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计划生育35年之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一孩制”的落幕使得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上。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上除中国外的唯一10亿人口级别的国家，印度也推出了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回溯历史，印度其实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推出大规模计划生育的国家。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越发沉重的粮食、资源负担，印度政府早在50年代就开足马力宣传少生少育，并分发各种避孕器具。早期的计生政策比较温和，以劝导为主，并没有施加强制政策。然而，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耕地的承载能力也越来越成问题。对此，福特基金会在195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人口将在20世纪60年代触及土地承载能力的上限，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粮食危机和饥荒。

　　正如18世纪末的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新技术的出现会缓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和“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粮食”之间的矛盾，福特的报告也低估了“绿色革命”对于印度土地承载能力的提高作用。从1967年开始，印度从菲律宾引进高产杂交水稻、从墨西哥引进高产杂交玉米和小麦。根据印度学者巴葛望(Bhagavan)的研究，在配合使用肥料、农药、灌溉和农机的理想条件下，这些新型杂交作物的亩产可以达到原有作物的3到4倍，但是由于缺乏农资、农机、农技，实际上的增产规模往往只有2倍左右。虽然和理想有差距，但是2倍的增产规模依然非常可观。对于印度的决策者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不用明显增加劳动力、土地的情况下，经济产出可以获得大规模提高，好比天上掉馅饼。

　　脱胎于几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精英对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大国地位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而由“绿色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跃进则被决策者视为印度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机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的农业产出可以整体提高广义储蓄率，而这种资本累积是将整个国家推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原动力。

　　然而，印度政府很快发现，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很快就被增长的人口所抵消。原因很简单：农业新增的产出被用来养育更多的人口，而由于土地的面积、肥力、水热限制，劳动力投入土地的产出呈边际递减的状态，一份劳动力的投入甚至换不回对等的农业产出。到头来虽然土地产出的绝对值提高了，但是由于人口同步(或者更快)增加，大部分新增的产出被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最后大部分人依然处于温饱和饥荒之间的临界状态。这很像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式发展”。正因如此，当时印度决策者认定，人口快速增长就是经济增长最大的阻碍。

　　这种想法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政府没有在粮食、资源矛盾极为尖锐的60年代推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反而在粮食供应状况大为缓解的70年代推行了极具强制色彩的绝育方针。除了印度第五个五年计划(1974-1978)将计划生育变为学校必修课程之外，最有名的强制计生措施莫过于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1975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的大规模绝育手术，主要是男性的输精管切除术。据统计，英迪拉·甘地时期有超过800万人接受这种强制绝育手术。虽然印度官方宣称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拥两个孩子(及以上)的男性，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有很多接受这种手术的人其实是贫困潦倒的穷人和走投无路的流浪者，因为地方官员为了满足绝育指标，往往为“自愿”绝育者提供丰厚的奖品——有时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离控制消费、促进投资的预期目标相距甚远，这种针对男性的阉割反而引起了严重民意反弹，大规模的强制阉割成为197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选举失利的重要诱因。当时人民党(并非目前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成功利用强制绝育这一议题扳倒英迪拉，至此男性绝育成了任何一个政党都望而却步的政治禁区。除了“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因素外，节制人口意味着本族群、本种姓、本民族的票仓在选举中削弱，正因为这样的现实利益，没有哪个政党愿意为计划生育这种自杀政策背书。

　　有趣的是，虽然在紧张激烈的政治层面计划生育变为了事实上的政治禁区，但是在操作层面，计划生育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只是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印度家庭计划部(Family Planning)”把幌子换成了“印度家庭卫生和福利部(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极具争议的男性输精管切除术也被女性输卵管结扎术所取代。面对世界上最快的人口增长率和最尖锐的资源矛盾，任何负责任的印度官僚(不是政客)都不敢放松计划生育工作，每年大量的资金和政策资源依然从联邦政府源源不断流入地方政府，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工作。

　　通过建立初级卫生中心(primary health centers)和次中心(subcenters)，印度政府将计划生育延伸向农村地区。到1991年，全印度有15万个公共医疗机构提供计生服务，主要是妇女输卵管结扎。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曾推出各种各样的计划生育全国计划：针对产后妇女的《全印度医院产后计划》、针对城市贫民窟妇女的《初级医疗卫生设施再组织计划》，为结扎手术妇女预留床位的特殊住院项目，在农村推广宫内避孕器(IUD)的创新项目等等。然而，由于整体卫生水平和执行能力低下，这些项目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因为种种丑闻而成为众矢之的。例如，2014年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的一家由废弃医院改建的“绝育营地(sterilisation camp)”就爆出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医疗事故事件，14名妇女在接受绝育手术之后死亡，随后假药、不洁的诊疗设备、缺乏预诊等一些列丑闻浮出水面。

　　由于执行力和政治斗争的因素，印度官方虽然极力推广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但总是难以取得较好效果，可以说印度政府不是没有意愿，而是没有能力。2014年印度人口已达12亿6700万，且保持1.2%的年均增速。印度人口结构很年轻，2014年印度0-14岁人口占比28.5%，而65岁以上人口占比5.8%，目前的平均年龄是26岁(注意不是平均寿命)。人口基数大、增速较快再加上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印度获得了名义上的潜在人口红利——大量年轻人有作为劳动力投入经济生产的潜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潜力不能发挥出来就永远只是“潜力”，面对极为有限的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巨量的年轻人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和治安恶化，而这恰恰是许多所谓“人口红利”国家当前最为担忧的问题。对此，一家美国政治风险评估公司甚至设计了一个模型，把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结合年轻人的失业率生成的指数，作为衡量一国政治风险的标准。

　　眼下中国正面临人口增速放缓、结构老化和男女比例失调的严峻挑战，因此很多人乐于顺手援引印度作为积累“人口红利”的正面榜样，但是细看之下这种对比其实是有问题的。印度通过“计划生育”获取人口红利进而获得工业化、现代化资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目前印度大量劳动力仍然集中于生产力低下的农业部门，而服务业也由于工业发展滞后而相对繁荣，因此整体上看印度依然处于前工业时期。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普通人在其他生产要素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靠增加人口数量以扩大生产，因此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小孩。但是如果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人们会发现与其增加数量，不如通过提高人口质量促进经济产出，同时也会发现在工业社会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前工业化社会，因此开始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而不是增加人口数量。

　　由此可见，这种社会经济转型才是决定人口增长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印度目前拥有的“人口红利”源自其不彻底的计划生育事业，不如说来自印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的失败。倘若英迪拉·甘地成功实施计划生育，并通过提高“绿色革命”提高的农业积累勒紧裤腰带成功实现基础性的工业化，那么现在印度还需不需要当前的人口红利?

　　透过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处于一种微妙的悖论中：成功的计划生育有利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成功却又反过来声张“计划生育”的多余;失败的计划生育阻碍了一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而爆炸的人口和失败的工业化又恰恰证明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甚至可以说，成功的计划生育到头来会被认为“多余”，而失败的计划生育被认为“必须”，这也许正是计划生育如此具有争议性的原因。这个悖论有点像伊格尔顿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遭遇，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毁灭，这种危机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从而延续了生命，避免了毁灭。获得冷战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志得意满，反过来嘲弄马克思是多余的。后生者往往站在历史情境之外看问题，从而得出扭曲的结论。

　　不过有一点可以想象，倘若中国工业之路中途受挫，前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老而弥坚，那么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潜力”绝不会亚于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