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新闻发言人胡凯红主持本次新闻发布会(吴晓山 摄)

　　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昨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即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的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十三五”期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大家都很关注，我看媒体都有很多报道了。

　　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先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先生，请他们向大家介绍一号文件的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下面先请陈主任介绍情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吴晓山 摄)

　　陈锡文:

　　大家上午好。昨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我简单给大家介绍这个文件的背景情况。

　　文件起草的背景有这样三个大的方面：

　　一是多年以来，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指引下，农业农村发展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势头，到了2015年实现了中国粮食生产连续十二年的增产，去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2429亿斤，比上年又增加了288亿斤。应该说十二年连续增长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同时，农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去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前年相比，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增长了7.5%，和去年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比，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了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是6.8%，农民的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这个态势到去年已经保持了六年了。正因为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续缩小。从2009年，那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是1：3.33，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差不多要等于3.33个农民的收入，去年这个实际收入的增长情况来看，差距已经缩小到1：2.73，每年都有所缩小。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态势，当然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从整个形势好的方面来看，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这是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但是也必须看到，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也存在很多新的问题，有些问题对下一步的发展会构成比较大的制约和瓶颈，所以在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我们要抓住当前农业农村中的突出问题，制定相关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着力把突出问题解决好。

　　当前的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粮食的供求，主要在品种结构上出现了一种失衡的局面，因此导致国内市场价格有所波动，而且出现了产量、进口的数量和粮食的库存量这三个量都在增长的复杂局面。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国内粮食供给的品种结构和市场需求的品种结构存在着不适应的方面，比如说有的品种市场需求增长很快，例如大豆，但是国内生产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增长满足不了对大豆的需求，所以就出现了大豆大幅度进口。

　　另一方面，中国土地不多，农民数量很多，在农村，承包土地的农户有2.3亿户，平均农户承包的土地大概也就是半公顷左右，所以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农业，尽管在农民流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土地进入了流转，使得一部分农民能够扩大经营规模，但是总的来说，农业的经营规模是非常细小的，这样也就造成了中国农业生产的成本比较高。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定了市场价格。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国外的价格在下跌，但是在2014年以前，中国国内粮食主要品种的价格却在上涨，这就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国内的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之后，就容易导致国外的粮食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这对于中国农业的稳定增产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农业生产上和主要农产品供求方面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

　　农民的收入，连续六年收入增长幅度都高于居民，但是现在也存在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部分农产品国内价格出现了明显下跌的趋势，依靠增产、依靠比较好的价格来获得增收，这个方式现在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另外，这几年农民来自外出工资性收入增长比较快，去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来自工资性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大概要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3%。相反，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去年只有39.4%，这是第一次出现工资性收入的绝对额，超过了家庭经营的收入。

　　是不是今后就主要可以依靠工资性收入来增加农民收入呢?我们一方面要努力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保持这个势头。但另一方面，大家也都了解，在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背景下，非农业能给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来说也不像以前增长得那么快，在一定程度上大家也能看到，去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方面进入了新世纪以来最慢的一次，增长只有0.4%，也就是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只增长六十几万人，和世纪之交时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人的态势相比，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面对农民增收这两个主要的动因都在减弱的背景下，下一步怎么去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我们必须破解的第二大难题。

　　因此，这个文件的发出，一是要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农业农村发展的好的形势。二是问题导向，要针对农村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认真解决好它。那么怎么去解决?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贯彻好中共中央在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大家都知道，那个建议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出了要创新发展理念，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农业农村的改革发展中，必须认真贯彻好这个新的发展理念，使得农业农村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第二，要贯彻好去年年底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去年12月初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提法，大家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完全适用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也是破解当前存在突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和举措。我开头时讲到，在中国粮食中主要农产品生产上供求之间存在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能单纯以数量来判断农业发展是否成功，还要考虑提供的农产品不仅在数量上、在品种上、质量上能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同时针对当前农业农村的突出问题，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个文件大家已经看到了，背景材料大家也都拿到了，所以具体的我就不展开讲了。这个文件一共六大部分，30个条目，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农民民生、改革和发展的很多方面，就这个文件的内容，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我愿意和我的同事韩俊先生回答大家的问题。

