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加沙附近的一个小城，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家庭主妇。”奇亚德像很多生活在巴黎的外国人一样，当谈到自己的家乡时，往往会觉得那个拗口的地名说出来也没人知道，索性以一个广为人知的城市为坐标。

　　这种“不自信”很快就消失了，他显然为这次陈述做了充足的准备，语气沉着，不紧不慢。看得出来，奇亚德还精心打扮过一番：他的头发黑而浓密，连同鬓角都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眉毛粗重，像是用笔画上去的。橘黄色带有暗格纹路的衬衫，外罩着一件黑色鸡心领羊毛衫，显示出他还有着不错的穿衣品位。这样的陈述很像是法语课上一次轻松的口语练习，但事实上，奇亚德是站在巴黎司法宫的重刑法庭接受审判。两名精壮的宪兵坐在他身后，还有一名阿拉伯语同声传译员坐在一旁，不时地提醒一些法语单词。

　　“但你持有的是埃及护照。”法官说。

　　“那是一本假护照，我是巴勒斯坦人。”奇亚德淡定地回答。

　　审判一开始，就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状况。在此之前，无论是警察局的资料 还是法新社的新闻稿里都表明，奇亚德今年26岁，埃及人。根据法新社在11月10日发的每周开庭短讯，奇亚德在2012年8月杀害了一名来自中国福州的卖淫女胡媛娥(音译)，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将出庭受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11月10日当天就把这条短讯翻译成中文刊发，巴黎的一些华人媒体随后转载。案件审理了三天，它算得上一条新闻，但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在巴黎，类似的案件时有发生。据统计，从2009年到2014年，这里已经有三名中国性工作者被杀。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4年3月31日，一位55岁姓冯的女人被嫖客杀死在家中。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事实：一名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为了生计偷渡到巴黎，语言不通又没什么技能，只好站街从事色情服务。其中有的人遇到了“恶嫖客”，被打、被性侵犯，在发生嫖资纠纷的时候，为了几十欧元，嫖客把站街女杀害——凶手的身份一般也是底层的移民。每起凶杀案都有着类似特征，使得它们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凶手都那么“典型”。

　　作为世界医生组织的一个下属机构，“荷花巴士”一方面定期给站街女发放安全套和润滑剂，一方面也在做一系列调查。他们的分析表明，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平均年龄45岁，主要是东北人，因为“下岗”出来谋生，但是她们既不能融入法国社会，又与在巴黎生活的温州人格格不入，最终从事了性服务。

　　媒体报道的此类案件都过于“典型”，反而使得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面目不清。在2014年11月12日，我到司法宫旁听庭审的现场，试图在胡媛娥命案中有自己的发现。

　　

　　中国籍性工作者游行中，一中年女子故意摆个姿势，手中牌子是法语“尊严”(周兴/图)

　　“司法宫”在巴黎的西岱岛上，与巴黎圣母院只有步行不到5分钟的距离。其实整个西岱岛就是法国的一个司法“重镇”，大法院，宪兵总队，巴黎警察总局都坐落在这仅有22.5公顷的“寸土”之上。

　　进入司法宫，现实的戏剧性就摆在眼前，各种冲突汇聚在这个始建于5世纪的超大型宫殿之内。不用任何证件，不用申请或预约，任何人只须通过安检就可以到司法宫里，推开任何一个法庭的门，进去旁听一场公开审理。各色人等混杂其间，披着黑色长袍、昂首阔步的律师，端着相机四下张望的的游客，坐在中庭里歇脚的流浪汉，一边走还在一边大吵大闹的诉讼双方。

　　在重刑法庭旁听要麻烦一些：旁听者要重新过一遍安检，并把手机关机后上交给宪兵保管。在法国，只有重刑法庭才有陪审团，30多位陪审团候选人的名字被写到“骰子”上，法官通过从一个木盒子里抽取“骰子”来随机组成8人。按程序，被告律师有三次机会否决随机选出的某人，11月12日这天，他拒绝了三位年龄偏大的候选人进入陪审团。直到审判过后我才大概猜出他拒绝的理由：年轻人更容易接受一个彻底颠覆的无罪辩护。

