幸耶非耶?日后自见分晓。

　　五十年代初，首都北京乃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无比向往之革命圣地。能到这里来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一切免费，衣食无忧，自然是如登天堂，幸福无比。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友会聚一堂，大家相濡以沫，情同手足。一年之后，我们离开和平门外的南校，迁至位于定阜大街的北校。这里是原辅仁大学的校址。教学楼别具一格。楼后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花园，据说那是原涛贝勒府的后花园。楼台亭阁，曲径通幽。当时我心无旁骛，日夜攻读，专业学习渐入佳境。

　　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倏忽之间，一场政治风暴呼啸而来，打破了校园的宁静。这便是所谓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一九五五年，校方宣布暑假不休息，全校师生留校搞运动。都是一帮年幼无知的娃娃，入学时早已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怎么会有漏网之鱼呢?偏偏我们这个小班就挖出一个。许君是部队转业来上大学的，平日表现与大家并无不同，将他定为肃反对象，是因为“历史可疑”。他本是孤儿，为生活所迫，进了国民党青年军的军校，后因思想进步，于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军。现在怀疑他是打进来的特务，却又无任何真凭实据。只有进行轮番批斗，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国民党军校时的私人日记。除了开斗争会外，还煞有介事地对他搞监视、钉梢，以防他有别的活动或者自杀。好端端的一个同学，却要当成敌人去斗，真有些下不了手。但又告诫自己：可不能有温情主义啊。于是会上发言就力求尖锐、有力，内心里尽量把他当成敌人来恨。我当时很希望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枉斗争一场。冷静下来时，却免不了担心：会不会白斗一场啊?万一他不是反革命呢?尽管我也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毕竟充当了权力的驯服工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至今追悔莫及。一年之后许君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然而，已给他本人造成极大伤害。这次运动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开启了群众斗群众的先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一九五六年是催人奋进的一年。

　　年初，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私人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叫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

　　这一年，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无不扬眉吐气。这一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对高级知识分子(讲师以上)实行了若干特殊待遇。这对年轻学子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全国上下出现了万马奔腾攀登科学高峰的热烈场面。

　　祖国建设突飞猛进，捷报频传。我们虽身在校园，却也按捺不住，摩拳擦掌，紧张学习之余，总想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结伴来到北郊离城很远的一个农家院，据说这是个农业合作社，我们帮助农民剥玉米粒儿。正值数九寒天，冻得够呛，但大家都乐呵呵的：总算给农民做了一点实事。我们还曾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扫盲，就是到学校附近的北太平庄农民家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教他们识字。不就是教几个最简单的汉字吗?这有何难?没想到这里也遇到了问题。原来是我讲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方言里没有后鼻音，把“灯”[dēng]念成[dēn]，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只好临时抱佛脚，向土生土长的北京同学请教，才弄清楚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

　　一九五七年是在一片祥和气氛中来到的。领袖年初的几次讲话尤其鼓舞人心。例如他说：“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言之凿凿。 四月二十七日和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本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在党组织的反复动员下，他们纷纷鼓起勇气，出以公心，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师大有个副校长叫傅种孙，著名数学家，一级教授。在学生的印象中，他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的次数不多，而且只能讲讲粮食统购统销、爱国卫生运动逮耗子之类，重大问题可轮不着他。钱学森说：“傅种孙教授是我当年的几何老师，他使我爱上了几何。”(傅曾在师大附中任教)四九年领袖离开西柏坡进入北京，曾在百忙之中前往师大教工宿舍登门拜访昔日同窗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并设宴款待。出席作陪的有黄国璋先生和傅种孙夫妇。席间傅仲孙发言独多。他对中共领导人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表示敬佩，并积极投入改造旧师大、建设新师大的工作。据说他同领袖通信时是以“润之兄”相称。曾任北京市人民代表(一九四九)，北京市人民委员(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傅先生是师大第二副校长(第一副校长为校党委书记)。傅先生工作努力，积劳成疾，一九五六年竟在会议桌上突发脑溢血。一九五七年病体稍见康复，尚未恢复工作。整风运动中，人民日报社记者到他家采访，傅先生就知识分子问题口述意见，由他人笔录，写成《中共失策之一》。记者将这篇文章带回报社，尚未发表，有人又将文稿要回交还本人。

