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意无意间阅读了大量民国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不由自主地为她们的才华所倾倒，也不由自主地寻找与她们有关的资料、传记进行了解，亦不由自主地对她们的创作、人生和命运进行思考。我知道，关于民国才女的书籍文章不说多如牛毛，至少可以称得上是层出不穷，而且广受欢迎。并不是想凑热闹，而是想以我的角度去理解她们、解读她们。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的、独特的、色彩斑斓的风景。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她的自由和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和行为的进步，也因为自由和开放让一些人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毁灭和苦难。

　　民国女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而出了。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陈衡哲、石评梅、庐隐、冰心、苏雪林、凌淑华、丁玲、沉樱、谢冰莹、林徽因、陆小曼、萧红、梅娘、苏青、张爱玲等等，她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一道亮丽的、独特的、色彩斑斓的风景。这些才女们以文学为筹码，在民国的舞台上潇洒亮相、尽情展示，引起了无数人的驻足欣赏，引来了中国社会一浪接一浪的文学热潮，引发了比她们作品更为精彩离奇的遭遇。

　　《小雨点》(陈衡哲)、《涛语》(石评梅)、《海滨故人》《女人的心》(庐隐)、《繁星》《寄小读者》(冰心)、《绿天》《棘心》(苏雪林)、《花之寺》《女人》(凌淑华)、《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丁玲)、《意外》《喜筵之后》(沉樱)、《从军日记》(谢冰莹)、《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爱眉小札》(陆小曼)、《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鱼》(梅娘)、《结婚十年》(苏青)、《金锁记》《传奇》(张爱玲)等等作品，无一不是那个时代青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佳作，不少作品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相信这种光芒还会继续闪耀下去，因为一个个隐藏于灵魂深处的阴暗角落需要它们去照亮。

　　萧红、丁玲、冰心、庐隐的著作，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已经读到过。石评梅、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接触。

　　记得第一次读的丁玲的著作叫《在黑暗中》，还是繁体版的，当时丁玲还没有平反。她的作品，让正在读中学而阅读又不多的我感到特别地兴奋，世界上还有这种小说，还存在着这样的生活?我感觉丁玲这个作家很大胆，对感情的叙述和描写很细腻，人物的命运让人扼腕长叹。后来我知道了丁玲是三十年代成名的大作家、大右派。此后，我又陆续读到了丁玲更多的作品，包括她得到斯大林文艺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感觉她后期的作品都不如她早期的那些描写女性的作品具有震撼力了，复出之后创作的《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简直有点不忍卒读。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读到湖南文理学院(那时叫常德师专)李达轩教授的丁玲研究专著《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李教授认为丁玲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莎菲系列形象，在于她幼年的痛苦经历、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对光明的追求等。李教授说: “丁玲对于新文学的突出贡献是她塑造了以莎菲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因为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是新文学史上其他的作家所无法代替的。在这一系列形象中，聚集着作者的创作个性，这一系列形象，是丁玲独创性的集中体现。而丁玲三十年代以后的其他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不能很好地体现作者的创作个性。……我们不能根据哪一部作品的获奖与否来评定其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我认同李教授对丁玲的分析，也赞成他对丁玲总体创作成就的评估。的确，丁玲的的早期作品是不同凡响的，也是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要不，她也不会在作家和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二三十年代脱颖而出。

　　我读的第一篇庐隐的作品是她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本供电大学生学习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选集上，后来又陆续读过她的《女人的心》等作品。我发现庐隐的小说语言清新、淡雅、细腻，却又飘荡着一股浓厚的哀愁。她的小说无论是主题、内容、人物，还是结构、氛围，都与丁玲的莎菲系列小说有着诸多相似，露沙、素璞与莎菲、陆萍等等人物，都有不少相同之处，而庐隐的成名是在丁玲之前。我并不是说，丁玲的创作借鉴了庐隐的作品，两人的作品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特别是语言上。庐隐的语言更淡雅一些，丁玲的语言则更凝重一些，但受影响是肯定的。因为庐隐当时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了，包括茅盾在内的名家曾经给予庐隐的小说创作以很高评价，茅盾还说，五四以来注重革命性社会题材的女作家庐隐是第一人。我喜欢庐隐甚至超过喜欢丁玲，她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悲哀和凄凉，让人揪心，让人疼痛。她在《庐隐自传》里就说过: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这样一位悲哀的叹美者，在如今的民国热和民国才女热中，似乎有些被冷落，对她的研究也比较少，她对五四以来文学的贡献及其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被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有意无意忽略了。

　　初读萧红的《生死场》的时候，我被作品的冷峻惊呆了。天啦，这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也难怪鲁迅这样一位高傲的大家要为之作序并极力推荐了。鲁迅在给《生死场》作序时，称赞萧红“力透纸背的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她写农民跟动物一样，吃喝、劳作、配偶、生殖，“忙着生、忙着死”，表达了萧红对她的家乡父老的悲悯心情。这种悲悯之情是同时代其他作家所缺少的。读了她大多数作品之后，我不能不为她的才华折服。我个人认为，民国时期的女作家中，萧红的艺术功底是最深厚的，也是最具有叙述能力和感觉能力的。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她定会有更加杰出的作品奉献出来。尽管她的作品不算很多，但仅就《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就足够让她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位置了。然而，因了她作品内容的不够时尚、情节的不够刺激，便注定了她不可能像张爱玲一样热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随婶娘到她湖北公安的老家去，在一个小镇的供销社，我购买到了两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一本是俄国作家蒲宁的中短篇小说集《故园》，一本是由沉樱翻译的《女性三部曲》。《女性三部曲》收录了三个作家的三个中篇:德国作家穆特福开的《婀婷》，美国作家赫斯登的《断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爱丝雅》。这三部小说都是浪漫主义杰作。不仅情节曲折迷人，而且语言婉约凄美。我不由得对译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在书前有短短两千字的《沉樱小传》，方知她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二、三十年代即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说集，翻译的作品更多，特别是她到台湾后翻译的茨威格的名著《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曾经风靡台湾岛，一版再版。