　　“在巴勒斯坦，我上了一所宗教学校，那里教四五岁小孩读《古兰经》，然后上小学，在我们那儿，很多孩子一边上学一边随大人做生意。12岁那年，有一天我去帮叔叔卖货，回家发现房子被炸成一片废墟，父母和比我大6岁的哥哥都死了，我成了孤儿。一个以色列妇女帮我偷越边境逃到了黎巴嫩，当时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奇亚德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讲他在黎巴嫩被一个面包师傅收养，讲他16岁就结婚但不久逃婚，讲他向往欧洲的“和平环境”偷渡到英国继而到了法国，他口中的“身世”虽然简短，却有不少生活细节，甚至包含了很多国际政治、宗教的背景。

　　法官并不认可他的讲述，“你的手机通讯记录显示，你有80个打往埃及的电话。你怎么解释?”奇亚德不作声。

　　“另外，尽管目前找到你的护照只是个复印件，但是埃及大使馆证实上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法官继续说道。

　　奇亚德坚称自己就是巴勒斯坦人。在法国，“巴勒斯坦难民”可以博取同情，可以触及这个国家的政治正确，何况还有苦难的童年故事。

　　在庭审间隙，我和同声传译员阿希德先生聊了几句，他名片上标注着“可口译来自所有阿拉伯语国家的阿拉伯语”。

　　“通过奇亚德的口音，您能判断出他是哪里人么?”

　　“不行。因为加沙地带和埃及挨着，两个地方的口音区别不大。”

　　法庭用了两个多小时来辩论被告的身份问题。根据法国法律，奇亚德如果被判刑，服刑后一定会被驱逐出境并终生不得再来法国，但是在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很难将他递解出境。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非法移民逃避被遣送的方法，所谓“黑”在巴黎，必须把自己的护照藏起来，出门时绝对不带，以防遇到盘查。无论哪里人，偷渡到法国以后就铁下心，不能轻易被遣送回去，就算吃苦、坐牢也要留下。

　　阿拉伯人在西欧生活相对容易，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有相当长时间的移民历史。但是，中国人来法国却没那么简单。1990年代初，据说有人真的是“走”过来的——从东北越过中俄边境，然后一站一站的坐长途汽车，横穿整个俄罗斯，接近东欧以后，由当地蛇头带领，徒步翻山越岭继续跨越边境，有些人就在这种长途跋涉中冻饿而死。进入西欧以后，这些人逐渐散落，有的人留在德国、荷兰，有的人走到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2000年以后，这种危险的长途跋涉似乎越来越少。

　　2008年，我曾在抚顺采访过一些偷渡黑工的家庭，他们说的偷渡方法是：办一张去波兰商务考察的签证，以波兰为跳板前往西欧国家。由于波兰签证并不是“申根”的，他们要被当地黑帮锁进火车的闷罐车厢，一路偷运到法国或是意大利。

　　2012年，我再次在巴黎走访黑工，询问他们来法国的途径。尽管不再是闷罐车厢的故事，但一路上依旧是糊里糊涂、提心吊胆。一位女士对我说，她们那一批人集体办了东欧一个国家的短期签证，说不上来是哪个国家。一路上有个香港“导游”带队，先是带着他们进入某个东欧国家，装模作样地“考察”几天，再转机到荷兰或是巴黎。一旦进入海关，香港“导游”立即在机场消失，而且并不发还护照。事实上，黑帮蛇头与外交机构在偷渡链条上深度合作，偷渡客一直处于被摆布的境遇。假如没有护照或护照缺页，在法国几乎是寸步难行，无法申请难民身份，也无法在银行开户。

　　偷渡客到中国驻法使馆申请新护照也不容易，因为中法之间的反偷渡合作，他们在申请过程中要继续受到各种质询，拿到新护照是一个漫长等待的过程。

　　我试图弄明白受害人胡媛娥是怎么来的法国，但是一无所获。警察对于胡媛娥的描述是：身高1米53，47公斤。法庭传唤一位姓单的证人，她也是一名站街女，听口音来自东北，曾是胡媛娥的同屋室友。黑色皮短裙，黑色毛领子大衣，浓重的口红，修剪整齐的眉毛，紧紧扎起来的马尾辫，单女士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年轻一些，实际上没有丝毫的青春气息，反而是一种僵硬的神态。

