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乡村学校越来越冷清形成反差的是，城镇学校“人满为患”。

　　湘北某县城一所小学周边的托管中心越来越走俏。新学期它接收了60名学生，全部来自农村。

　　“我们学校原本只是县城郊区的一所村办小学，办学条件简陋，在校学生只有200多人。县城区面积扩大后，学校并入了县城关镇，近3年学校每学年净增学生数在300人以上，这学期已有在校学生1002人。”3年增长4倍，学生数的激增让该校教师陈志兵感觉到某种失控。

　　数据显示，我国201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大约为56.1%，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城镇化程度已达74%。18个百分点的差距之下，是学龄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的风气，“大班额”甚至“超级大班额”现象愈演愈烈。

　　驻马店上蔡县某初中平均班额达120人，最大的班级竟有160人，河南邓州市一所重点小学平均每班有133个孩子挤在一起上课。

　　在这样的大课堂里，后排的孩子甚至要站着听讲，三四名学生共用一张课桌的现象十分普遍，学生只能单肘支在桌上写字。

　　山东省德州市某区对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调研，针对大班额现状，多数教师表示，“人满为患”的课堂，难以形成互动，这不仅违背了教学规律，也给教师带来巨大工作压力。某初中教师坦言：“乡镇来的大部分学生需要在校食宿，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难度明显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在对四川芥县的调研中发现，该县教育局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在本地有合法收入与固定住所(包括租房等)，即可申请就近入学。为了让孩子能够去县城读书，许多家庭举家进城租房、务工。

　　大量农村学生涌入城镇，多数县市政府采取了新建、扩建学校的办法。然而，此举是否能真正遏制大班额现象?

　　2012年起，陈志兵所在县的县政府、教育局投入1400多万元进行学校的改扩建。“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城区学校大班额现象不可能消失，只会一次次‘卷土重来’。”陈志兵忧虑。

　　大班额——新扩建学校——更多学生涌入——更大班额……对这样的现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尖锐地指出，大量新建、扩容城镇学校，是在释放错误信息，让大家认为城市可以无限制接收农村学生，从而吸引更多学生涌入，“当城镇的学校不堪重负，出现巨型学校、超大班额时，也就难言教育质量。结果，农村学生多花钱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优质教育，城镇居民原先享有的正常教育也由优转劣，最终出现的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而对于农村家庭，多花的钱可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为了孩子在城区学校读书，但凡有一点经济能力的农村家长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陈志兵发现，托管中心每生每学期的托管费用高达5000多元。在宁夏海原县红羊乡前进村，因为进城陪读，受惠于扶贫政策刚富起来的一些农户开始返贫。“孩子进城读书至少要1个劳动力陪读，高额的房租、生活费让部分家庭陷入经济困难。”村支书宋科说。

　　在李涛的调查中，四川芥县云乡雍村的中上层群体用于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然占据其收入结构中的70%以上。这种“教育致贫”现象，在雍村的外出务工人口中显得格外突出。

　　城镇学校的“臃肿”，又进一步加剧了对农村教育资源的索取。

　　农村学生不断涌入，城区学校扩建，城镇学校教育资源越发紧张，从农村选调优秀青年教师进城解决师资问题。陈志兵所在的学校有教职工40多人，其中近30人均是该县原农村中小学的教学骨干力量。

　　“各种挖取优秀教师资源的情况不断出现，农村学校留不住年轻优秀教师，农村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造成农村教师教学任务加重，教师资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南泥中学教师李名英说。除了教师，在县统考中有出色名次的农村学生，第二学期一般都会被城镇学校以办尖导班、火箭班等方式挖走，“导致有些老师认为不能把学生教太好，否则就会流失这些学生的想法。这也更加速了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之间的教育心态的差别”。

　　李涛发现，留在乡镇“就近入学”的多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记者 陈少远 参与采写：本报记者 易鑫 魏海政 阳锡叶 李见新 方梦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