　　石评梅的散文实在是太美了，那是一种清纯的高傲的美，有如空谷幽兰，又如山涧小溪。尤其是收入在《涛语》里面的那些文字，让人如痴如醉。她把人生渗得如此之透却又怀有无限美好与憧憬。只可惜天不佑人，她只活了27岁，是民国女作家中寿命最短的。

　　苏雪林和凌淑华是属于学者型的作家。她们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开展文学创作。尽管她们的作品相比其他才女而言，显得冷静和理性一些，但也不乏热烈和激情的描写与叙述。如苏雪林的自传小说《棘心》、凌淑华的《绣枕》，亦写满了女人内心的渴望、挣扎、寂寞、痛苦。

　　梅娘很早就表现出文学天赋，少年成名，16岁就出版作品《小姐集》。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她的文学创作进入高峰，先后出版《鱼》《蟹》等中短篇小说集。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评选活动，梅娘与张爱玲双双夺魁，从此有“南玲北梅”之誉。

　　因为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极力推崇(称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金锁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让这个上世纪四十年代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重新浮出水面，迎来了经久不衰的张爱玲热。张爱玲的大多数作品我都读过，她的确是一个文字高手，对小市民特别是女性的描写确实十分准确、到位，甚至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她的眼光十分敏锐，笔头也十分刻薄。把人性中最为隐秘的部分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被我们很多人无限拔高了，就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是远不及鲁迅的; 就作品的美学意义来说，也不及沈从文;就作品的趣味性来说，还不久钱钟书的《围城》。傅雷先生对张爱玲《金锁记》之外的其他作品予以否定，认为它们选材不严、开掘不深、主题不够鲜明、文风华而不实，(余斌《张爱玲传》)这并非全是苛刻之词。张爱玲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作家，从她的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技巧。巴金先生曾经说过“最大的技巧就是无技巧”，这话并非哗众取宠之言。张爱玲的作品就是因为技巧太多，而削弱了其感染力。她的作品既不会让人热血沸腾，也不会让人掩卷长思，只剩下会心一笑，尽管笑得有些苦涩。但是，张爱玲确实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对小市民心理的把握上还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

　　冰心与这群女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她一直沉浸在童话世界里，不断地倡导博爱与温情。文字很优美，意境很高远。但在对自由的向往上，她与那些才女别无二致。

　　这是一群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这是一批叱咤风云的新女性。她们在那个属于她们的时代里破土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震惊了整个文坛，震惊了整个社会，让人们不得不对这群才女心生无限的敬意与爱慕。

　　她们是一群脱缰的野马，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呐喊驰骋，她们毫不畏惧地解放自己，走向浪漫，以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为榜样。她们有风光无限、快乐无比，也有挫折无助、凄惨悲凉。她们为民国、为历史增添了丰富内容，也为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开篇曾写过这样一句话:青年男子谁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不爱怀春?才华出众的民国才女们，情感世界自然不会单调乏味。她们的思想、她们的文字、她们的憧憬，都与爱和被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不仅是她们的口号，更是她们的旗帜。她们是一群脱缰的野马，在民国的天空下呐喊驰骋。她们演绎了一个接一个跌宕起伏、美艳绝伦的悲喜剧。

　　萧红属于典型的敢爱敢恨型才女。因为与家庭决裂而离家出走，与一个叫李沽吾的大学生同居。后因经济困难及其无法说清楚的原因，又与解除婚约的汪殿甲同居。在萧红身怀六甲之时，汪殿甲抛弃了她。腆着大肚子的萧红只好流落哈尔滨街头。因为投稿认识了在报社做编辑的萧军，于是很快便与萧军同居。之后，他们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没有婚姻的婚姻生活。其间，有夫唱妇随，也有矛盾纠葛。萧军责怪萧红没有“妻性”，萧红说她不堪萧军的拳脚。也有人说，他们感情出现裂痕是因为萧军与著名编辑家黄源的妻子许粤华有染(叶君：《萧红与萧军》)。1938年4月，萧红与萧军在西安正式分手，她的肚子里却怀着萧军的孩子。刚刚与萧军分手，萧红立即投入到了另外一场情感漩涡之中，这次的对象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然而，在日军逼近武汉，只有一张船票的时候，端木蕻良去了重庆，留下了萧红。他们的爱情也从此也走向了末路。据迟子建说，美国著名汊学家葛浩文一次和她谈起他当面指责端木蕻良辜负了萧红时，端木突然痛哭失声。迟子建写道:我想无论是葛浩文还是我们这些萧红的读者，听到这样的哭声，都会报之以同情和理解。毕竟，那一代人的情感纠葛，爱与痛，欢欣与悲苦，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端木蕻良能够在风烛残年写作《曹雪芹》，也许与萧红的那句遗言不无关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迟子建：《落红萧萧为哪般》)