　　单女士说，自己跟死者根本不熟悉，平时很少聊天。面对法官的所有问题，单女士几乎都回答说记不清或不知道。语气之坚决，像是在宣称：你们休想把我拖进这个案子。即便这样，单女士能够出庭作证也实属难得了。法官试图联系更多的证人，这些人不是手机换号联系不上就是一口回绝。

　　

　　                              左图：巴黎美丽城街头， 一位站街女站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她把脸深埋，不希望任何人打扰

　　                              右上：“荷花巴士”每周都在站街女聚集街区派发安全套。车子一般停在稍微偏僻的小街里，以免引发附近居民抗议。

　　                              右下：一位性工作者在车内领取安全套。(周兴/图)

　　胡媛娥还有个女儿，今年28岁，2012年的时候曾经短暂来到法国办理丧事。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位女儿与胡媛娥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解放报》称，胡媛娥是福州附近的农民，2012年年初来到法国，到达一星期以后才打电话给女儿，说自己已经出国了。这样的母子关系在性工作者中比较常见，一方面，她们都说自己卖淫是为了给孩子赚学费或是买房子，但孩子跟他们又似乎没什么感情。

　　2013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性工作者首次在巴黎参加游行的文章，贴到了豆瓣网上，很快就有人发来“豆邮”，说自己的母亲应该就在巴黎从事性服务，“母亲以前务农，后来就出国了。我小时候对她也没什么印象，她出国以后我们找不到她，只是偶尔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在当保姆，当制衣工，但是我一点都不信。”

　　我曾短暂寄居于一个东北黑工租住的公寓，邻居是一对中年情侣，男的在寿司店当厨师，女的当保姆。他们在国内各有家庭，来到法国后同居在一起。每个周末，他们各自抱着笔记本电脑，通过QQ和国内的家人聊个不停，大年三十那天，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和远方的家人聊着春晚的节目。性工作者尽管是偷渡黑工的一部分，情感世界却大不相同，似乎以一种决绝的态度与家人疏离。

　　巴黎美丽城街头是中国站街女的一个据点。如果你在地铁站口多站一会儿，就会听到她们高声谈笑的声音，甚至感到一丝欢乐的气氛。一次，“荷花巴士”派发安全套的车刚走，一位卖淫女问同伴：“你刚才去领套子了么?”“领了，我还领了两次，拿了双份呢。”回答者声音很大，带着占小便宜的兴奋。一些参与帮助站街女的巴黎志愿者感叹，她们来巴黎就是为了卖淫，而非什么生活所迫。

　　很难分清，这些站街女是真的无所顾忌还是刻意在掩盖内心伤感，或许两者兼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思蒙在巴黎高师读博士，她曾在“荷花巴士”做义工，一次派发安全套的时候，某站街女对她说：姑娘，我能摸摸你的脸么？因为我的女儿应该和你年龄差不多，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了。

　　站街女的生意，平均交易价格是40欧元左右，这在黑工里绝对算是高收入了。从天津来的董姐住在巴黎北部郊区，工作是在家包饺子，她坐地铁到市区送货，100个饺子能带来20欧元的毛利。

　　对站街女而言，工作的危险与辛酸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有一次，“荷花巴士”专门派发一种红色安全套，义工雅静解释说，有些站街女在例假期间也会工作，红色安全套可以帮她们“打掩护”。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位站街女兴奋地讲述她被抢的经历。“我今天上午去西联，往家里汇钱，刚到门口就有个黑人过来抢我的包，我就死命拉着书包带，最后还是被抢走了。但是，我把钱放在大衣口袋里了，那个黑人抢走的是个空包。”她一边笑一边说，庆幸自己避免了更大损失。

　　中国站街女在巴黎成为了暴力犯罪的目标，劫财、劫色或是两者兼有。袭击她们的也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穷人。

