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2015年的时候，我们必然会铭记许多事情。

　　刚迈入2015年的门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在深圳点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焰火;全国两会上，“互联网+”战略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跨年度的产业升级命题;随后，包括“中国智造”、“中国制造2025”、“网络强国”等战略相继发布，经济领域的新名词让人应接不暇。

　　到11月份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似乎为此前的一系列动作牵出了一条暗藏的主线。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印证了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也指明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

　　若如此，2015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年份里，注定会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

　　谁在创造“中国经济”

　　如果把中国浓缩或者抽象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呢?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推算，目前中国人均年龄在40岁左右;按已接受教育的年限计算，他应该是刚刚跨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关口，还没念完高一的样子，这是中国人口素质的事实。

　　一位年龄在40岁上下，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大叔或大妈，能创造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样子?在拿其他国家横向对比后，或可更容易理解其间的内涵。

　　譬如，按照同样的模型来比拟，美国的年龄应该在38岁左右，但其接受教育的时间年限超过了14年;德国情况与美国也基本类似，不同的是其接受教育的方向有两个，更专业的职业教育使其具有强烈的工程师气质;而即便是陷入人口老龄化危机的日本，其人均的受教育年限也接近12年，依然远高于中国。

　　如果我们把审视的眼光投入历史，则会获得更多启发。三十年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位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小伙子，虽然初中还没毕业，但有浑身的干劲，而当时的美国、德国情况与今天基本类似，日本则还要更年轻一些;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也只有30多岁，但却是没受过两年教育的准文盲，而且寿命也不长，美、德、日各自的情况比现在当然要差一些，但比之当时的中国却有天壤之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一百年前，美、德、日都能造出飞机大炮的年代里，偌大的中国甚至生产不出100万吨钢铁;三十年前，美、德、日的现代化企业在全球上演攻伐战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只能依靠招商引资，做些来料加工这类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产业。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深远的变化。

　　假如在今天，有一个世界工厂来雇佣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这四位工人，他们各自能从事的工作也就显而易见了：工厂里的研发和工程师岗位大抵要被美国、德国和日本抢了去;而中国工人能做的，就是流水线上的普通操作工，技术熟练点能混成工头已是极限了。

　　而真实世界中的全球产业分工，也基本遵循了这个虚拟工厂的雇佣模型来运转。更大的不幸是，在中国经济逐渐爬上陡坡准备冲刺的阶段，中国人口的现代化这一过程尚未完成，而人口的老龄化却已经提前来到了。

　　如何输血“中国经济”

　　再进一步剖析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会感受到一股寒意。

　　回望2015年，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一定与股市有关。上半年充沛的流动性疯狂涌入股市，造就了一场堪比2007年行情的大牛市，超过9000万股民徜徉在泡沫的盛宴中;但就在所有人都欣喜若狂的时候，泡沫骤然破灭，近30万亿市值瞬间蒸发。

　　股市为何暴涨，又为何暴跌，将成为研究者们长久关注的一个话题。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在央行5次降息外加4次降准后，资金蜂拥进入股市，股灾之后又从股市撤退转入债市，是一条清晰的资金流动脉络。

　　当然不仅只是股市。自2014年开始的各类互联网理财产品、P2P乃至众筹模式的兴起，也无一不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充沛;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领域底层的中小微企业，却依然不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资金支持，难以转型为经济的稳定器。

　　资金可以流向股市、债市甚至是大类理财产品，就是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而这个问题，又牵出了中国经济当下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即因房地产等市场降温之后引发的结构性的房地产库存高企和产能过剩，以及各类中低端产能的产品毛利下滑乃至亏损，中国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

　　而此前为应对2009年的经济危机而启动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虽然将中国经济增速稳定在高水平，但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加深了中低端产能过剩的趋势，并且让中国政府背负的债务余额开始迅猛增长。据各类研究机构测算，至2014年底，中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额一度达到30万亿。

　　楼市库存、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高企，构成了当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三大难题，而且也制约了过去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诸多手段，诸如加大“铁公基”投资力度、稳定外贸鼓励消费等措施，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也应当是中央为何在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深层原因，要解决当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理论框架来指导高层决策。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根本

　　回到前面那个中国经济的形象“人”，考虑到楼市库存、产能过剩以及债务高企这三大问题，中国应该是一个年过四十，受过初等水平教育，体态臃肿有些不健康的胖子。

　　治疗这样一个“胖子”，此前的思路可类比为下猛药，或者是注射抗生素。现在发现抗生素注射多了也没见效果，那就只有坚持锻炼这个“笨”办法了。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思路。按照新供给学派的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的内部结构，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化的配置，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而供给侧的要素则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创新。

　　首先是劳动力要素的调整。一直以来，因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拥有天然的人口红利优势，这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三十年的底牌之一，而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也将中国的数亿劳动人口训练得适应于粗疏的工业化。

　　往后走，人口的数量红利逐渐消退不可避免，但人口的素质红利得来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百年树人”的工程。即使乐观估计，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才会超过14年，从而接近欧美国家当前的水平。类似放开二孩以及后续可能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恐怕也只能延缓人口的老龄化步伐而已。

　　而土地和资本要素的调整，则牵动了政府自身角色的转变。从放宽土地流转以提高使用效率，打破用地供给瓶颈，到通过各种减税措施提升企业经营利润，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这些相对技术性的手段并不针对当下经济最紧迫的下行风险，而是中长期的调节措施。

　　再说创新，这一要素是稀缺品，而且依赖劳动力、资本二者的正向刺激，创新的能力是计划不出来的，只能尽量提供培育创新的土壤环境，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共谋，习惯于聚合各种资源来逐渐培育出这种稀缺的能力。

　　这也注定中国的产业升级是一项长期任务，是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质变过程。

　　山峰就在那里，而攀爬山峰的时候，是没有捷径可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