　　香港是萧红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骆宾基则是她姻缘路上的最后一个情人。萧红和端木蕻良去到香港不久便结识了骆宾基，骆也是东北人。由于萧红的介绍与推荐，端木蕻良将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人与土地》。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骆宾基常去看望萧红夫妇。骆宾基的频繁到访便给了病榻中萧红最大安慰和无限温暖。不久，萧红病重住院，骆宾基更是长时间厮守她身旁。一日，病榻上的萧红紧紧握住骆宾基的手对他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人。她要求骆宾基将来把她送回东北老家，并在一种凄楚和苍凉的神情中对他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不久，萧红带着她最后的感情依恋，结束了她坎坷阴暗而又光芒四射的短暂人生。(骆宾基《萧红小传》)

　　萧红是个性解放的实践者，在感情问题上，她是无拘无束的，甚至是不计后果的。在上海的萧红，曾经因为与萧军的感情出现问题，而东渡日本散心，回来后却跑到北京去找李洁吾，可是此时李洁吾已经结婚，她的到来，又为李妻所不容。不得已，她又回了上海。回上海后，曾到鲁迅先生墓前去哭诉。余杰等人说，她与鲁迅也有某种超乎寻常的关系。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随便出入鲁迅家里的人之一，是除了家眷之外的唯一女性。据说许广平都生了妒意。(余杰：《鲁迅和萧红:另一种情怀》

　　丁玲的情感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一点不逊于萧红，然而丁玲似乎没有萧红那么受伤。丁玲有迹可查的恋情共有四段: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不久便结识了青年编辑和革命青年胡也频。胡也频苦苦追求，特别是胡也频借了钱追到湖南去看望因家庭遭遇不测而沉浸在痛苦中的丁玲母女，终于敲开了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后来，他们历经磨难走到了一起。可是，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却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丁玲第一段恋情便以这样残酷的方式结束了。

　　丁玲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冯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谈吐以及对革命前途的美好描述，让丁玲神魂颠倒。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 (沈从文：《记丁玲》) 丁玲的心里一直暗恋着冯雪峰，即使在冯雪峰结婚之后，丁玲还向他发起过多次猛烈的爱情攻势，被理智的冯雪峰拒绝了。正如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在写给冯雪峰的那封曾经轰动上海滩的《不算情书》中所表露的那样，如果当时冯雪峰勇敢一点，即便她已经和胡也频在一起了，她也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冯雪峰私奔的。如果不私奔，只要冯雪峰愿意，丁玲也会毫不犹豫地献身于冯。可能冯雪峰过于理智，又或许正在从事革命工作，害怕因感情纠葛引来麻烦吧，总之，冯雪峰克制了这份感情，尽管他也很爱丁玲。

　　之后，丁玲又认识了英文翻译兼革命者的冯达，并且很快坠入情网，他们于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后来结婚，并一起过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冯达在家中同时被捕，冯达很快叛变了。国民党为了感化丁玲，在狱中给了丁玲比较好的待遇，她也一直和冯达住在一起，狱中的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出狱后丁玲离开了冯达到了延安，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丁玲与冯达的这段恋情，是丁玲心中最为忌讳的伤疤，也是她长期以来遭受党内诟病的主要原因。

　　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并不顾众人反对，开始了丁玲似的强大爱情攻势，终于，他们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也是最终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关于丁玲的感情生活，还有不少传说，有的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丁玲曾经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人物有过亲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还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盛夏：《毛泽东与周扬》 )

　　我发现，丁玲是把革命和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尽管最早写革命加爱情小说的并不是她。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她爱慕的或爱慕她的，还是更大的革命者。我曾经很疑惑，丁玲如此革命，为何在情感上却比较放纵甚至出格?当我知道了更多革命者的经历之后，才明白，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庐隐是一个特立独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女人，即使在现在，也不算很多。

　　1916年，在北京求学的庐隐寄居北京舅父家时，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成为恋爱关系，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他们的恋爱经历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小说《隐娘小传》，可见她对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随着接触的增多，庐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俩人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远，感情也日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与其解除婚约。之后，庐隐在投身学生运动时，认识了北大学生郭梦良，由于欣赏郭的才华和学识，庐隐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在故乡福州娶有妻子的男人。她写信给郭梦良说道：“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这样热烈真挚的爱情，哪个男人抵挡得了?不久他们便开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可是，郭家却长久不承认这桩婚事。与有妇之夫的相恋、结婚，即便十分开放的民国也是一件十分大胆的行为，为社会所歧视，庐隐因此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侮辱，让她备受屈辱。可是，庐隐就是庐隐，她以自己一己之力，对抗双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重压力，明确大胆地爱我所爱，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妥协。庐隐对郭梦良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全心全意的。她在《一个情妇的日记》里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定立场：“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意服帖地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变粉身碎骨都情愿。”这与她的爱情观和她对爱情的执着有关。她说: 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她认为爱情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来。三是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庐隐自传》)庐隐做到了这一点。回到郭家之后，她受尽冷眼、讽刺和刁难，但她这样一个知识女性，名声响亮的作家，为了她的爱，为了她心爱的人，她愿意舍弃一切。

　　1925年，丈夫病逝，留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庐隐扶灵回到婆家。可是，换来的依然是冷遇。这个坚强的女人，终于支撑不往了，整日以泪洗面，以酒解愁。1928年，庐隐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李唯建，比她小10岁李唯建开始疯狂追求庐隐，庐隐开始怎么都不肯答应，她还没有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不确定李对她是否有真爱。“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李的表白终于点燃了庐隐心中的爱火，他们于1930年东渡日本结婚，次年生下女儿。1934年庐隐再次临盆生产，她本该去医院分娩的，可他们为了节省费用只花小钱请了一个接生婆，然而，接生婆不小心把她的子宫划破了，导致失血过多去世。一个天才作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在36岁的路途上。