　　站街女把那些对她们实施性侵害的人称为“恶嫖客”或是“变态”，奇亚德就是这类人。警察曾经找到一位与奇亚德有过交易的中国站街女，她作证说，奇亚德曾想要她舔他的脚，她拒绝了，然后奇亚德就打了她一个耳光，最后她谎称自己生病了，才摆脱奇亚德的纠缠。奇亚德在法庭上也承认了自己多次嫖妓。他说在英国的时候，因为自己会说英语，所以找个伴侣并不难，到了法国以后，不会法语，只能嫖妓。

　　奇亚德和胡媛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相遇的。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两个人都偷渡来到了巴黎，当时一个24岁，一个56岁。胡女士在站街女中年龄最大，被称为“老大”，她已经是当外婆的人了。奇亚德到巴黎以后也是居无定所，到处借宿，据他跟警察的供述，换了三四处住所，全是与突尼斯人或摩洛哥人挤在小公寓里。胡媛娥与奇亚德在巴黎都经历着类似的生活：语言不通，和若干同乡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和周围的人关系冷淡。一个要用最低的价格解决性欲，另一个要挣钱，巨大的年龄与种族差异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2012年8月2日上午，胡媛娥的生意应该不错，11点刚过就接到这天的第一位客人，她从美丽城带客人步行10分钟，到达巴黎11区，那是个还不错的中产阶级街区。这条街的50号是一座红砖楼，胡女士的工作地点就在这里，房主是一位姓郑的中年温州男人，他把这套公寓出租给8位站街女，她们只要有人拉到客就带到这里交易。这8个人并不住这里，把居住和工作地点分开是为了应对抢劫——无论是站街女、保姆还是包饺子的，只要是中国黑工居住的地方，都是抢劫犯紧盯的目标。

　　巴黎的街道很少有摄像头，但是50号对面是个迪斯科舞厅，舞厅门口的摄像头正好把当天的事情拍了下来。胡媛娥把第一个客人带进去，10分钟后交易结束，她回到美丽城街口，应该是很快就接到了第二个客人——奇亚德。我猜想，她人生的最后一程有过很开心的部分——上午就有两单生意，第一单用十分钟就搞定了，多么顺利啊。

　　谈到这一天发生的事，奇亚德在法庭上彻底翻供了，他说，他和胡媛娥进屋之后先是进行了一次正常的性行为，嫖资40欧元，然后他要求再来一次肛交，胡媛娥一开始拒绝，后来说要再加30欧元，事毕，他们为那30欧元吵了起来。奇亚德承认自己用手掐、用皮包带勒了对方的脖子，但是没有致死，他离开的时候胡媛娥是站着的，而且还推了他一把。

　　这个表述让法官吃惊。“但是，你在警察局的时候承认自己杀人了。”

　　“对。因为警察审了我4天，不仅威胁我，还专门找了个阿拉伯裔的警察打我。我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承认的。”

　　奇亚德拿不出警察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在法庭上，他就这样淡定地翻供了，语气、语速没有任何变化，就像一开始介绍自己身世时一样。

　　警方掌握了一些关键证据，并建构了一个证据链。法医认定，两个人之间有过两次性行为，其中一次是肛交，而胡媛娥是被皮包带勒死的，皮包带上和胡的脖子上均有奇亚德的指纹。这看似已经成为了铁证，但是随着另一位证人的出庭，情况又复杂了。

　　

　　左上：2014年3月31日，又一位中国籍性工作者遇害，“荷花巴士”车内贴出告示以示哀悼，这几乎是他们为死者唯一能做的事

左下：巡逻警察经过，站街女躲到货车后面观察

　　右图：巴黎美丽城街头揽客的中国站街女(周兴/图)

　　“你认识死者胡媛娥么?”房东郑先生被传唤到法庭作证。

　　“我跟她不熟，只是把房子租给她。”郑先生回答的声音非常小，以至于尽管他在说中文，我坐在旁听席上还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能去听同声传译员说的法语。

　　“那你跟胡媛娥有性关系么?”法官继续问。

　　“没有。”

　　“那为什么死者的内裤上有你的精液呢?”法官抛出了一份法医鉴定，顿时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没有，我跟她没有任何性关系。”