　　胡凯红:

　　下面开始提问，提问之前通报一下你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路透社记者提问(方堃 摄)

　　路透社记者:

　　您刚刚提了库存的问题，玉米的库存现在好像特别高，是打破了纪录的，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卖的话，用什么价格?长期来说，你们会不会取消这个政策?我知道这个政策是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好像一号文件里没有说。

　　陈锡文:

　　其实一号文件中已经讲到了，今年要加快推进玉米的价格形成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制度。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实行的玉米收储制度实际上是2007年制定的政策，一直运用到现在。当时提了一个政策，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为了保证农民能够有个比较好的收益，每年在玉米上市之后，政府制定一个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这个价格从2007年开始第一次实行，对农民的玉米由国有的粮食部门实行收储的办法，一直持续到2014年，每一年收储价格都有所提高，从最初的2007年时制定的是7毛钱一斤，到了2014年这个价格就变成1.12元每斤，每斤提高了4毛2分钱，按现价相比，提了60%。这样保障农民的收入，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玉米的积极性，所以这些年玉米的增产非常快，玉米也成为中国五个粮食品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品种。过去中国的粮食品种中稻谷是数量最大的，现在玉米是最大的了。

　　但是反过来，又出现了新问题，因为连续多年的提价，玉米价格高于了国际市场。不仅如此，从2012年底开始，国际市场的玉米价格大幅度下跌，一个上涨、一个下跌，就出现了中国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情况，因此就引起了国外玉米以及可以替代玉米的一些其他粮食品种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局面，就产生了你刚才说的中国国内玉米产量不断增长，但是进口玉米和玉米的替代品也在不断增长，从价格上讲，中国自己生产的玉米没有价格竞争优势，所以不得不都进了仓库，就是你刚才说的，现在玉米的库存可能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到了原则思路，就是坚持实行玉米价格由市场决定，同时对玉米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价格和补贴分离的办法。就像我刚才讲到，前些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不断提高，实际上不仅仅是玉米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水平，而且还包含着政府对生产玉米的农民的补贴，所以价格就显得比市场高得多。现在的情况下，要把补贴从价格中剥离，要价格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采取这种办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农民会根据市场供求来决定他种多少、按什么价格卖，按照基本的规律进行测算。如果国内的玉米价格完全按照供求由市场决定，它将理性地回归到和国际市场价格相近的水平。如果中国国内的玉米价格回到和国际市场相近的水平，大规模进口的现象就会明显减弱，就会为中国国产玉米提供市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规模进口减少之后，不仅现在生产的玉米找到了市场销路，库存的玉米也会逐步消化掉。

　　从前年开始，中央政府已经在一些重要的农产品上开始实行这种改革，比如2014年新疆的棉花以及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实行了目标价格的改革制度，去年夏天又在长江流域实行了对油菜籽价格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去年9月份又明确提出了对玉米临时收储价格的调整，从前年的每斤1.12元下降到了每斤1元钱。虽然价格降低了，第一它还是高于国际市场，第二这个价格还是由政府定的。今年正在研究怎么让价格的形成回归市场。这里有个重大的问题，价格由市场决定，农民的利益，政府也必须合理地保障，让农民获得合理的收益。具体的办法，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一号文件提出的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基本思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记者:

　　刚才您提到了农民增收的问题，有没有更具体的新措施来保障农民的增收?比如说从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农民的不动产方面，让他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陈锡文:

　　从去年的情况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在整个收入结构比重是非常低的，只占2.2%。我想，其实所有的国家，让老百姓增加收入，主要的精力都应该鼓励大家创业就业，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上，靠卖老祖宗的财产，这样的措施各个国家都不是太鼓励的。所以我们要强调对于农民的财产权利要有保障，要让他获得应该有的财产性收入。

