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罗斯女记者亚力塞维奇凭借《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等代表性作品荣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作品大多是对前苏联的个体在巨大历史变动与灾难时的命运、处境与心态的记录与书写。这在微博、微信上激起的反思之一是：我们为什么仍旧没有产生配得上我们承受的巨大苦难的伟大作品?几年前与社会学家陈映芳闲谈，她也说20世纪中国经历了太多，却并没有产生一种史诗般的文学或历史作品来铭记和书写。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张纯如在《南京浩劫：南京大屠杀》中发出的天问之一。而回头来看对二战时期德国反犹史的历史写作，却是史不绝书的，这个欧洲在20世纪最悲剧的历史时刻，不断地被引入公共生活进行记忆、反思和讨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因为这个理由，单世联教授潜心数年写作并出版了两卷本著作《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从希特勒、大屠杀根源、集中营世界、后纳粹德国等多个视角，援引多种档案、回忆录、口述史、文学作品和研究著作，展现了这个黑暗时刻是如何降临到德国乃至世界的，而当这个时刻崩塌之后，其后续的阴影又是如何长久纠缠着德国乃至世界的良心的。如果我们想唤起对战争中的个人性的存在、苦难和焦虑的真切感知，那么阅读这套书就是很好的“介入”。我愿意称之为一种带体温的历史写作，它不是将历史只认作是政治的奴婢，而是要让一个个曾经活着而已然逝去的生命，成为历史的承担者与见证者，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见证式的历史作品。

　　

　　1930年，犹太社区的成员在一个犹太教堂前合影。

　　奥斯维辛之后

　　就笔者而言，最感兴趣的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奥斯维辛之后”。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但未必有多少人真切地理解了这句大白话背后的复杂含义。德国是表现欧洲文化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曾一度是文明大国，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深深地被追寻独特性的文化形态的浪漫主义潮流所裹挟，又在一战战败之后掺杂着强烈的寻求民族复兴、清洗民族屈辱的集体心灵动力，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发生了史上空前绝后的针对一个特定族群——犹太人——的大屠杀。

　　对于这个屠杀为何发生，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探讨，而对于二战之后的德国人如何面对这个悲剧，却同样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前者思虑的重点是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而后者思考的重心是如何面对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而仍旧得以在人类文明世界有尊严地站立起来。一项针对挪威和以色列幸存者的调查表明：“集中营生活导致的最主要的后果，似乎就是人格的巨大改变。它使人精神脆弱，从而影响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对理智的影响，尤其是对情感生活和意志生活的影响，这一切导致他们很难适应现实生活，使受害者的生活极为复杂。慢性焦虑症、经常被噩梦惊醒或彻夜难眠、白天被联想或记忆所困扰、严重的慢性抑郁、不能享受任何东西、不能与他人一起欢笑、不能建立新的适应的人际关系、不能愉快地工作或融入社会角色。总之，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些都是最有代表性的症状。”

　　已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在晚年回忆录《剥洋葱》中透露其青年时代曾经参与纳粹外围组织的经历，一度在德国甚至世界范围引起轩然大波：原来被称之为德国战后知识界的良心的格拉斯，双手也沾上了反犹和战争罪恶的鲜血，德国还有干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吗?其实如果细细阅读《黑暗时刻》就会明白，格拉斯的举动和言行，所折射的恰恰就是德国在二战后检讨和反思纳粹帝国历史的曲折历程。通往解放与自由的道路从来就不可能是笔直的。如何面对纳粹德国的历史遗产?是被幸存的负疚感与负罪感压迫残生(为什么活着的人是我而亲人朋友都死去?)，抑或转身逃匿，视而不见，还是以人生和青春的名义积极为之辩护，或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诚实地面对这曾经发生罪恶的土地，真诚地反省并寻求和解之路?每个纳粹德国的“遗民”都必须面对这个议题，而如何处置这个议题事实上就决定了德国在战后究竟能够走多远，走多久，以及最终能够重新被现代文明世界所接纳。

　　

　　2015年5月3日，德国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德国总理默克尔向死难者敬献花圈。CFP 资料

　　德国的自我反省之路

　　此前，我们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觉，以为德国从一开始就比日本更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黑暗的过去，更真诚和具有负罪感地面对曾经被它凌辱过的国民和其他民众，所以每当我们批评日本在二战侵略中国史上的刻意隐瞒等行径时，就会以德国作为反省罪恶的典范。从《黑暗时刻》的叙述和分析来看，这并非历史的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德国的反省之路，同样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同盟国在战后德国主导的非纳粹化半途而废。单世联指出了最关键的原因是：“对于联邦德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重建德国，尽快恢复其国家主权。为了使一个混乱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恢复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特别需要那些有能力、有技能的人，而在纳粹德国，反纳粹的技术人员不是流亡国外、死于集中营，就是由于多年闲散和迫害而丧失工作能力，因此他们主张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缓和非纳粹化压力，大量雇用前纳粹分子担任重要职务。”一个例证是，20世纪50年代末，联邦德国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9000余人。