　　“你是拉皮条的么?”辩方律师起身发问。庭审至此，辩方律师第一次站起来，他身高超过1米8，光头，络腮胡子，声音带着回响。

　　“不是，我只是租房子给她们，至于她们干什么我不知道。”郑先生驼着背，压低声音说。

　　“但是警察调查了门房。门房说你曾经送他礼物，让他对卖淫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头的辩方律师抛出了一份警察局提供的笔录。

　　“我没有贿赂过门房，我连法语都不会说。”

　　“郑先生，今天是为了审理奇亚德涉嫌杀人案，并不是审判你，所以还请你如实作证。”作为起诉方的检察官提醒。

　　“我说的都是实情。”

　　“那你解释一下，8月2日当天你都看见什么了?”法官不再纠结刚才那两个明显的疑点。

　　“8月2号那天上午我陪一个朋友去医院看病。回家的时候我开门，发现门没锁。我推开门，从门缝里看到胡媛娥躺在床上，感觉她已经死了。我当时就把门关上了，然后让朋友先离开。我再次推门进去，用脚轻轻踹了一下尸体，确认她的确是死了，我就找了块布把尸体盖住。房间里还有个小套间，我走进套间把自己的一个行李箱拿了出来。出门以后我想到要报警，但是不会说法语，就打电话求助一位会说法语的朋友。”

　　“50号对面的摄像头显示，你进门到出来，间隔20分钟。你陈述的那个过程用不了20分钟吧。请能解释一下，这20分钟你在屋子里还干什么?”

　　不仅是辩方律师，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身体前倾，急于知道答案。

　　“我就是盖单子、拿行李，其余没干什么。”郑先生保持一贯的态度，不解释。尽管郑先生身上疑点重重，法官还是让他走了。我事后得知，警察虽然没有拘捕他，但是限制他离开法国，继续对他进行调查。

　　郑先生的这一番“作证”，使得奇亚德的翻供更值得讨论了。奇亚德推翻了对他的全部两项指控：强奸和杀人。他承认和胡媛娥发生性关系，但那只是嫖娼，他也和胡媛娥有过纠纷，但起码离开的时候她还活着，而且自己还把四十欧元甩在了胡媛娥的脸上。

　　随后，公诉方和辩护方都开始对同一组证据进行解读：监控录像。不仅是50号对面舞厅的的摄像头，奇亚德还被地铁站、餐馆等摄像头拍下。8月2日中午，监控录像里的奇亚德是这样的：他一脸轻松地走出了50号公寓楼，然后到一个餐馆吃了顿午饭，继而来到附近的共和广场，乘地铁到13区意大利广场站。他出站的时候还笑嘻嘻地帮另外一个乘客拉了一下闸门。第二天，奇亚德还到埃菲尔铁塔闲逛，并兴奋地和一群姑娘拍合影。这一组监控视频既可以解读成奇亚德极度冷血，也可以认为他确实被冤枉了。被告席上的奇亚德越发显得神秘，他依旧是面无表情，说话时保持非常平稳的语速，甚至连自我辩解都不带有一丝激动的情绪。

　　这场庭审持续三天，每天旁听席都坐满了人，多半是法学院的学生和退休老人。在巴黎，老人们孤独至极。你会在电影院里见到一些老人枯坐一整天，手边放着面包、水，一场场地看下去，一天天就这样度过余生。旁听庭审也是老人们打发时间的一个方法。

　　保罗·格鲁洛先生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出席庭审的这几天一直穿一件新得还带有折痕的条纹衬衫，戴一条红色围巾，这种一丝不苟的打扮使他看上去和其他打发时间的旁听老人不太一样。“你是死者的家属么?”格鲁洛看我是中国人，在庭审间歇主动过来打招呼。

　　“不，我也是来旁听的。您呢?”

