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罗毕的一家酒店，上海人兰博兴奋地用干姜水兑伏特加，大口豪饮。喝到兴致来时，他会站得笔直，大声背出通篇的《独立宣言》——此前他在北部索马里做了一年生意，枯燥的生活迫使他把背英语当成了娱乐活动。

　　在非洲游走数年后，兰博打算继续留在此地。当很多人还固执地给非洲贴上“贫穷”、“战乱”等标签时，许多像兰博一样的年轻人已经将其视为一块颇有前景的投资地。

　　2014年5月4日至5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进行正式访问，经贸合作正是双方会谈的重要部分。

　　让人惊讶的是，过去十年中，全球10个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里有6个属于非洲，而且其中有8年，“非洲狮”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亚洲虎”。 就连曾经唱衰非洲的《经济学人》也低下高傲的头，承认非洲迎来了“自殖民时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这是一块尚未完全被物质侵蚀的土地，有无尽的机会”，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毕业后，背着一个背包就来到内罗毕的西安姑娘王媛说。“然而，也有无数的风险。可能有人一夜暴富，也可能有人埋骨他乡。”

　　投资者吓跑，他却看到商机

　　商人兰博来到非洲的目的很纯粹——赚钱。这个上海人长得颇像中东人：小眼睛、厚嘴唇，晒到黑里透红的皮肤，精心打理过的板寸，微凸肚子上挂着条带有“H”标志的硕大皮带。

　　兰博所在的北部索马里，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国家。它位于索马里西北部，曾经隶属于英国殖民地。1991年北部索马里宣布独立，自称索马里兰，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而今在北部索马里，战争的痕迹仍随处可见。主要城区耸立着一架在内战期间被击落的飞机，主干道只有一部分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骆驼、野猪、猎狗或猴子掠过。

　　兰博第一次听说北部索马里是在2008年底。彼时，在上海某报任体育记者的他在朋友鼓动下，动了去非洲的心思。2010年4月，兰博和朋友带着几名投资者去考察北部索马里，待了十多天，原本有意向的投资者没了下文。兰博却从这片绝望的土地上看到了希望，“有待开发的地方，一定会有商机”。

　　兰博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儿子为什么会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月薪数万的工作和市中心的房子。“我的理想不是在上海市中心有房子，而是拿下整个上海市中心。”兰博雄心勃勃地放言。最终，他找到了一位有意投资的老板，给了他100多万元去试水。

　　和先辈们一样，兰博打算先找市场空白，从小生意做起。最初他得到消息说北部索马里缺盐，于是运了十万包盐过去，每天开着车，找酒店饭馆挨家推销。“后来才发现，北部索马里就在海边，怎么可能缺盐?他们只是缺比较好的精制盐，但精盐当地人又买不起。”

　　之后，他又从韩国引进汽车，没想到遭遇奸商，有些汽车发动机排气管都锈了。一年下来，投资商的钱打了水漂，兰博自己也垫了两万多美元，“这一年，我是个失败者，运气没有眷顾我”。

　　中国“个体户”落户

　　在兰博到达非洲之前的几十年里，大批中国人已进军非洲。那是一个值得追忆的黄金年代：这里有着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相似的经济环境，市场需求旺盛，政府招商频繁，而且还比中国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多数国家取消了对外资的限制，同时放宽利润、资本汇出的比例和持股比例，给予税收和信贷优惠，简化投资审批手续等。上世纪90年代，肯尼亚就出现了来自中国的“个体户”。据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经参处统计，当地华人主要集中在内罗毕，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多以贩卖国产轻工日用品为主，其中东北人大多做服装生意，浙江人主要卖鞋，“各式各样，卖得很便宜”。

　　也如同改革开放之初下海的群体一样，无数“暴富”故事在非洲各块版图上演。在中国外事部门从事了三十多年外宣工作的李松山夫妇，曾经多次被派驻坦桑尼亚参加援外工作。上世纪90年代，李松山夫妇辞掉工作，凑齐8000美元，到坦桑尼亚当上了“个体户”。

　　到达非洲后，他们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没有床，就用借的床垫。他们从蝴蝶牌缝纫机、金钟牌电池、钻石牌自行车轮胎等小商品做起，将中国产品陆续引入坦桑尼亚。数十年下来，夫妻俩的生意已经扩展到林业、木业、渔业等多个行业。