　　刚才讲到下一步农民收入增长将是政策要攻破的一大难点，从现在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还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要让更多的具备条件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和稳定就业的这部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这样实际上就可以不仅仅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而且会给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的消费性的支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国务院前些日子已经在研究。二是在农业经营方式上进行创新，也就是更多地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来提高农业的效益。三是政府要助力农民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大规模地推广先进适用的良种和各种各样的技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的效率。四是要在农村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农民不仅仅卖农产品，而且让农民能够通过介入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这样一个产业链条，来提升农业自身发展的价值链，让农民从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五是在进行的一系列农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中，注意保障农民的合理收益，通过其它的补贴方式，来保证农民的合理收益。六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步伐，包括医疗、教育、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措施，大家已经看到，这些年都有明显的提高。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你刚才讲到的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民财产性收入，显然也是政策必须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我想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讲清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必须维护。农民获得这些权利的依据是什么?获得这些权利的依据在于他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照法律，他也是本集体组织所有财产的所有者之一，所以他是依据他是本集体组织的成员、是资产和资源所有者的身份获得的这些权益。现在的改革包括试点在内，对于这些转让都还只是限制在成员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件事情不仅仅关系到农民个人的权利问题，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稳定问题。

　　通过这些改革，比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等方式，可以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但是总的来看，中国要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不会改变，所以这些改革都应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或者在这样一个底线之上逐步推进。

 

　　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陈主任，在去年秋粮收购特别是玉米收购的时候引起了广大的社会关注，请问当前我们国家粮食的供求形势究竟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说明?此外，您刚刚第一个问题时提到，接下来我们会形成更加合理的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机制，主粮方面和其他粮食方面是否有同样的改变?怎么样确定这是否是个合理的机制呢?

　　陈锡文:

　　主粮主要是三大谷物——小麦、大米和玉米。小麦和大米是人们的口粮，这两个品种，中央已经多次在不同的文件中提到过，要坚持和完善践行的体制，所以这两个品种就目前来说，一个是按照最低价收购的政策不会改变，但是要进一步完善，也说明它有改进的地方。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次对粮食问题在价格形成机制、补贴政策以及收储制度改革方面，最突出的是针对玉米，因为当前玉米的供求关系矛盾比较大。

　　你刚才问到总的供求是什么情况，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去年粮食产量是12400多亿斤，前年的粮食产量是12150亿斤。这个产量虽然是连续多年一直在增产，但是它和国内的实际需求相比还是有缺口的。我们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基本判断，现在从数量来讲，大概国内的供求缺口在400到500亿斤，也就是两千万吨到两千五百万吨，需求是大于供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尽管我们年年丰收，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还存在供求的缺口，也就是说还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食。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个问题，数量是一个方面，但是品种结构又是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口粮食，我刚才讲到，我们实际的缺口就是2000-2500万吨，但是去年我们进口的粮食包括大豆，实际进口超过了1.2亿吨，为什么进口量会比实际缺口大呢?我刚才讲到了两个原因，一品种结构。比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植物油的消耗、对畜产品的消耗越来越大，在加工食用植物油和提供给畜牧业的饲料方面，大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物。因此，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对大豆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但是由于在中国大豆属于低产作物，而且它的经济收益也不太高，所以农民不大愿意种大豆，这边大豆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供给这些年是不断下降，去年大豆总产量大概不到1200万吨，需求量远远超过了这个水平。去年进口的大豆超过了8000万吨，就是1600亿斤。你可以想象，缺口只有4、5百亿斤，但是光是一个大豆的进口就1600亿斤，说明我们的缺口里面只考虑数量是不行的，1600亿斤大豆的进口，实际上就意味着满足大豆需求之外，还有大豆以外的其他有些产品实际上供给的数量是没有需求的，因为大豆顶掉了一千多亿斤。所以下一步农村改革中，很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引导农民优化农业的生产结构，对有需求的产品要增加产量，对没需求的产品要逐步调减。

　　除了大豆的进口远远超出我们供求缺口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品种调济所必需的，比如小麦和大米的有些品种，但是还有一些品种，实际上是用来替代玉米的，主要是什么品种呢?是大麦、高粱、玉米酒糟，就是玉米提取了乙醇之后的酒糟，还有木薯和木薯粉，根据海关的统计，这几个品种去年的进口量大概接近3500万吨，就是700亿斤。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真正有需求的，除了大豆以外的需要进行品种调济的这些小麦和大米的话，大概就是三四百亿斤通过国际市场调济就可以了，就能满足。玉米的替代品之所以这么大规模进口，完全是由于价格，工业的玉米价格高于这些产品的价格，它就进来了。正如刚才讲到的，如果让玉米价格回归到按供需决定的市场价格水平，这样一些替代玉米的品种其实不需要进口。