　　“我是奇亚德的探访者。昨天下午来作过证。”

　　“什么是探访者?我不太懂。”

　　“像奇亚德这样的外国人，在法国被抓进监狱，亲戚不在这边，根本就没人去监狱探望他。法国政府就指派一名探访者，每周去监狱看他一次。我退休后就做义工，专门到监狱探访这样的人，陪他们每周聊一次天，每次一个小时。奇亚德被抓到现在，我已经探访他两年了，一共探访了89次。”

　　格鲁洛先生说，奇亚德非常聪明，刚进监狱的时候几乎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他们还需要用英语交流，后来奇亚德的法语进步很快，在监狱里他还当起了会计。探访人相信奇亚德是无辜的，通过89次的探访，他认为奇亚德是个善良的人，他愿意为此出庭作证。格鲁洛举例说，奇亚德对人态度很好，和监狱里工作人员相处融洽，而且他非常守时，不会像多数羁押人员那样随便找个借口就放探访人的鸽子。

　　大家津津乐道地猜测谁是凶手，至于死者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很快就被忽略，直到辩方律师又出示了一个证据，才把旁听者拉回到血腥残忍的现实。法医鉴定发现，死者胡媛娥的肛门内外一共有13道伤口，并且流过很多血，这些创伤不可能来自男人的性器官，应该是硬物伤害所致。警察至今没有找到这个硬物，更无法确定是谁干的。

　　据其他卖淫女说，胡媛娥生前有一位欧洲裔的情人，这位情人也有暴力倾向，曾经因为持刀伤人被警察传唤过。但是，警察对此人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胡媛娥的家人或是奇亚德，作为贫穷的外国人，他们不可能为调查和诉讼掏一分钱，从律师到探访者，一切费用都出自法国政府。当然，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法律权利的保障，但不可能在这种调查中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一桩疑点重重、线索稀缺的站街女命案，看起来将长久地悬在半空，无法解开谜团。

　　第三天上午，法庭调查结束。休庭时，辩方的光头律师打开法庭的窗户透气，他站在窗前沉默不语，一股又冷又湿的空气直扑进来——这是典型的巴黎深秋的天气，大西洋上空的风暴夹带着冻雨整日侵袭这座城市。窗外是始建于公元651年的“神宫”医院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如果说西岱岛上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让人感到穿越，与之一起穿越百年的是无数流落他乡的人所经历的动荡与苦难。这些人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被害者，他们要么苟活，要么死去，有的逍遥法外，有的得到惩罚。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中心，慷慨地收留了无数避难者，可惜这些人却很难融合进来。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来到巴黎之后都成了空无一物(包括合法身份)的人，在这里，最常发生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野蛮伤害。

　　再次开庭，光头律师做最后陈述，他直视着3名法官和8名陪审团成员，提醒人们，对于有很多疑点和灰色地带的案件，应该首先认为被告人是无辜的，“我再次请求你们慎重，确认自己在没有丝毫疑虑的情况下做判断，否则，我不知道你们今晚是否可以睡得安稳。”光头律师的声音在法庭内发出金属撞击般的回响，让人觉得四下里异常安静。

　　庭审最后的步骤是陪审团闭门讨论。“讨论多久?”一位听众问站在门口的宪兵。“最少要——”书记员经过，立刻提醒宪兵：“没有最少时间。”

　　“最少也要三个半小时。”宪兵看书记员走远了，偷偷跟旁听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旁听的人几乎一个都没有离开。

　　下午5点多，天已经黑了，重刑法庭门口的走廊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等候结果的听众们昏昏欲睡，靠在椅子上或是索性坐在楼梯上打盹。奇亚德的探访者格鲁洛先生靠在一个角落里看书。4个多小时以后，当宪兵再次把人放进法庭，大家都睡眼惺忪，像是又过了一天。

　　判决结果让许多人意外——强奸、杀人罪名成立，26岁的奇亚德被判入狱20年，出狱后将被驱逐出境，永生不得踏上法国领土。法官用极快的语速念完判决书。奇亚德依然如故，脸上没什么表情。

　　书记员、胡媛娥的代理律师都忙于收拾材料，被告人的光头律师则靠在隔离栏杆上，和奇亚德轻声说着什么，看上去他比当事人还要遗憾，最终，只见奇亚德轻轻摇了下头。旁听席上，格鲁洛先生笔直地站着，凝望着奇亚德，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