　　尽管庐隐的爱情行为有些不合常理，但她却是民国社会一个爱得最坚决、最彻底、最纯粹的才女。她为爱而生，也为爱而死。

　　石评梅的爱情始于热烈，止于哀痛。她的故事让人敬意尤生，扼腕长叹。

　　与其他才女一样，石评梅的初恋也是无拘无束的。1923年秋天，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范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她疯狂地爱上了外交部职员吴天放，并与吴诗词唱和，情意绵绵。可一日，石评梅发现对方已有妻室，看到吴天放没有离婚娶她的意思之后，石评梅不顾吴的威逼利诱(如公开石写给吴的情书)，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份爱情。

　　初恋的打击让石评梅紧紧关闭了感情的大门，不再相信爱情。

　　高君宇是一位革命者，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他们在一次同乡会上认识。俩人往来不久，高君宇就坠入情网——石评梅不仅相貌出众，才华更是让高君宇拍案叫绝。尽管石评梅也爱对方，但初恋失败的阴影仍然让她挥之不去，她拒绝了高君宇。

　　高君宇并未气馁，他要用极其真挚的情来感动石评梅。他在香山采摘了一片红叶，在红叶背面写上“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与石评梅。

　　虽然石评梅敬重高君字的才华与胆识，但又不敢轻易允诺，所以把红叶又寄了回去，并在红叶反面写道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不久，高君宇从广州给石评梅又寄了一对象牙戒指中的一只，象征俩人纯洁而坚贞的感情。这一次石评梅郑重地接受了那枚戒指。从此他俩的手指上各戴一枚纯洁如玉的象牙戒指，直到他俩生命的最后一息。

　　正当石评梅准备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恋人时，1925年3月，高君宇因过度劳累，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这个消息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她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去世后，石评梅写下了诸多怀念君宇、诉说衷肠的文章，可谓字字滴血、声声含泪。如《涛语》系列、《纵情寄向黄泉》、《我只会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等等。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于9月30日亦死于当年高君宇病逝的协和医院。她死后，友人们根据其生前曾表示的与高君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君宇墓畔。石评梅与高君宇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可歌可泣的，因其生不同寝死同穴，更显其完美无暇、悲壮感人。

　　林徽因与陆小曼的出名，与其说是她们的才华和美貌，还不如说是因为大诗人徐志摩，作为作家的她们更是与徐志摩息息相关。

　　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很少文化人不知道的。一部《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将徐志摩与她们的故事于几十年后再次演绎了一遍。

　　从美国不远万里跑到英国拜访大哲学家罗素的青年才子徐志摩，在伦敦与林徽因不期而遇了。于是，徐志摩和不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自然包括林徽因与陆小曼。

　　林徽因在伦敦遇到徐志摩时，才16岁，可她早已被父母许配给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了。徐志摩为了能够能与林徽因结秦晋之好，不惜与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可是，徐志摩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由于林徽因年纪尚小，徐志摩已有家室，父辈有意结林梁之好，林徽因拒绝了徐志摩的求爱。据说，林徽因拒绝徐志摩还因为她的家人的坚决反对，原因是林徽因是林父之妾所生，在林家妾生子女本来就低人一等，嫁了个结过婚的男人更加抬不起头。(韩石山：《林徽因徐志摩爱有多深》)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长女梁再冰向媒体发表声明说：“我很了解徐志摩同我父母之间关系的性质。徐志摩是我家两代人的朋友。他曾经追求过年轻时的母亲，但她对他的追求没有做出回应。他们之间只有友谊，没有爱情。……破坏另外一个家庭而建立的婚姻是她感情上和心理上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她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妇女。”这则消息，进一步证实了林徽因拒绝徐志摩的真实原因之一是因为林的出生和徐的已婚。从梁思成跟林微因所生的儿子梁从诫对徐志摩的评论上，进一步证实了徐林之间是有很深感情的，梁从诫说：幸好他坐飞机失事死了,要不然还不知会弄出什么是非出来。

　　尽管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但与徐志摩的交往却十分密切，加入徐志摩主持的新月社，参加徐志摩组织的活动。林徽因在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她自身的天赋之外，与徐志摩的帮助和提挈有着莫大的关系。林徽因在与梁思成的婚姻期间，与哲学家金岳霖有过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插曲，差点毁灭了她的家庭。金岳霖是徐志摩的朋友，还是徐介绍他认识林徽因的。认识之后便爱上了她，并且总是选择相邻而居，以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差点就得手了。当林徽因将自己同时爱丈夫和金的消息告诉梁思成时候，梁思成表现了足够的君子风度，离家让林徽因自己抉择。后来不是金岳霖良心发现远离林徽因，事情还不知怎么收场。

　　林徽因在文学上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徐志摩。林的诗歌，其手法与风格与徐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林的那首被很多人称道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无论是意境、格调、语句都活脱脱是徐志摩的翻版。