　　你刚才讲到，怎么叫合理的市场价格水平，就是你生产出来有人买，愿意卖，买卖都是双方自愿的，这就是个合理的供求均衡价格。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实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但是已经从2014年每吨2240元降到了现在每吨2000元钱。现在大体上从国外进口玉米，原则上到岸的价格加上1%关税，大概不会超过1600元，而替代品的价格可能还要略低一点点，1500多元每吨，这样的价格市场是接受的，饲料企业也好、加工企业也好，都愿意用这个价格。从目前的供求情况来看，从全球玉米和玉米替代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这个价格大概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当然以后随着供求的关系它还会波动。现在我们基本的考虑是，所谓市场定价，就是要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来议定这个价格水平。这个改革的具体措施还在进一步研究，到底政府再出一个临时收储价，还是价格就由市场决定，然后政府根据市场价和农民合理收入之间的缺口再对农民进行适当的补贴，这些具体的办法还在研究之中。

 

　　中华儿女报刊社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华儿女报刊社记者:

　　即将过去的2015是丰收的一年，也是令人振奋的一年，我国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充分说明了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的收入得以增长，但是部分地区依旧有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如何能让土地增产、农民增收统一协调，中央和国务院有哪些措施?谢谢。

　　陈锡文:

　　基本的内容其实刚才都讲到了，据我们了解，增产不增收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比如去年粮食增产了288亿斤，总产量提高了2.7%，当然它主要集中在一些粮食主产区。刚才讲到，大家比较关心的玉米，因为玉米现在是我们第一大产量，玉米的主产区主要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其中吉林、黑龙江都是玉米最主要的产区，吉林作为提供商品玉米，由于去年价格下跌，所以农民在玉米上的收入不如原来想的那么好，产生了一定的收入增幅下降。

　　据我们现在了解，吉林省农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长的，大约增长百分之五点多，比今年全国农民收入增长7.5%要低。跟前几年相比，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增长10%上下，他只增长百分之五点几，这个增幅也是下降的。所以，农民增收要通过很多办法，但是对这样主产区的情况来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引导农民合理地调整生产结构，怎么去生产市场有需求的、能卖好价钱的这些产品。

　　还有，中央从去年就开始在吉林、在黑龙江、内蒙古一些地区进行试点，比如玉米现在主要是用做饲料的，如果把成熟以后的玉米粒再加工成饲料，这中间其实物质和能量都有很大的浪费，能不能让玉米改成直接变成青贮饲料，不仅是籽粒可以作为饲料，它的秸秆也可以变成饲料，通过这样的方式调整结构，同时在考虑价格由市场形成之后，农民的投入、农民的成本等等因素，国家还会考虑对农民的合理收益给予一定的保障，通过这些途径，能让主产区的农民继续保持收入持续增长的态势。

　　当然，就整个农村来说，我刚才回答那位先生提的问题时讲到，包括一、二、三产业融合，包括在农村产业的创新、业态的创新，包括“互联网+”直接销售农产品等等，这些都会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机会。

 

　　塔斯社记者提问(方堃 摄)

　　塔斯社记者:

　　我想问关于中俄合作。你对中俄农民合作如何评价?应该向着什么方向?目前中国已经向俄罗斯进口粮食，有没有数据显示中国进口俄罗斯的粮食?还有哪些合作的领域对中方来说比较重要?