　　相比发达国家市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非洲是中国人最容易进入的地区。近十年来，中非贸易额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跃增至2011年的1600多亿美元;2009年，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一时间，盛产钻石的南非、黄金海岸加纳、铜矿之国赞比亚……处处可见中国人身影。作为非洲地区的重要航空枢纽，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直飞北京的航班几乎天天满座。有媒体粗略统计，2010年在非洲经商或就业的中国公民至少超过200万，在非的中国企业达到2000多家。

　　犀牛的国度患上“城市病”

　　吸引无数中国人前赴后继来到非洲的，是这里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机遇。得益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外国投资的大幅增长，逐渐壮大的非洲中产阶级创造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麦肯锡非洲消费者观察中心主任鲁索表示，到2030年，非洲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50%，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杉藤购物中心，来自莫桑比克的玛丽亚正在这里休息，等待晚上搭乘航班返回莫桑比克。她的购物车里盛满了高档的婴儿用品、电器和服装。她说，自己几乎每个季度都要来南非采购一次。她的许多朋友还会飞到欧洲去采购衣服和手包。

　　不管是在加纳、尼日利亚，还是肯尼亚，能提供无线上网服务的咖啡馆和购物中心都在不断涌现。在这些地方，圣诞节前人们疯狂购物的场面丝毫不逊于北京的西单和王府井。

　　汽车也不再是奢侈品，过去5年里，加纳的有车族增长了81%。在加纳东部的阿伯莫索小镇，一个正在举行聚会的农家院周围就停放着多部名车，小镇的酋长说，这在富裕的加纳农村不是新鲜事。

　　在北京上了两年学后再回到内罗毕，Amina几乎不认识这个城市了。林立的高楼、明晃晃的玻璃幕墙，西装革履的人们目不斜视，行色匆匆。整个市区几乎找不到一块斯瓦西里语的广告牌，而是清一色的英文。小贩们当街兜售的报纸，也全是英文。“车多了，人多了，高楼多了，”她皱了皱眉，“治安也变差了。”2011年，Amina申请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飞行器设计。

　　回到内罗毕的一周里，Amina连续坐着被称为“马他突”的中巴车，穿过整个内罗毕——到优雅静谧的酒店见中国朋友，再到纷繁凌乱的城市公园市场购物。她所用的语言也在中文、英语和斯瓦西里语之间不停转换。“这简直太分裂了”，Amina摊开手，做出夸张的表情。

　　七年前，大学刚毕业的Hillary在城市公园市场开了唯一一家修手机的店铺。彼时，这间铁皮房子的租金是每月1000先令(约合70元人民币)，现在已涨至5000先令。如今，Hillary一边开店，一边自学手机软件课程。“内罗毕18岁以上的人，差不多90%都有手机了，而且大部分是智能手机。”Hillary给出了这个让人惊叹的数字。

　　有人这样形容非洲：“一些人也许没有鞋子，但却拥有手机。”2012年底，手机在非洲的覆盖率已超过70%。莫伊大学老师Georgina N.Korinko认为，“从手机的普及程度，以及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堵车看，内罗毕这些年发展太快，以至于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城市病’。”

　　“以前过圣诞节，城市里的年轻人都会回到村里陪老人，现在很多人不回去了，传统的乡村生活逐渐让位于躁动不安的都市节奏。”这是让Georgina难以接受的改变。而此前，传统文化一直是肯尼亚最强有力的社会黏合剂，它包括对长者的尊重、坚定的宗教信仰以及“乌贾马”(意思是“大家庭”)。

　　中国制造“奥巴马手机”

　　2014年4月底，回国休整两个月后，兰博决定重回北部索马里。“如果现在放弃，过去一年吃的苦就都白吃了。”心性被磨练后，他显得平静而坚持，“老天爷要让我吃苦，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就扔一两个机会过来，我就是在等那一两个机会。”

　　没有谁愿意像错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20年前的印度那样，错过今天的非洲。“这些年，似乎所有国家都争着把钱投向非洲。”莫伊大学老师Hillary K.Sang感叹。和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大多数白领一样，他衣着笔挺，英语流利。

　　Hillary K.Sang所指的“国家”，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与非洲的贸易额已经从2003年的35亿欧元上升到2012年的210亿欧元。印度在过去7年里把对非洲的贸易额提高4倍至目前每年700亿美元的水平。