　　提到林徽因就必然要提陆小曼，因为她们都与徐志摩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陆小曼不仅人长得漂亮，也多才多艺，诗和散文都写得很有灵气，山水画更是独具特色。陆是那种敢爱敢恨的人，她与徐志摩的爱情不仅当时轰动京沪，就是今天，也让世上有情人羡慕忌妒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父母之命还很难违抗，而陆小曼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徐志摩恋爱，还义无反顾与丈夫离婚，嫁给了徐志摩。虽然陆的第一个丈夫王赓并非出生豪门，但人家留学过美国、回国后身居高位，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男人。不说是一个世纪前，就是放在今天，即便没有爱，也没有几个女人愿意与这样的男人离婚的。陆小曼不仅离婚了，而且离得高调，离得世人皆知。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大病一场，卧床一月有余，病愈后便写出了《哭摩》等痛彻心扉的悼念文章：“摩!别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心痛’，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这不过是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哭摩》)在所有悼念和回忆余志摩的文章中，陆小曼的文章是写得最好的，倘若她对徐志摩爱得不够深，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的。

　　与徐志摩关系亲切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凌淑华。依我看，凌淑华是爱徐志摩的，徐对她也有很深的感情，据说徐父很满意凌淑华，想要她做儿媳，可是，由于阴差阳错她与余志摩失之交臂。1924年8月，徐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接到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第二日早晨，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前往看望徐志摩，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亦同时往候。徐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因此当父亲到来的时候，即说:“叔华有信。”然后就把放在枕边的一封信拿给父亲看。徐申如打开信来阅读，站在徐申如身边的王赓也跟着看，这时，徐志摩发现王赓的脸色大变，于是忙看了看自己的枕边。这才发现，凌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陆小曼的信，徐志摩当下便失了声色，他知道自己闯祸了。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主角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不久后，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并回到北京。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凌叔华后来也曾公开澄清“拿错信”事件，她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韩石山《难忘徐志摩》)这自然只是凌淑华为了面子的欲盖弥彰之言。还有徐志摩交给凌淑华的“八宝箱”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来，凌和林、陆因为“八宝箱”之争，让她们友谊中断，从此不相往来。“八宝箱”是徐志摩宝在凌淑华处的他的日记(包括陆小曼的日记)、手稿等重要资料，因徐的日记是在英国写的，涉及到林徽因，不想让陆小曼看到，而陆的日记中又有骂林的话，不想让林徽因看到，于是便委托凌淑华这个他最信任的朋友保管。徐遇难后，林徽因、陆小曼开始了争夺“八宝箱”的战斗，最终由胡适出面，强迫凌淑华将“八宝箱”给了林徽因，从此给另外两个女人留下了心底的伤痛。凌淑华一直觉得她对不起徐志摩，陆小曼觉得作为徐志摩的合法妻子，徐的遗物她竟然得不到。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说，从情理上讲，凌淑华是最有资格保管这批遗物的，从法律上讲，陆小曼最有资格获得这批遗物，可是最终这批遗物却给了林徽因。胡适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失公允的。(韩石山《徐志摩传》)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人是多么地纵容林徽因。凌淑华在“八宝箱”之争中，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她的失败并不仅仅因为她的身份尴尬，林徽因的身份应该比她还尴尬。她至少还有徐志摩这个主人的委托，而林徽因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人，最后成为了胜利者。凌淑华的失败在于她的性格。凌淑华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官宦人家，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加上受过良好教育，还有她的天生丽质，养成了她高傲孤僻的性格，但又讲情谊、爱面子，不想卷入是非之中。她一直避谈在武汉大学时与她朱利安之间那场轰轰烈烈的感情。就是晚年也不承认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感情是爱。因此，当林徽因不顾一切地要争夺那个东西的时候，当胡适等大人物不主持公道的时候，作为只是徐的朋友的她只好选择放弃了。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因抗战的胜利而饱受非议。然而，你不得不承认，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爱是真爱。张是高傲的，也是奇特的，即便胡兰成有家室，还在外面不断拈花惹草甚至嫖娼，但张爱玲却始终爱着他。之所以张会爱上胡兰成，原因在于胡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倜傥不群，在胡面前她可以有欢然的顺从，而这样的“顺从”在张爱玲那里恰好是女性需求的满足。张爱玲对胡兰成爱的程度可以从这段文字里窥其一斑：“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余斌：《张爱玲传》)胡兰成从未说过要娶张爱玲，张爱玲也未奢望与胡结婚。要不是胡的老婆忍受不了坚决和胡离婚，他们还不会去领那一张纸。抗战胜利后，胡成为惊弓之鸟到处躲藏，张依然不改初衷，处处接济他。而之前胡还在和武汉的一位护士热恋，并决定娶这位护士。除了志趣相投和彼此欣赏之外，张爱玲是没有其他是非标准的。这是她有别于其他民国才女的地方。

　　作为中国最早的女作家、女学者、亦是中国第一位留洋女硕士、女教授的陈哲衡。是一位相对理性和严肃的女性，可是，她和大学者胡适之间，仍然有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凌淑华这样一位理性的、把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的、把名誉看得十分重要的女教授，也发生了婚外情故事。她在武汉大学时曾经爱过一位来自英国的洋教授朱利安，据说爱得死去活来，这段婚外情当时在武大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以朱利安仓皇逃离而结束。就连冰心这样单纯、朴实的女人，也曾经仰慕过言情小说家张恨水，还亲自跑去南昌见张。据说因为张长得太土了，冰心逐没了爱意。

　　她们的出场的时候是那样地炫目，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可落幕的时候却却又是这般地冷清，冷清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转?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然而，民国的才女们是不甘做弱者的，她们要做强者。因为她们聪明、漂亮、知识广博、成果辉煌。她们要解放自己，像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她们要引领潮流，以她们的文字和身体;她们要为理想而奋斗，尽管她们的理想还比较模糊。然而，她们出场的时候是那样地炫目，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可落幕的时候却却又是这般地冷清，冷清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反差和逆转?