　　陈锡文:

　　中俄两国之间的农业合作，我个人认为前景是非常广大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产品的第一消费大国，但是中国人均耕地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稀缺的，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0%，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农产品市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口粮之外，其他一些农产品也会通过国际市场来调济。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国土非常辽阔、耕地和潜在耕地数量非常巨大的国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具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俄罗斯作为很多重要农产品的供给方，可以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而且我知道，这些年来中俄两国之间的农业合作已经在积极开展，不断推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很多俄罗斯的农产品是中国有很大需求的，比如说大豆，我刚才讲到，大豆的缺口在中国是非常大，我们现在国内消费的大豆80%以上是通过国际市场进口的，但是大豆从国际市场进口主要集中在南北美洲，主要是从美国、巴西、阿根廷进口，从俄罗斯也进口一部分，但是数量非常少。但是我想，俄罗斯是可以成为很重要的大豆生产国家，因为地域广大，特别是远东地区，我也知道，已经有不少农民到俄罗斯租赁土地生产大豆，希望把这些大豆运回中国来，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我想至少在这个方面，将来的发展前景是很大的。中国相当数量的小麦是从欧洲来的，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大粮仓，可以提供很多小麦的出口。

　　俄罗斯农业现在相当程度上供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比如据我所了解的，新鲜疏菜在俄罗斯很多地方的供给就明显不太充裕，甚至有所短缺。因为蔬菜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但是我也了解到，不少地方，包括在远东那里，很多中国农民愿意到那里种蔬菜，之后直接卖给俄罗斯，满足俄罗斯市场，这方面的市场前景是很广阔的。

　　所以我想，中俄之间的农业合作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而且这两个国家，第一是近邻，第二在资源和产品方面、供给和需求方面有着非常好的互补性。下一步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政策性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农业生产者、农业企业到俄罗斯租赁土地，他们怎么适应俄罗斯的法律，如果是合法的租赁，俄罗斯怎么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比如他们生产的农产品，在俄罗斯有着俄罗斯自己的标准规定，比如使用化肥、农药等等限制，怎么让中国的生产者能够了解这些规定，以及有些产品如果返回出口到中国，中国对待这些农产品，从海关的检验检疫一直到关税的制定等等，怎么研究更加合理有效的办法。我想在这些细节方面，我们双方进一步磋商，进一步研究，使得中俄两国之间的农业交流合作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新社记者:

　　中央一号文件里提出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刚刚您也提到一些农产品面临着压产能、去库存的重要任务，请问农业供给侧改革将如何具体展开?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上如何具体保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吴晓山 摄)

　　韩俊: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创新驱动力度，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围绕市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扩大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是一个总的要求。

　　供给侧改革，中央一号文件有很多重要的政策部署，从当前来讲，我们归纳了一下，主要是抓好这样六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调结构，要调整优化农业的产品结构、生产结构和区域结构。一号文件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的观念，也就是不能单纯以增加产量论英雄，要念好山海经，要唱好林草戏，要合理开发更多农业资源。特别是提出要统筹粮精饲发展，要为消费者提供品种多样的产品，这是调结构。

　　第二，提品质，下大力气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要适应城乡居民食品结构升级的需要，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特别是要提高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的信任度，这一点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对农业的发展来讲。

　　第三，促融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因为传统上的农业就是提供农产品，实际上农业是接二连三的，不光是提供产品，不光有生产的功能，它还有生态的功能，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农业，要深度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要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的休闲旅游融合起来，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更好地满足全社会对农业多样化的需求。

　　第四，去库存。现在粮食、油料，很多农产品的库存相当庞大，去库存有一个过程，我们在去库存的过程当中也会把握好节奏，要防止打压现在的市场，因为现在农产品价格很多已经在下行了，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可能下行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特别是玉米，刚才陈主任已经讲了，因为粮食是商品，有的库存时限是有要求的，玉米库存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计划。

　　第五，降成本。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就是着力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营销成本。比如说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的使用，把生产成本降下来，通过开展专业化、规模化的服务，降低农业的服务成本，实现节本增效。

　　第六，补短板。大力弥补制约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比如说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农业在生态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有很多薄弱环节，一号文件提出要持续改善农业的基础设施，加强农业资源的保护和修复，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要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的规模，要治理面源污染，推动绿色发展，这是讲的关于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六项重要工作。

　　有一点需要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不是说粮食不重要了，还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的生产能力。当然粮食生产要尊重市场规律，要顺应供求的变化，要实时调整粮食的种植结构，特别是玉米非优势产区，要把产量压下来，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真正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强调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

　　

　　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农经传媒网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农经传媒网记者:

　　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一直备受业内关注，近日有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已经超过工商银行，达到25.81万亿元。今年中央一号也首次提出开展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试点，逐渐淡出行政管理。请问陈主任，省联社改革将有哪些实质性和具体的措施?哪些省份会先行试点?今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完善中央和地方双重金融监管机制，请问双重监管机制如何具体开展?