　　最惊人的是中国的表现。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会晤塞内加尔总统时告诉对方，中非贸易额在2013年首次超过了2000亿美元——这是美国2013年对非洲贸易额的两倍有余。

　　“中石油最早开拓非洲市场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挺没底的。”一位中石油内部员工私下透露，“他们甚至没有正式向上汇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开采，结果一下子成功了。”公开资料显示，中石油在非洲市场的开拓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11月。一年半后，他们在苏丹配套建成了年产1100万吨的原油生产能力，苏丹因此从原有进口国变为输出国。

　　继中石油后，中兴、华为等企业也相继进驻非洲市场。在肯尼亚，鉴于当地民众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着特殊的感情，一家中国手机生产商还特别设计了“奥巴马手机”。这款直板机背后用广告字体写着“Obama”字样以及其就职演讲的宣言，上市后很快受到热捧。

　　“印度人老觉得自己特聪明，白人认为自己高高在上，中国人则喜欢和穷人打成一片。”内罗毕城市公园市场的一名商贩说，他更喜欢中国人，为此还特意学了几句汉语。其他商贩则一听到“中国”的字样，多会用英语大喊，“中国!钱!”

　　外交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规模，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超过2500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在非洲投资的热点国家包括安哥拉、加纳、刚果，热门领域包括资源、建筑、电信等。非洲这块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也恰恰对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胃口。

　　而相比之下，“非洲市场还没有进入美国企业界的雷达屏幕。美国实际上正在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欧盟及其他地方的公司”。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非洲事务小组委员会曾这样抱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奥巴马已对47位非洲领导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出席今年8月在华盛顿的首次“美国—非洲领导人会议”。白宫宣布这一决定时，称非洲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折戟非洲

　　“每次有人问我还要在非洲待多久，我通常告诉他们，能待多久就待多久”，2014年2月底，内罗毕暮色四合，加拿大人Craig穿着白衬衣、格子短裤，坐在屋顶的露台上。“对我来说，走进非洲意味着探险、赚钱，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到肯尼亚之前，Craig已经用了三年多时间，游走过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三个非洲国家。

　　然而，在贫困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Craig在非洲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初到津巴布韦时，这个加拿大年轻人笃信法律和规矩。“我们用了一年时间选址、建企业。等到好不容易找到房子开始办企业了，房东突然把我们赶走了，原来房子被他私下卖给了一个政府官员。”

　　这也是很多海外投资者在非洲普遍会遇到的问题。一些研究人员列出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社会风险，其中就包括腐败盛行。伴随而生的是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行动迟缓，无形中延缓了投资周期、增加了投资成本。

　　“很多事情让人匪夷所思，比如我们从海关进口一辆卡车，一路上要遇到各种盘查，不仅浪费时间，也无形中增加了成本，”Craig忍不住抱怨，“再比如，商业局这样的部门原本该为大家营造良好商业氛围，但想要成立公司却先要给它股份。”

　　“和非洲人打交道是件考验忍耐力的事。”兰博喝完手上的伏特加，又倒了一杯，“比如从海关进货，需要打很多电话去催。车子坏了，如果在修理厂没有熟人，放两个礼拜都没人管。”更让人抓狂的是，每当他要发作，对方总会拍拍他的肩膀，“朋友，这里是非洲”。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不少中国人折戟非洲，数据显示，中国在非洲的企业成功率只有50%。

　　一位曾驻津巴布韦的中国大使曾经形象地打了个比喻，“非洲整体上是‘狩猎文化’，就是清早起床，打个呵欠，出门看到小羚羊，逮到它，今天就够了，不去想明天。而中国人的思路更像‘蚂蚁文化’，未雨绸缪，看到有的没的，先驮回家再说”。

　　辗转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后，Craig最终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平台，让大组织和大公司出钱，给穷人们提供学习机会，“比如肯尼亚，80%的人有手机，但绝大部分只会用它发短信、打电话。在我看来，它完全可以作为教育媒介。过去十年，我们的许多创新都发现，即使是最基本的手机功能，也可以做出很大的不同，甚至短信都能作为有效的传播媒介”。

　　为了打造团队，Craig搬到了内罗毕。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肯尼亚还没有碰到之前在津巴布韦的闹心事。“内罗毕的技术发展做得比较好，整个城市也比较现代。”Craig一脸坚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的。这是我毕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