　　萧红在当时是红极一时的作家，可她几乎很少有过快乐无忧的日子，一生坎坷，颠沛流离，又因为医生误诊，结束了31岁的年轻生命。

　　萧红是那种跟着感觉走的女性，可是，她的感觉却并不准，或者说，她在选择的时候有些盲目和草率。她爱的那些男人都是些空想家，只知道革命和爱国，却不知革命也好、爱国也好，首先必须要爱身边的人，要承担起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要知道保护自己的爱人。而萧红明知道这种男人不可靠，却还要飞蛾扑火。这就是萧红的悲剧。她的悲剧是由于她的性格决定的——总是希望好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她总是容易爱上别人，也容易被别人“爱”。之所以萧红会有这种饥渴心理或者说依附心理，与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密不可分，她害怕孤苦，害怕无助，是因为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如此糟糕，渴望过上安稳的有人疼爱的生活。她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甚至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和责任意识。如与汪殿甲的关系、与李洁吾的关系、与萧军的关系、与端木蕻良的关系，都很混乱，生了小孩不抚养就算了(没有这个能力)，也不见她写过这方面的文字。其实，萧红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东北的时候，她因为没钱吃饭去当了一件新棉袄，却给了同样处于饥寒中的叫化者一个铜板。或许她是太艰难太无助，走出困境的心情太迫切了吧，所以便没有顾得上那么多。可惜，她太缺乏选择的能力。因此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据说，萧红本不至死，因为医生误诊错动喉管手术而最终导致死亡。萧红临终前写下的“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读后让人辛酸落泪。

　　丁玲虽然活了82岁，算得上善终了，但是她又是不幸的，不仅仅因为她遭受了20多年的不公平待遇，还在于她复出之后，并没有让自己成为文学界的中心。

　　丁玲的性格中有一个明显特征：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条件，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她有着十分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性格意味着如果有才华，绝对不会被埋没，如果有才华，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下，绝对最终会被毁灭，毁灭她的是别人更是自己。 我突然发现，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她爱慕的或爱慕她的，还是更大的革命者。难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视从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从文，在全国人民都反左的时候，她旗帜鲜明地反右。我曾经很疑惑，丁玲如此革命，为何在情感上却比较放纵甚至出格?当我知道了更多革命者的经历之后，才明白，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从《水》开始，丁玲的创作便自觉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后，不管她的作品多么地革命，多么地政治正确，但其艺术水准都与她二十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作品相差甚远。丁玲曾经得到过革命阵营和革命者高层二十余年的宠信，而正当她志得意满、继续革命的时候，却被革命大家庭所抛弃。这个打击对丁玲来说，是致命的，也是让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很困惑，她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革命者、毛泽东眼中的红作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她只好把责任归咎于她的对手周扬，也将周扬怨恨了半生。也有人说，是冯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没有冯雪峰也会有马雪峰、牛雪峰出现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阵营，当然仍然是用文学作为资本。李达轩教授说：“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独立，并思考着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李达轩：丁玲与莎菲系列形象》)而在我看来，丁玲对光明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的，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应该是永远立于潮头。王蒙在一篇怀念丁玲的文章中为丁玲鸣不平，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应该冷待丁玲。关于她的作品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对她的另一个评价或者说观察：“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对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正因为如此，丁玲在复出之后，才那么重视自己的名誉，才发泄对沈从文三十年代在记述她的专著《记丁玲》的不满，并不停地讽刺和辱骂沈。李辉分析说：“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李辉《沈从文与丁玲》)

　　丁玲怨这恨那，其实她不知道，这是她的必然归属，除了政治大气候的原因之外，还与她个人表现欲太强的性格有着莫大关系，但至关重要的还是她的价值取向。她选择了革命，便只能承认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组织的安排。

　　林徽因是一个被同时代人过分宠爱的女人，因为宠爱，所以被美化。就是现在，一些有关林徽因的传记和文章，仍然在极力掩盖真相，不停地美化她。在我看来，林徽因没有我们很多人叙述的那样冰清玉洁、严肃负责。明明很爱徐志摩，却不敢承认。如果不爱徐志摩为何长期和徐志摩粘在一起，他们男已婚女已嫁，而且之前闹得尽人皆知，不怕社会舆论，难道不怕自己家人和对方家人心里不爽吗?(陆小曼就常常骂她)如果不爱徐志摩，为何在得知徐遇难的消息后晕倒过去?如果不爱徐志摩，为何长期将徐遇难的飞机上的一块残骸挂在屋梁上?(不怕梁思成寒碜)如果不爱徐志摩，为何写那么缠绵的情诗?林徽因是爱徐志摩的，她对徐的爱，远远超过了对丈夫的爱和对金岳霖的爱。之所以不承认，是因为她当时年幼无知加上其他客观因素拒绝了徐志摩，她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男人们把林想象得十分完美，林更是沉浸在完美无缺的幻象中。林徽因温柔贤淑的外表下，很可能早就春潮暗涌了。她无疑很忌惮陆小曼，她没有陆的那种豁出去的气慨，所以，她只能爱金岳霖了。金无论是才识、相貌，还是影响力，都无法与徐志摩相比，尽管金也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可林徽因喜欢浪漫、爱出风头，跟哲学无关啊。梁思成否认林徽因爱徐志摩很好理解，自己老婆长期爱别人，那多丢面子啊，梁的儿女们否认更好理解，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白玉无暇呢?不好理解的就是旁人，特别是过去了七八十年之后，还一个劲地把林徽因美化得像修女贞德一样。有人根据梁从诫的叙述，断定《人间四月天》是林徽因写给襁褓中的儿子的，(陈韵鹦：《我的波心你的影》)这纯粹是在胡扯。从林徽因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写给胡适的信中就可以看得出她对没有答应徐的求爱的后悔：“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告诉他我绝对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我昨天把他的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韩石山：《徐志摩传》)林徽因不仅世故，而且自私。一面说不爱徐志摩，一面又与徐缠绵悱恻。一边享受爱情的刺激，一边享用家庭的给予。我认为，林徽因是对不起徐志摩的，也是对不起梁思成的。很多人都把林和梁的婚姻描绘得幸福美满，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假象，是林、梁和林的崇拜者及爱幻想的人，共同制造出来的假象。后来的林徽因就鲜有建树了。林徽因1955年去世，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没有遭受皮肉之苦，也算是幸运的了。