　　韩俊:

　　今年关于农村金融改革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推进省联社改革的试点。省联社这种体制，在信用社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它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问题现在看得也是越来越清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行政职能太强，而服务职能比较弱，这一点有些农村商业性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包括基层农村信用社反映是比较强烈的。关于省联社改革的方向，一号文件讲得也是非常明确，就是要淡化它的行政职能，要强化省联社的服务职能。

　　人民银行有关部门、银监会有关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还要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要制定专门的改革方案。这项工作，一号文件强调是先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村金融的监管，一号文件提出要双重监管，一个是强调中央统一的监管，另一方面强调地方的监管，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现在确实农村金融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比如说在一个县域，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元化，金融的产品也越来越丰富，金融的创新速度也非常快，特别是像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发展也是很快，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非法集资的问题。怎么能够既鼓励创新，改进服务，又控制农村金融的风险，所以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金融监管体制。这方面，地方监管和中央监管怎么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进行一些探索。比如在地方金融改革创新的过程当中，组建了地方金融监管局，但是它涉及到部门之间关系的调整，据我了解，有些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利，所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方堃 摄)

　　北京青年报记者:

　　我注意到这次又把转基因写到了一号文件里，这次的用词是“慎重推广”，跟去年加强科普是不太一样的。想请您解释一下今年的转基因政策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韩俊:

　　新一轮的农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我们作为一个13亿人的大国，我们也不能落伍，所以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我们一定要抢占技术的制高点。

　　第二，从国际上来看，虽然还存在一些争论，但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规模可以说是不断扩大，所有转基因产品在商业化种植之前都经过了大量的安全性研究和严格的评估审查，国际上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是有权威性结论的，任何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可以说与传统的食品一样，它是安全的。我们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明确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强调要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来慎重推广。这里特别强调了要加强监管，从已经查处的极个别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来看，确实对转基因的监管还要进一步强化，要加强日常监管，要严格监督执法，特别是要严把三个关，一个关是研发试验关，二是品种审定关，三是生产流通关，一定要从源头上防止转基因的种子没有经过审定就非法流入市场。公众对转基因产品存在担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政府除了加强监管以外，要落实好转基因产品的强制性标识的要求，要保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有知情权、选择权。

 

　　中国保险报、中保网记者提问(方堃 摄)

　　中国保险报、中保网记者:

　　我们知道近年来为了应对农户农产品价格所带来的市场波动的风险，我们试点的目标价格指数保险，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都对此有所提及。我的问题是这些年试点情况在全国范围来看是怎么样的，下一步的推动计划是怎样的?

　　韩俊:

　　我们的农业保险，除了政府前些年提供保费补贴，我们把它叫做具有政策性的农业保险以外，最近几年在中国保监会的大力推动之下，农产品的目标价格保险方面的试点发展得非常快，据去年下半年了解，据保监会提供的材料，起码已经有18个省份在开展这方面的试点，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召开了一些座谈会，也做了一些了解，这个主要还是以地方为主在探索，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价格调节基金，很多地方是使用这个价格调节基金来支持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案例。比如说甘肃定西中药材的目标价格保险，中药材的价格这两年波动非常大，由一斤一百多块钱掉到十几块钱。在保监会的支持之下，有关保险公司积极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在定西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以后，种植中药材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否则农民可能就是血本无归。现在上海对蔬菜提供这方面的保险。

　　总之，就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这件事刚刚起步，覆盖面还比较窄，这项保险是深受农民欢迎的。从试点的情况来看，需要加大政府对它的支持力度，使它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制度。

 

　　胡凯红: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陈主任，谢谢韩主任，谢谢各位记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