　　事情发生转变是因为1960年代遍及欧美的激进学生运动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被刻意遮掩或有意淡化甚至美化的纳粹德国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德国年青一代人开始向父辈一代发起挑战和质问，那些隐含在历史深处的纳粹德国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充满苦难与罪恶的过去，代际之间产生尖锐的冲突或长久的沉默，每一代人都有将自身经历美化的冲动，即使他们曾经经历的是20世纪世界上最黑暗的一页，他们也会强调这是其人生的一部分，因而也具有不可全然否定的价值，就如同中国知青作家强调的“青春无悔”一样。一些子女因此而无法原谅父辈，只能等着他们离开世界才如释重负，而另一些采取与父辈一样的犬儒态度，无视过去，得过且过，变成在现实中虚无掉历史的一群装睡的人，还有一种人采取的是放弃过去的悲观甚至绝望的态度。这些来自于西施罗夫斯基的《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的极为细腻而真实的口述故事与心情，将战后德国代际之间极为复杂的境况记录了下来。记忆历史的目的究竟何为?为了鉴往知今避免悲剧重演，或者为了追述过去为人类苦难历史留存一份证据，或者为了深化代际之间的内在的连带感，或者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自我疗伤，讲述是为了持续地清洗伤口实现和解与宽恕?

　　

　　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墙上悬挂的是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照片。

　　责任与罪

　　阿伦特在《集体责任》一文中讨论过责任与罪的区别，她认为战后德国社会所谓“我们都有罪”(对于纳粹罪恶)是一句过于轻巧、虚滑的遁词，我们都有罪其实是我们都可以卸责的同义词。阿伦特强调要在责任与罪之间做出区分，对于有罪的人就应该实施法律的惩罚，而对于责任，则是一个可持续的漫长的民族反思与人性检讨。或许正因为此，阿伦特在报告耶路撒冷的前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情景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念，并指出部分犹太人领袖在纳粹反犹罪恶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历史正如人性，难以黑白分明地界定，而宽恕依照阿伦特之见，更需要爱的能力与勇气，也只有爱与宽恕才能破解仇恨之间环环相扣的链接，更重要的问题是宽恕只能是被侵犯或伤害的个人对施害者的宽恕，而这必须建立在后者真诚道歉的前提之上，即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一个国家或政府是不能讲宽恕的，否则就会伤害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

　　单世联的反思也聚焦在此，文明世界应该是反暴力的，而20世纪最暴力和血腥的悲剧，却恰恰在发生在启蒙最早、也号称最文明的欧洲，他写道：“在纽伦堡法庭上，有‘波兰屠夫’之称的汉斯·弗兰克说过一句明白的话：‘千年易逝，德国的罪孽难消。’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是缠绕着整个文明世界的问题，也是时刻萦绕在子女心中的梦魇。无论在历史罪责的意义上，还是在代际传承的意义上，讲清往事，承担罪责，都是父辈不容回避的，这样才能给自己画上句号，使儿女回到光明世界。而行凶者的沉默所造成的时间的坟墓，在亲情的意义上是失去儿女，把儿女拉进罪恶;在历史的意义上是不能消化过去，把往事向未来延伸。”真正重要的是需要对德国的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进行深度分析，并在社会层面上建立一系列防范机制防微杜渐。

　　希特勒《我的奋斗》给犹太人起了若干绰号：“恶魔的化身”、“雅利安血统的污染者”、“腐生菌的酵素”、“吸血鬼和吸血生物”、“娼妓和梅毒传播者”、“雅利安妇女的强奸者”、“有害真菌”、“蛆”、“投毒者”、“瘟疫”、“罗圈腿的私生子”、“发出恶臭的生物”、“寄生虫”、“真菌”、“股权交易控制者”、“说谎大师”、“异族成员”、“傀儡操纵者”等等。极权主义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构建一个敌人的形象，以分清敌我的方式彻底将对方污名化、妖魔化和非人化，进而为将后者系统毁灭提供一种道德和科学的根据，因此可以说，“纳粹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是传统反犹主义、现代种族思想与优生学的大杂烩。”

　　《黑暗时刻》通过对英文世界和德文世界很多关于纳粹德国幸存者和施害者的访谈、追忆、文学性作品的梳理，将后纳粹德国的社会心态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尤其是施害者一方要么顽固地捍卫自己当年反犹行为的正当性，要么隐蔽地维系纳粹的那一套思想观念。比如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的一个主角居然如此说道：“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已经知道，幸福，如同某种绕不开的陷阱似的正窥视着我，因为即使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于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只问不幸，问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于我来说，或许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是的，下次，我应该给他们讲一讲这一点，讲讲集中营的幸福，如果别人再问起我的话。”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忏悔

