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韩国成功开展的新村运动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基本生活设施得到改善，更主要的是挽救了陷入贫困和绝望中的国民意识，将其消极悲观的心态转变为积极进取的思想，培养了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为政府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分析新村运动中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径，总结新村运动在思想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新村运动的开展及其意义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韩国政府恢复对国内经济建设，但经济发展缓慢。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夺取韩国政权后，制订了工业化和出口第一的基本经济政策。以此为指导，1962~1971成功实施了两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将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制日趋成熟。与此同时，农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不能与工业的发展相协调。城乡发展失衡，差距增大。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低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负担加重，农业人口流失，大量土地撂荒，同时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严重的制约了当时韩国的发展进程。拯救濒临崩溃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朴正熙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农民消极的世界观认知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这种消极心态和精神面貌不彻底改变，农村改革就缺乏最基本的精神动力。因此，韩国政府认为农民的觉醒是乡村改造得以成功的关键，要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能使农民喜闻乐见的、容易接受的形式，激发农民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让千百年来被宿命论的绝望和失意所统治的农民觉醒，使农民长期受抑制的、潜在的、良好的社会道德再次迸发出来，从而释放出建设乡村、管理乡村的潜在机能。另外，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并在执政后实施独裁统治。其军人政权缺乏合法性，群众基础薄弱。朴正熙试图“让人民看到成绩”，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合作”。上世纪60年代朝鲜发起“千里马”建设运动，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显示了不同制度的优越性，频频对韩国开展政治宣传。朴正熙担心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动摇其统治。在政治的层面上需要对民众进行防止“赤化”的思想教育。

　　新村运动开展源于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在一次巡视途中的偶然发现，1969年8月，朴正熙视察庆上北道的一个小村庄时，了解到该村村民经过自发组织集体劳动将村里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整修，村容整洁，村民充满活力。村民这种相互协助的精神启发了朴正熙，他认为该村团结协助建设家乡的精神应该推广到全国所有村庄，不仅可以改善全国农村基础设施，还能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新村运动自1970年开展以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1971年初，政府正式向全国农村推广这一运动，由各村庄自主确定改善本村生活环境的计划，号召农民自发地建设家乡，引导农村地区综合开发，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切身利益问题，以期刺激农民的建设热情。政府选调大批工作人员派往全国各地基层农村，指导农民开展建设运动。同年9月提出了“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口号，使新村运动由建设新农村，向振兴国家转型，迅速成为全国性运动。扩大阶段(1974-1979):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等进行集中培训，对新村建设成绩突出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到农村，推广科技文化知识与技术。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0-今):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新村运动日渐式微。主导权则由政府主导转向民间自发组织，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民间组织。新村运动概念也不再局限于乡村，而是整个社区，提出了共同和谐生活的国民运动理念。

　　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新修灌溉水渠4440公里，新修道路4.4万公里，加宽公路4万公里，新建农村会馆35950所，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198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90亿美元上升到668亿美元，人均产值也从277美元跃增至1734美元。1970—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幅名列世界第二，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90年代初，韩国政府宣布，经过几十年的新村运动，韩国的农村生活水平，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标志着新村运动的成功。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基本实现了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生活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

　　新村运动的开展，其实质是对农民思想的启蒙，在普及农业知识的同时，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向农民灌输先进的思想和远大的理想。将“勤勉、自助、协同”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启迪、激发农民的进取意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信心，成为建设家园的精神支柱，并由此激发出了极大地劳动热情和民族自豪感。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捐金运动”都体现出韩国国民的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1998年，《朝鲜日报》曾对韩国建国50年来，民众最满意的业绩进行调查，民调显示新村运动位居第一。

　　二、新村运动对农民思想教育的途径

　　韩国多山、少地、人口密集的现实条件，决定了韩国必须依靠开发人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在现代经济学中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的转变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国民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水平两项因素至关重要。提高农民的生活伦理道德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协调，才能全面的发展农村经济和推动科学进步。而农民道德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高效的思想教育。

　　朴正熙政府注意到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民众之间情感淡漠，没有上进心，缺乏整体凝聚力，对美好生活没有信心。提高韩国的农民整体生活伦理道德水平，将潜在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这是一条发展经济的捷径。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而农民的素质则需要自行培养和提高，这是无法从国外买来的。突出农民思想教育，通过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对农民的思想进行教育培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激发了农民的潜能。新村运动并非单纯的整理地区社会基础设施的运动。从根本上说新村运动是村民认识自身问题，培养通过自助合作精神解决问题能力的运动。所以对新村运动来说比建设基础设施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居民培养“我能行”的精神，让村民拥有自信心，培养开发事业的管理能力和民主自治能力。在具体的操作中，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现：

　　1、奖勤罚懒的正面激励教育

　　新村运动从开始之初，限于韩国当时的条件，在物质上政府只能提供及其有限的资金和建设物资，远未达到实际需求。政府为全国每村无偿提供335包水泥,用于改造农村的基础设施，如换房顶、修院墙、修整道路、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等。政府定期对工程进度进行检查，并将全国所有村庄评定为自助、自立、基础三个等级。对完成改造任务最好的村庄评为“自助村”，次年会增加建筑物资的供给。没有完成任务的村庄则评为“基础村”。政府的物资援助仅限于对“自助村”和“自立村”的发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村民建设自己村庄的热情，并且形成了良性竞争机制，在互相竞争中充分释放了内在潜力。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奖励对每个人都能引起愉快的感受，任何人都希望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赞赏。村民的心理上需要有工作的成就感，可以发挥激励作用，对提高农民生活伦理道德水平有直接作用。1973年时，韩国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村化为“基础村”，到1978年“基础村”已基本消失。

