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贸易与文明进程

　　众所周知，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该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从1986年要求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身份开始，中国长达15年的贸易谈判成果最终具有怎样的意义?这种意义的阐释取决于我们对WTO的主旨以及对世界贸易自身的理解。在GATT部长级会议于1994年通过的有着“WTO宪章”之誉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中，有关于建立WTO这个多边贸易组织目的的完整阐述，其中之一就是维护并落实“以往贸易自由化努力的成果”。我们是否理解了这个目标的全部含义?

　　问题首先在这里得到了呈现，或者说我们必须思考下述问题：贸易自由化，是否只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一种特定利益的特殊政治安排，因而注定将被另外一种更公正的秩序所取代?或者相反，贸易自由化具有普遍人类的某种性质，因而只能被追求而无法被超越?对现象的观察有助于我们进入主题。2010年末，中国GDP总额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而获得的红利。人们为这个GDP总量欢呼雀跃。然而，与这种经济效果相比，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不过，随着这种经济总量的激增，作为与这种政治意义多少有些关联的现象，“负责任的大国”成为海内外对中国共同的期许。但是，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因为根本性的问题尚未得到自由的探讨。比如，我们口中的“大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责任”又为何物?除了含义暧昧的“经济发展”“国家利益”，我们对“大国”又有怎样的诉求?这个“大国”能将正义、秩序与文明带给世界，当然首先带给我们自身吗?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天朝”的失落，到当下脍炙人口的“大国崛起”，后者是否有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文明意识?我们还要追问：我们有实现自身目的的技术手段吗?如果没有恰当的手段，那么这一轮新的诉求无非是新一轮文人墨客们的浪漫幻想。

　　显然，人类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多角度的揭示与解释;限于篇幅与主旨，本文将关注自由贸易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将试图说明，自由贸易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中立的——因而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交往技术;正是随着这种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更为广阔的文明得以发展、演进。这是因为，在这一文明进程中，人性的发展获得了物质的、精神的与制度的(亦即政治的)保障。

　　这里还要提前说明的是，下面的几个“故事”都是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几个瞬间发生的小插曲、小故事。但我们将试图从中找到共性，即它们对历史发展、对世界秩序形成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在笔者看来，历史就是在瞬间的偶然状况中呈了自身，某个偶然事件的状况可能完全左右下一个瞬间的历史走向。这个偶然的瞬间或事件，源于自然：一方面是纯粹自然环境的偶然变化，另一方面是人类中具有影响的个体的特定行为，而前者对后者还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这个自然，就是人类的自然，是探寻并判断人类普遍文明的真正基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机理，内在于这个人类的自然。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主旨就在于，如何从人性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社会的情况，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这个“人性自然”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普遍人性。人类进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由于内在于这个普遍人性，由其生发出来的历史结果意义，就是文明进程的本质内涵。本文标题所示“新贸易立国论”，其主旨正在于此。众所周知，二战后日本有“贸易立国”的国策，并实际上取得了非凡的发展业绩。不同于这种着眼于经济政策的传统看法，我们将努力探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秩序形成机制与动力的贸易立国论。

　　二、1945年：英国与美国

　　1945年9月，英国为取得美国的资金援助以进行战后重建，凯恩斯勋爵等五人来到华盛顿。凯恩斯试图以自己卓越的口才与精湛的专业知识，为自己的祖国争取最大的利益——以无偿或无息的条件为英国争取一笔高额贷款。然而，接下来两个月艰苦卓绝的谈判结果却如英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所言，“与预料的一模一样：十足的羞辱”。受此次“贷款谈判长期劳累和苦闷的致命损害”，凯恩斯这位声望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数月后宿疾突发，溘然长逝。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可能是被誉为“中国古代圣贤转世”(哈罗德语)的凯恩斯个人的悲剧。他试图努力，他要为英国赢得最大利益。然而如同后世诸公不无怜悯地指出的一样，这是一个超级大国走向没落的“痛苦呻吟声”，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不过，1945年发生的让人多少有些感伤的故事还有让人宽慰的一面：此间英国与美国均显示出了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政治与文明担当者的意志，而这种意志体现在经济秩序上，就是对战后货币—金融—贸易三位一体的管理技术的设计与开发。凯恩斯无疑是实现这种共同意志的主角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区分英国与美国就不再具有本质重要的意义。

　　在有名的“凯恩斯计划”(《国际清算联盟草案》)中，凯恩斯写道：“我们需要设立一个纯技术性的、不带政治色彩的中心机构，以援助和支持致力于计划并整顿世界经济生活的其他国际机构。”这是关于战后设立“国际清算联盟”众多目标中的一个，该方案旨在争取国际贸易的更大自由，让国际主义获得新生。

　　凯恩斯草案尽管最终被美国的“怀特计划”取代，但他的这一目的却没有、亦无法被替代，因为这一目的源于对人类事务的深邃洞察，并且获得了纯粹知识与技术的支持。换言之，“凯恩斯计划”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目标。

