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后二三个月，我个人生活起了大波动：恋爱而且结婚。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