　　不被扭曲的记忆如何可能

　　痛苦的间隙中闪烁的瞬间幸福就被夸大、渲染和重温，而只要是人生的体验，即使是最悲痛的体验，也因为独一无二性而被证明为具有在历史与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正当性，这真是人性的扭曲之才，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青春无悔”、“苦难辉煌”如此相似。所以问题的实质就不仅仅是作者所质问的“记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不被扭曲的记忆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去认知扭曲的记忆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所折射的人性与人心。

　　比如《我的母亲是纳粹》就是根据作者施耐德的亲生经历所写成，这样一个生活在维也纳养老院的前纳粹体制的服从者或支持者，总喜欢谈论过去，沉溺在可以支配犹太人的权力快感与权力想象之中。二战结束了二十五年，她仍旧认为集中营岁月是最值得纪念的岁月，依然相信“最终解决”的正确性，因为被烧死的犹太人等所谓“劣等民族”都不过是些“人渣”，理应“全部消灭”，包括那些孩子，因为“一个犹太小崽子将来就是一个犹太人”，而德意志必须完全清除这个令人厌恶的种族。有些人，包括被她轻蔑地称之为“小杂种”的孩子们，未被毒死就和其他尸体一起被扔进焚尸炉，她说起这样的事，居然还发出几声讥笑，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她在与前来探视的女儿对话时反复强调她的“全部职责只是服从命令。忠诚和服从，这便是一切”，同时她还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对受害者表示同情。

　　“服从”看上去是一个略显消极、被动的态度，但其实相对于纳粹体制的灭绝人性的罪恶，这种服从的实质就是支持，所以反过来要追问的是：你为何支持这样一个反人性的暴力和血腥的纳粹体制?勇敢、忠诚、献身精神和履行义务，这些观念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都是极具道德能量和美感的品质，但若其对象是像纳粹体制这样的存在，这些所谓的德性就成了罪性，日常生活中这种不加“反思”和“判断”的忠诚与服从，就成了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针对纳粹军官艾希曼的所言所行所提出的“平庸之恶”。从《黑暗时刻》里这些纳粹体制支持者的个案来看，平庸之恶往往是表象或者说有意构造的社会形象，其实骨子里仍旧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大恶。纳粹桂冠法学家施密特强调“决断”对于德国命运的重要性，而反对魏玛德国议会民主制度的“悬而未决”，而阿伦特在晚年特别注意“思考”、“判断”和“行动”的重要性，决断往往是对某种观念(比如反犹主义)的一次性选择，选择之后就是行动，而将反犹思想固化成为一种民族纯化的神话，而“思考”不同于“思想”，它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人类心智活动，判断更不同于决断，它是时刻需要进行并同时自我反省的。前者很容易授权给一个类似于希特勒这样的民族领袖来操作，而后者则需要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时加留心，通过承担自己的自由来成为一个人，而不能在极权的暴政之中假装自己是自由的。

　　问题的关键就成了如何克服德国思想中的这种反犹主义病毒?思考和判断的知识基础和道德根基应该从哪里寻找?必须将德国的历史文化抛掷到一边，从外部引入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来养成一种自由、民主和多元的公共文化，还是说其实可以从德国思想的内部寻找到足够的资源来超克德国的“黑暗时刻”?这正如单世联所言，重建时代所缺少的不只是面对错误和罪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少克服荡涤错误和罪恶的内在力量和精神资源。当代德国学者温克勒在《通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中认为，德国不但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主要奠基者。他从历史中发现德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传统，并证明这种传统是德国传统固有的乃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德国由于一系列的偶然背弃了西方，并最终发展为与西方价值观念进行对抗，这并非不可避免，纳粹不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对西方无条件的开放就不再是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向自我的回归;不是一个被胜利者改造和强加的过程，而是对自身历史资源的重新发现。

　　这就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黑暗究竟是内在于德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还是其本身只是德国传统一个病态的基因变异?笔者并不认同温克勒将之视作偶然性的错误来拯救德国人民对未来信心的做法，因为如此一来，普通的德国人和德国精英就会容易在心灵上松弛和道德上卸责，而毋宁期待德国人选择正视黑暗的真实与疼痛，只有将反犹的历史当作德国现代史上“内在的他者”，时刻加以审视与反观，或者说，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告诫，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刻，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这种照耀在我看来，绝对不仅仅是所谓“苦难辉煌”的自我神化或民族自恋，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最深邃的精神养分，无论它来自经验或教训。就此而言，黑暗时刻，才不会仅仅是一种急于被摆脱的负面遗产，而成为不断激活历史文化传统中光明基因的存在。

　　单世联极为感慨地说：“记忆是现在向过去的回溯，一切都回来了，个体因此被过去所掌握;但恢复过去意味着与死亡为伍，在被残酷地蹂躏之后，幸存者只有通过忘却才能重新唤起生之希望。……茨威格可以一往情深地回忆昨日的世界，普鲁斯特可以沉醉于逝水年华的追忆，但奥斯维辛之后，记忆已不再美好、不再完整。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它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以史为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或许，这就是写作与记忆的永恒意义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