　　另一方面，1945年9—12月间英美财政贷款谈判中，美国对英国非但寸步不让，而且极尽压制之能事。将美国的行为简化为“霸权之争”，这只会导致我们失去深度理解世界、理解我们自身的视角与能力。我们首先必须注意的是，美国的这种做法正是美国政治成熟的表现。凯恩斯的“悲剧”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他虽然凭借无可比拟的专业技术知识敏锐地洞察了战后世界秩序与正义的实现方式，但国家实力的天平早已倾斜到了美国，倾斜到了这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经济危机洗礼而走向成熟的美国。“凯恩斯计划”或许是同样杰出的战后国际金融政策，但注定无法在美国治下的世界付诸实践。

　　1945年底，英国议会批准布雷顿森林最后协定，正式让出了主导国际贸易制度重建的权力。当然，人们不会忘记，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在凯恩斯的力促下得以创建。恢复国际贸易的自由体制，重建作为繁荣、富足与公平手段的资本主义，为人们凭借自身的本性培养良好的心态、思想和情操而提供制度支持，这些就是凯恩斯赢得“现代社会最卓越的思想家”之声誉的要因。凯恩斯对自由贸易功能的卓越洞见，源于他对人类生活本质的洞察。

　　美国以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圈”，取代基于歧视的所谓“特惠制”的英帝国贸易圈，后世学者多视之为“霸权转换”。然而从货币与金融的角度来看，它首先是一次贸易技术的升级。而这种中立技术与作为中立价值的自由的融合，奠定了战后美国治下和平与繁荣的长远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一些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尤其对全球贸易体制的批评，因未注意到国际贸易具有的技术中立性的一面，可以说完全未得要领。当下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不在于自由贸易体制自身，而在于这一体制的内涵与潜能尚未得到有效的阐发与实现;人们当下的政治行为要为其负责。换言之，人们所面临的危机，不在于技术自身，而在于对技术不正确的理解与非道德的使用。在这个意义上，思想要为现实负责。

　　三、1793年：中国与英国

　　思想要为现实负责，这种通过回顾历史获得的后知之明，无疑会让我们陷入沉思。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中华帝国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帝王乾隆皇帝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居住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这是1793年9月发生在帝都北京的故事。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以英明著称，但他以“天朝体制”为由的拒绝导致了怎样的结果?

　　1792年9月，英国国王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中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为代表的庞大的使团。使团的真实目的是提议与清朝中国进行交往与贸易——“西方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为借口提出只许有一个世界，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行动和经商的世界。”在与贸易相联系的传教领域，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曾多次提出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参见。不过，此时天朝依然呈现出不可撼动的形象，以武力保护贸易的欲望遭到了遏制，和平得以可能。然而，此时英国在观念上已然不战而胜。“技术上的相互启发，贸易的普遍性”，这就是马戛尔尼准备贩卖给乾隆的思想，“斯密斯的观点是官方学说”。对于这种学说，以轻视商业著称的中国文人官僚阶层可以说完全陌生。中国失败的种子，此时已然萌芽。中国皇帝拒绝对外开放，这没有改变英国实现控制全球自由贸易的步伐;但中国却因拒绝变革，最终以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后世人们或津津乐道或叹息不已所谓的“礼仪之争”：帝国要求英国使团行三跪九叩的觐见朝礼，而马戛尔尼则坚持以西礼应对。其实，无论怎样表述礼仪之争的本质都不重要;因为它仅仅是两个帝国碰撞的表面形式。如同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注意到的一样，这是“自由贸易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的相会”。这正是问题的要害：“这次远征使人深入了解到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发达’和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它们之间的相会很可能将来支配未来的世纪。”那么，这种“奥秘”意味着什么?今日我们对这种奥秘有所洞察吗?

　　对于乾隆皇帝的拒绝，事后聪明的人们容易对此持苛刻的批评态度，诸如这是中华帝国的傲慢与无知，云云。诚然如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事实可能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正如经济史家动辄指出的一样，中国从明到清(1368—1911)，至少到乾隆治下的时期，是世界上头号庞大的国内经济体;这一结果得益于国内市场规模、人口密度、商业化水平较为发达的国内贸易体系。当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时，他只是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事实。然而，这个全球第一的GDP，这个著名的“盛世”——当下许多中国学者想象并孜孜以求的——并不必然转化为帝国的国力，遑论进一步转化为世界正义与秩序的生成源泉。问题在于，当时为政者与士大夫未能洞察到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

　　在乾隆时期，中国事实上已然形成了以大陆为中心的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该体系通常被不恰当地称为“朝贡贸易”。与此同时，英帝国正竭力将印度次大陆纳入其统治范围。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使华，正是试图通过打开与中国的贸易通道，实现其统治印度的目标。然而，英国这一自认“世上最强大的国家”与中国这一自认“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却自此分道扬镳：英国的自我预言成为现实，而中国则步履蹒跚地走向“文明”的毁灭。文明的毁灭，如果得到恰当的理解，那将是文明新生的起点。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导致中英两国擦肩而过的分叉点究竟在哪里。