　　在民国那一批才女中，庐隐和陆小曼是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没有世俗，她们的字典里没有世故。

　　陆小曼有不少毛病，爱交际、爱花钱、爱我行我素，但她也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诚实、坦率，而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优点是不世故。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从此远离社交圈，闭门谢客，尽管更加疯狂吸食鸦片和与翁端午同居，曾经饱受诟病，但她应该是在沉沦中麻痹自己。胡适曾经要求陆小曼离开翁端午，生活费用由他负责。但陆小曼拒绝了。她说，翁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她不能抛弃人家，尽管她对翁没有爱。由此可以看出，陆小曼是一个重情谊、有个性的女性。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不仅在文学上成果斐然，绘画上也有不小成就。她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了。解放后，陆小曼戒除了鸦片，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编辑好的《徐志摩集》也不能出版。她后半辈子的凄惨命运，更多的是政治的原因，这里就不多说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所谓伤痛和不如意，也不是非得要沉沦才行的。陆小曼的沉沦更多的是她自身的原因，是她缺乏自制力的表现。陆小曼的悲剧命运，有她性格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既然解放后能够戒除鸦片。自食其力，为什么之前就做不到呢?如果之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徐志摩真的不会死于空难了。她也会给自己塑造一个更加完美的形象(包括不与翁端午混在一起)。当然，她戒除鸦片、并参与自食其力的工作之后，悲剧命运依然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她的悲剧了。

　　陆小曼的母亲曾经说过：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韩石山先生说，志摩成全了小曼，小曼也成全了志摩。(韩石山《徐志摩传》)我要说的是，徐志摩成就的不止陆小曼，还有林徽因。

　　庐隐的经历十分坎坷、命运十分不幸，结局十分凄惨。但是，她对爱的态度是真诚的，也是负责任的。这一点，她和陆小曼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她不会像陆小曼那样放纵自己，而是积极地去面对困难。她为此付出了她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她最后竟然死于因无钱上医院的难产!

　　“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很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却又是一个爽朗豁达的人，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不是求死后进天堂，而是求活着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庐隐自传》)由此可以看出，庐隐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爱情，都是光明磊落、认真负责的。可惜红颜薄命。

　　庐隐的不幸表明了，在中国社会，一个女作家，即便是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她们的命运也不一定掌握在她们自己手里。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庐隐的纯粹。她也渴望浪漫，渴望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她把爱放在首位，没有想到通过爱去达到除了爱之外的其他目的。她的悲剧命运也在于她太纯粹太天真。她是性格的悲剧，而并非社会的悲剧。

　　张爱玲是个写小说的高手，也是个敢于示爱的女性。但是，张爱玲除了写小说，其他方面似乎太欠缺了。她说她不问政治，但她的生活包括爱情无疑与政治有无法撇开的联系。国难当头，你可以不喊反日的口号、写反日的文章，但商女也要知亡国恨才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有意思吗?张爱玲喜欢标新立异、习惯引人注目，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据说，一次她去印刷厂校对《传奇》，因为穿着奇装异服，整个印刷厂都停工了。还有一次，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整条巷子都轰动了。再有一次，她穿着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皆惊。她与胡兰成的爱情也是如此地离经叛道。尽管爱情是复杂的，可以超越政治，甚至宽容对方的过错。但，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吧，因为爱情的力量让你无法与之决裂，但规劝几句总该是应该的吧，没看见张爱玲哪怕是委婉地责备和规劝胡兰成的文字。就算你不管政治节操只要爱情合适，但当对方拈花惹草并将其津津乐道地告诉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再爱对方，为了女人的尊严装也要装着生一下气啊。但张爱玲无所谓。她的这种开放程度就是西方也是不多见的。在我看来，张爱玲的价值观是很成问题的。我并不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要革命，要反抗，要做殉道者，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着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念的，人也是需要有一个道德底线的。

　　张爱玲是一个没有正确价值观和基本道德底线的小说家。因此，张爱玲在抗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归于冷清，并不完全是因为她嫁了一个汉奸老公和她自己的汉奸嫌疑，而是因为她的思想。张爱玲的思想不说深刻，恐怕连完整都说不上。这就注定了她不可能成为伟大作家，尽管她写小市民写得很准确，也很逼真。然而，作家是需要有思想的。张爱玲后半辈子再也没有像在上海滩时那样红过，尽管在她晚年曾经在海内外掀起过“张爱玲热”。不用说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下，张爱玲无法有很好的结果，就是去了台湾，她也无法继续昔日的辉煌。这是由她的价值取向和庸俗思想所决定的。张爱玲和丁玲是民国女作家中的两个极端，看似水火不相容，其实她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太不把别人当回事。她们都渴望成功，都喜欢成功之后一呼百应的感觉。