　　傅先生在文中说道：“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得计虽然多，有的是人歌颂，中共虽然很愿意听，恐怕也听腻了，我就不打算谈了。为了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对知识分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知识分子的心情可能中共不很了解。自从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每见中共一设施，无不额手称庆。就大体说来，知识分子是爱护中共的。中共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大同世界并无二致，所以知识分子衷心趋附共产党不是偶然的……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可能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正因为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我行我素(还想用打游击时的办法来办工厂、办大学等等)，致命错误重重，亲者痛而仇者快。” (黑体是笔者用的)

　　傅先生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隔膜。傅先生具有校领导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对此洞若观火，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虽措词稍嫌直白，然磊落心胸，跃然纸上，不愧为党的诤友和挚友。但事后看来，傅先生此番意在爱护中共的仗义执言，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隔膜。他很了解知识分子，可是，他未必了解中共。正是这种隔膜使傅先生惨遭无妄之灾。

　　人算不如天算，形势陡然逆转。原本广开言路，鼓励鸣放;后来成了舆论一律，实行反击。我们那无比丰富、“与时俱进”的祖国语言，又增添了若干新词，“右派分子”即是其中之一。一夜之间，堂堂师大副校长、德高望重的傅种孙教授竟成为千夫所指的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主要罪状就是尚未公开见报的《中共失策之一》。傅先生被撤去一切行政和学术职务，发落至数学系资料室工作。一九六二年初，他的两名得意门生登门拜访，谈起五八年教学改革中的是非问题，傅先生激动地说道：“我想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不要一士之谔谔……”他突然用双手指着太阳穴，身子歪斜，脑溢血症再次发作，抢救无效。数学界的一代宗师就这样离开他心爱的学校和心爱的事业，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师大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重创，痛失四员大将。学校引以为荣、堪称国宝级的六名一级教授中，竟有四人(傅种孙、黄药眠、钟敬文、武兆发)中箭落马，仅陈垣校长和黎锦熙教授二位逃过此劫。武兆发更在运动中不堪羞辱，含冤自尽。

　　武兆发教授在六名一级教授中年岁最小。他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切片专家、组织胚胎和细胞生物学权威。不过是因肃反无端挨斗在整风中提了些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并受到残酷批斗，且不说纯系无辜受害，就算有罪，也罪不该死，他的自尽本属偶然的不幸事件，当事者本应低调处理，并引以为戒。校方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死者尸骨未寒、家人无比悲痛的时刻，迫不及待地在礼堂召开“声讨右派分子武兆发自绝于人民大会”，无异于当众鞭尸。现场气氛紧张而恐怖。

　　堪称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偕夫人陈秋帆先生自香港来师大中文系任教，苦心孤诣，一手创建全国第一也是全国唯一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反右斗争中夫妻双双成为右派分子，受尽白眼和呵斥。民间文学教研室也宣布解散。文革中，“革命群众”更勒令他们一家数口从单元房迁至筒子楼的一个单间。原有家具和生活用品大多丢弃，老少两代同居一室，苦不堪言。遇到儿媳从外地回来探亲，更是雪上加霜。种种尴尬无奈，羞于对人诉说。拨乱反正后，钟先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春。他以七十七岁的高龄招收研究生，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撰写、主编了近二十部专著和教材，几乎是一年一部;亲手培养了近五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因科研和教学成绩优异曾多次获奖，并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钟先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为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傅先生的黯然谢幕、钟先生的晚年辉煌并非个例，人们熟知的铁腕总理朱镕基、法学泰斗江平、大律师张思之等人的脱颖而出，足以证明当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何等地荒唐，且不说多少人命丧黄泉，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痛不欲生，多少人受尽熬煎，它给整个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对党的威信和国家形象的损害，更是无法估量。当时全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箭落马者竟达五十五万之多。其中不知埋没了多少个钟敬文、朱镕基、江平和张思之!这笔宝贵的优质人力资源，那都是北洋军阀和蒋家王朝时期培养出来的，基本上是“白拣”。本可为我所用，却弃之如敝屣，毫不足惜。

　　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为何多年出不了大师，至今与诺贝尔奖金无缘，连同文同种的蕞尔小岛台湾甚至弹丸之地香港都不如?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