　　在众多的解释中，经济史学家提供的如下说法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与欧洲和美国的产品生产相比，可以把中华帝国晚期商业体系成熟看成是其走上技术简单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中商业贸易领域的力量才造成了生产领域的技术简单化倾向。”这里的“商业体系”被描述为“买主拉动的生产网络”，而非近代“生产拉动的生产网络”。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弹性化的生产网络和订单，中小型家族企业承担了主要生产，因而导致技术趋于简单。在这一视角的解释中，中国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分叉点正是生产技术与贸易的特定形态。

　　乾隆皇帝所拒绝的乔治三世的改革开放的建议，直到近两个世纪后，才由另外一位中国政治家确立为立国之本。当时的帝国精英们无法理解英国的思想，尤其是“技术上的相互启发，贸易的普遍性”。事后证明，技术与贸易，这正是导致两个帝国霸权交换、两种文明易位的两个——中立性的——本质要素。这些要素与意识形态无关，而与文明进程息息相关。

　　事实上，在英国使团访华前，英国的水力纺织机已经广泛使用;而此后的一二十年间，英国的工程师成功驯服了蒸汽，人类社会开始进入蒸汽时代，蒸汽轮船、铁路开始改变人们的视野与生活，并最终对人性的展开与实现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与这种生产技术相辅相成，当时英国处于世界贸易的最顶层(布罗代尔语)，这种贸易对财富与政治的改变具有独立于产业特征(金融、商业、工业或农业)的性格。这里只需提及的是，人类的贸易行为内在于人类史自身，而在人类史上首次意识到这种行为的政治意义，当首推当时的英国政治家与商人。

　　由于掌握了生产技术与贸易这两种人类生活中的中立技术，英帝国将清王朝的贸易体系驯服，只是时间与机会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正是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不均衡贸易，最终成为英帝国实现自己梦想的现实契机，这就是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故事。如果暂时悬置鸦片贸易的非道德因素，问题的本质就呈现了出来：当作为贸易手段的特定商品遭到抵制后，使用有限武力来迫使中国开放，成为英帝国的必然选择。相反，如同一些学者注意到的，清朝政府在决定制止鸦片贸易时，“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这种毒品对贸易平衡造成的破坏”。从这一视角重新阅读1842年的中英《江宁条约》与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我们将对其中详细的通商安排不再感到意外：两个伴随着暴力的条约最终实现了马戛尔尼访华团的使命。

　　中英两国兵戎相见，可视为英国使团寻求自由贸易失败的结果。这一结果对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影响，我们如今应该怎样理解?佩雷菲特作出了局外人的解释：“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这是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解释：消费行为内在于人类行为自身，因而无法得到完全的禁止。因为，正是世界范围的贸易活动，为人类的这种行为以及尚未实现的欲望，提供了有效的实现手段。

　　然而，与我们的想象相比，这种手段的作用并不容易得到理解。佩雷菲特对此并不讳言。他写道：“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这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叙事;问题在于，那种“骄傲情绪”是否以及如何得到了认识与消除。他接着写道：“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不错，“自己的模式”，这种表述让我们耳熟能详：这不就是对“中国模式”的某种基于历史事实的批评吗?当今日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谈论“中国模式”时，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前人的痛苦经验，以及局外者对内在于此思维方式的问题的忠告?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他们的论述就是不负责任的空话。

　　今天看来，佩雷菲特的担忧部分是多余的，因为中国已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种政治决定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可以说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关于世界贸易的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心态与政策。然而，佩雷菲特的担忧依然具有警示意义：参与世界贸易的进程，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到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作为中立技术的自由贸易，将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认识、自我认识与文明认识。我们必须在这个层面上理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契机。

　　四、作为文明手段的贸易立国

　　进入16世纪后，西欧的经济体系开始带动全球的经济变迁，重新塑造全球秩序，其中贸易活动的作用厥功甚伟。可以说，贸易在现代文明体系与秩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这个意义是否得到充分的展现，则依赖于国内体系的各种要素——生产、流通、财产、行政、司法——的组合方式。无需赘言，这种组合方式本质上取决于法的统治形态。只有在真正的法治条件下，在法治保障的市场交换的条件下，贸易自身的力量才能得到激发，并成为建构文明必不可少的手段。

　　相反，贸易活动的法治条件如果不具备，那么“贸易立国”——通过世界贸易创建文明之国——这一口号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将无从得到认识与实现。

　　文明与野蛮同伴而行，这正如同人性一样——“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这是一种苛刻的历史境况。正因如此，真正的政治与政治家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为文明的生长与存续保存命脉，而不至于为反面的野蛮所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与他民族的“贸易”——注意其本质是人类的交往活动——给了我们一面可以时常观照自身野蛮程度的镜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贸易立国”才最终显示了它全部的政治意义——贸易在最终的意义上乃是文明自身的贸易，亦即文明交流，而非原初的商品交换意义上的贸易。

　　由于自由与贸易同普遍人性的契合，它们成为近代西方文明的真正基础。在迄今为止的以民族国家为结点的世界政治体系内，掌握并时刻推进这两种(自由与贸易)普遍技术的民族，将是最终胜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