　　梅娘的悲惨命运与她个人关系不大，是社会造成的。

　　解放后，梅娘便从中国文坛消失了(平反后又写过一些文字)，她先后在北京、东北、上海间奔波，当过中学教员、电影制片厂编辑，后因被打成日本特嫌、右派，强迫接受劳动教养，开除公职16年，当过20多年保姆。1978年平反后的梅娘到农影厂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出版社寄给“梅娘”的信，传达室都称“查无此人”，因为整个单位没人知道“梅娘”就是孙嘉瑞，更没人知道当年名震文坛的“南玲北梅”。

　　凌淑华和苏雪林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终其一生的，其结局在民国才女中应该算得上是最好的。她们的共同之点是，婚姻都不美满，尤其是苏雪林，结婚不几年便与丈夫分居，此后一直单身，而凌爱的是徐志摩，而并非她的丈夫陈西滢。这里，我想主要谈谈苏雪林。苏雪林现在被大陆学者、作家提起，恐怕更多的是她用半生去骂鲁迅。

　　苏雪林在《鲁迅传论》中分析鲁迅的“性情与思想”，说鲁迅这人多疑，而且“出乎常情地多疑”， 在谈及鲁迅的“思想”时，苏雪林认为“阴暗空虚”，是一个“虚无哲学者”。在苏雪林眼中，鲁迅是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人家无意得罪他老人家，他可以恨你一辈子。恭维呢，也不行，‘是人家公设的巧计’，‘用精神的枷锁来束缚你的言行的’。”苏雪林在“自序”中坦承“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我是不赞成观点与思想的交锋非得要讽刺、挖苦甚至谩骂，我欣赏胡适的风度，他曾经与很多人发生过论战，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但他说话的方式是那样地得体，语气是那样的平和，让别人输也输得心服口服。如果非得要骂，也应该是在别人有还击能力的时候，但苏雪林的骂是在鲁迅去世以后。这一点让我无法对她肃然起敬。然而，凭心而论，苏雪林指出的鲁迅那些缺陷和问题，也不全是胡说八道。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是很难逾越的高峰。但是，这并不就说，鲁迅就没有缺点错误，鲁迅就不能批评。鲁迅的痛打落水狗、大骂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也不放过的观点和行为，我是不认同的。这个世界在批评的同时还需要宽容，否则，只会让对立更加突出。鲁迅的偏执也是十分明显的，他一生很少朋友，关系比较好的都是那些才华不如他、名气比他小的人。与他名气相当或名气比他大的人，是绝对成为不了他的朋友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鲁迅是一个需要别人仰视、而他自己只能俯视别人的人。

　　关于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有很多条理由，其一是说初出茅庐却已经名声在外的苏雪林参加一个文学集会，与鲁迅打招呼时，鲁迅对她态度十分冷淡，得罪了她。其二是说因为鲁迅对女师大的不断批评惹恼了苏雪林，因为她是同情杨荫榆校长的。其三是说，鲁迅不喜欢《现代评论》，而苏雪林恰好又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因此导致了他们之间的隔膜。什么恩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和骂得是不是有道理，方式是否恰当。尽管我不赞同苏雪林批评鲁迅的方式，但我还是要为苏雪林说几句话。国内有不少学者、名流指责苏雪林不应该揪住鲁迅不放，认为是苏雪林心胸狭窄、心理阴暗，想以骂鲁迅博取名声等等，有的人还从苏雪林的童年、婚姻关系上找原因。(厉梅：《苏雪林的两种姿态》)，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苏雪林不应该骂鲁迅，骂鲁迅就是心理不正常。我说过，我不赞成文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以骂的形式进行。然而，正如苏雪林所说的那样，她是仿效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何鲁迅骂人就骂得有理，苏雪林骂人就罪该万死呢?鲁迅骂过的那些人难道都是坏人?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郁达夫、陈西滢，他们哪个是坏人呢?还有郭沫若、茅盾、成仿吾、“四条汉子”，他们解放后都是高级干部，有的还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能是坏人?即便鲁迅的思想再深刻，骂得再有理，但骂人毕竟是骂人，不能说名人骂人就是“雅骂”，小人物骂人就是“俗骂”。借用鲁迅在《阿Q正传》里面的一句话：鲁迅骂得，我也骂得。我不知道一些人在指责苏雪林时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反对以骂的方式解决观点之争，苏雪林的骂不管是否有理，都不那么绅士，特别是在鲁迅已经作古之后。但我们不应该只是指责苏雪林的“骂”而忘了鲁迅的“骂”。

　　或许，苏雪林真的遭受了什么打击包括童年的伤害，她的命运也很是让人惋惜，但苏雪林也并不是什么坏人。且不说她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果，仅就她抗战时期将已50根金条捐献给国家，就足以说明她的品德了。

　　当我掩卷之时，内心深处有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凉。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这是一群不可复制的人物。我们唯有在阅读和想象中感受那种激昂和辉煌。她们的成就让我们惊叹，她们的勇气让我们钦佩，她们的命运让我们唏嘘。她们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永远也抹不掉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