　　2、组织集体学习的灌输引导教育

　　1972年,根据朴正熙关于在农村培养立志为建设家乡服务的农民领导人的设想，由每个市郡选出一名骨干农民，送到农协大学培训两周。培训内容侧重于精神方面教育，培训形式由讲座、典型事例发言和分组讨论三部分组成。新村运动中的思想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等共二十多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集中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集体主义教育的倡导者马卡连柯提出了平行教育原则。他说：“教育了集体，团结了集体，加强了集体，以后集体自身就能成为很强大的教育力量了。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可以把与集体有关的各方面因素凝聚起来，对集体成员施加影响、进行塑造。”中央研修院通过集体培训，灌输新村精神，培养了一大批投身新村运动，并在实际工作中成为农民领导人的社会骨干。

　　3、树立模范的价值示范教育

　　通过典型的人或事物来进行示范，促使人民学习或吸取教训，从而达到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曾是新村运动全国模范的河四容在总结新村运动时说：“新村运动的重要成果，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在精神上把竞争意识和自立精神灌输到韩国广大农村”。这位出身贫苦、自强不息的农民,用自己的勤奋、智慧和意志,创造了从无到有的传奇,成为鼓舞无数韩国农民奋发向上的楷模和新村运动的象征。新村运动的自助、勤勉、合作精神光靠传统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这一精神应该是村民在新村运动的实践中领悟和提高的。邀请成功开展新村运动的领导作为讲师向公务员、知名人士、农民、新村运动负责人讲解成功事例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典型的人物现身说法、融入农民中去，用模范的人格魅力衍生巨大的感召力，很容易使农民产生强烈的认同感。随着新村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新村运动已成为全民的思想教育。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自己讲述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共同取得进步。变单调的课堂教育为与切身实际相关的经验教育。“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这种简单朴实的思想教育方法在新村运动之被广泛使用。

　　4、官民一体的情感互动教育

　　“动人心者，莫先乎于情”。教育者通过语言、动作、行为和教育对象在思想层面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感染、相互激发，从而在思想认识上达到趋同的结果。新村运动在发起之初就能顺利推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官民一体，作为教育者的政府公务员和研究学者能够以身作则，无论职位、身份高低，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体力行，直接和农民对话、交流和体验，得到农民的信任，农民在内心深处愿意和官员、学者打成一片，和谐相处，齐心协力，建设新农村。希望得到尊重是人的基本情感，思想教育若能以平等的态度和商榷的语气，潜移默化中利于消除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差异感，有助于追寻共同的目标和价值。

　　三、对我国农村思想教育工作的启示

　　人多地少，人口密度高，农民占人口比重大，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文化素质有待于提高，这些中韩两国农业方面的相似之处使得我国借鉴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经验成为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实践证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农村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只有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心，才有望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构建和谐新农村才能成为现实。韩国新村运动中的思想教育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

　　1、重视农民在农村思想教育中的自我教育

　　农民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行动主体，更是农村思想教育中教育主体。韩国新村运动最值得称道的特色就是其政府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物质支持上，而是重在激发农民自身的潜能。开创了“政府引导、政策激励、典型示范”的农民自我教育模式。自我教育有利于推动受教育者由“认知主体”向“实践主体”的转换，实现思想教育实践主体性。农民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动主体和力量之源。教育学专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当受教育者，不是依赖外在力量而靠内在的力量，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需要，主动的调遣和丰富充实自己时，才是教育最大的成功。”确立农民的在农村思想教育中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这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任何理性教育，形象的感染，都是外部的客体，都只是通过主体的心理过程才能起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如果没有主体内心的心理过程的发生，任何教育会毫无意义。我国现在约有9亿农民，仅凭政府的力量对如此数量的农村人口进行思想教育、转变其落后观念是不切实际的。政府在农村思想教育中应扮演引导的角色，鼓励农民开展自我教育。让农民在实践中对思想道德、伦理修养、理想信念重新理解和选择，并自觉践行思想道德规范，实现自我建构和塑造。

　　2、注重农民的精神培养，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传统的小农意识对农民的影响明显，只关注眼前利益，“小富即安、小成则满”，缺乏长远眼光，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制约了中国的农业发展。韩国通过“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思想教育，使农民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为其日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国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各级城府部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总体看“三下乡”的活动虽把“文化、科技、卫生”送到了乡村，却很难送到农民心里。要建立长效机制，势必要把“自强必胜”的信念送下乡。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落后面貌的关键在于转变农民保守观念、陈旧的思维模式。摒弃一切“等、靠、要”的惰性思维。理想信念是人们从事社会历史活动的精神支柱，对人们社会历史活动具有驱动与导向作用。它能鼓舞和坚定人们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信心、勇气和意志。对农民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于它能团结、凝聚人心，推动其勇于投身恶劣环境，迎战各种困难，去实现预定的目标。借鉴韩国新村运动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要注重培养农民的合作、友谊、勤奋和参与意识，以及鼓励勤勉、自助和协同的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精神境界，将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思想进步、致富、爱国、爱家乡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3、鼓励农村思想教育方法多样化

　　通过总结韩国新村运动中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不难发现政府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不仅局限于传统课堂教育。而是例如通过奖励先进村镇，掀起农业竞争热潮，在建设生产中引入竞争机制，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通过成功农民的典型事例，现身说法，让农民在平等的交流中看到致富的希望;教育者和研究学者与农民“零距离”的接触，宣传政府政策、传播理想信念，让农民坚定了致富信心。方法多样是农民思想教育成败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教育工作还主要是以“单向灌输”或“一教二训三指导”为主，方法单一收效甚微。为此，首先要努力实现教育方法的根本性转变。要从经验传播型向科学传播型转变,将灌输与渗透相结合，从单向度的说教向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转变，同时还要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切实提高农村思想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