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波兰人来说，被流放到苏联的偏远地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19世纪波兰人起义反对俄国人统治，失败后就有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有一些就是现在正在穿越边境、进入苏联的被流放者的祖辈。从前的流放者知道流放的原因，而1940年至1941年间被驱逐的人则不知道他们将去往哪里，去多久，甚至为什么去。有近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来自波兰的一些地区，那些地区1918年之前曾是沙皇俄国的领土。那里的人要么是亲身体会，要么是从父母那儿听来了俄国人的秉性，知道他们喜怒无常，做事拖沓，残酷无情。流放者能够想象自己即将遭遇什么样的对待，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对于另外那38%，来自东加利西亚——曾属于奥匈帝国，或者来自波兰西部的流放者来说，前途一片茫然。

　　许多流放者后来都写到或者谈到，当靠近和穿越乌拉尔山脉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渐渐远离了熟悉的事物。乌拉尔山脉是俄罗斯欧洲和亚洲部分的传统边界线。西伯利亚和欧洲俄罗斯的北部，森林险峻挺拔，林深树密，即使是在夏季，阳光都几乎无法穿透枝叶;一望无际、毫无生气的荒漠草原，无尽的地平线苍凉地伸展到哈萨克斯坦。对波兰人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被苏联占领的那几个月已经吓坏了这些人，如今踏上这趟恐怖的流放旅程，牛车一步一步把他们拉向无尽的天边，他们离家乡越来越远，更使他们身心受尽煎熬。苏联人有一句话，表达了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在我们这儿谁不工作就别想吃饭。”而这句话对波兰人的震撼在于它真的是事实。流放苏联将被证明是一场看来永不完结的生存大战。

　　……

　　初到苏联的波兰人还需忍受不同文化的冲击。1940年2月，流放者冒着严寒，顶着飞舞的雪花，朝着绵延的森林前往他们的工作营地，一名流放者曾这样记录：

　　四周是一望无垠的森林，营地中并排铺着用木板搭建的小路;每天早上牧师会用铲子扫清积雪……厨房外面站着一排衣衫褴褛的人，头戴护耳毛皮帽，他们的脚和腿裹着破布绑带。

　　与此相反，1940年夏天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则发现那里有他们熟悉的森林和舒适的环境：“即使已经非常的疲惫和恐惧，我们发现这片森林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和各种植物散发的芳香，树脂、地衣和蕨草，笔直的云杉，金色树干的松树，还有白桦树林。”而那些被发配到哈萨克斯坦的流放者，就没有机会欣赏这样的景色。他们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那里“无边的草原犹如海浪般滚动，看不到一棵树木或灌木，一切是那样的苍凉，难得有几只凄鸣的鸟从头顶飞过。”尼娜·科汉斯卡后来说：“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可怕的情景，上帝和人们把我们抛弃在远离文明的荒凉之地，这里是我们马上就要居住和生活的土地，处处显现出贫困和荒蛮。”在这毫无生机的大草地，夏季烈焰下几乎无处躲藏，成群的蚊子使每个人痛苦不堪。

　　所有流放者最迫切的需求是要找到栖息之地。在这方面，那些发往西伯利亚的人比去哈萨克斯坦的人幸运。因为那里有早期受斯大林种族清洗迫害的人们留下的劳动营地，大多数是1933年被发配至此的乌克兰富农所建，他们后来一直被留在森林中自生自灭。当流放的人来到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东南185英里远的科考纳亚村时，可以在兵营里分配到一个房间。然而，即使生活在兵营，他们的生活和以前在波兰时仍有天壤之别。每间房13英尺×23英尺，每家人无论人口多寡，都要塞进去。米莱夫斯基一家就有男女老少十一口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贝利亚曾规定，每一个人有权获得至少32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间，但这似乎是不可实现的。从森林中伐来原木搭建简陋的营房，中间的缝隙用泥巴糊住，几乎不怎么保温。每个房间配有一个很小的炉子生火，虽然燃料充足，但产生的热量有限。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这意味着卫生条件很差，是滋养跳蚤和臭虫的理想场所。更致命的是，伤寒不时流行，人们痛苦不堪。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任何企图改善营地生活标准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表现，有时还会把这些跃跃欲试的人遣送至其他地方，让他们再一次从头开始营建家园。

　　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一下火车就被赶出车站，送到一个村子，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撒手不管了。这样的情景时常发生。妇女和儿童也必须自力更生，他们一到哈萨克斯坦，就被那里的生活条件惊呆了。尼娜·科汉斯卡回顾她到达库斯塔奈省达维多夫卡地区时的情景：“人们跑出来迎接我们，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从我们身边一直望到天边，也看不到有任何房子。只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破旧牛棚和马厩的东西。”原来这些就是由黏土砌成的小屋，墙面是由草皮混合泥土做成的砖块垒砌而成，上面架上木条，再用木板覆盖，形成屋顶，地面由纯泥土铺成。最后，在屋顶和墙壁两侧以及地面涂上黏土与动物粪便的混合物，作为防水层。房屋里也没有什么家具，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就将住进这样的新家。这些小屋最多也只能维持两年或三年，就需要重建。如此类型的屋子是各类昆虫繁殖的温床，是蜈蚣、木虱、跳蚤和臭虫的天堂。和西伯利亚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任何改善小屋的企图都是可疑行为。一位妇女花了好几个小时把一些玻璃碎片收集起来，粘在一起，做成一扇窗户。内务人民委员部告知她 “波兰工人工作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赎罪”，波兰人“必须要为波兰工人过的苦日子赎罪”，而不能过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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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人在找到住宿的地方以后，随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工作，那样才能填饱肚子活下去。……卢茨扬·克罗里柯夫斯基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日：

　　我们早上七点左右，在钢轨一片叮当声中离开住地，前去工作。晚上六七点返回。午餐时间，守卫用木制的滑轮推来一个破旧的大暖壶，里面装着我们的饭菜……工作非常的艰苦，我们几乎没有人以前做过这样的苦力活。此外，晚上由于有臭虫，我们还不能很好的休息。

　　其他波兰人被送往煤矿工作，他们常常不得不工作12小时，轮班站在冰冻的冷水中。包括儿童在内的一些人被送去修筑一条铁路线。一个14岁的女孩回忆说：

　　我们被带去铺设铁路轨道。地面冻得坚硬如石。你得用铁锹拼命地挖掘，然后把沙石装上马车。整天都是这样，运气好的话，晚上回来可以去咖啡店喝上一碗汤。要不然就只有分配到一块400克(14盎司)的定量面包。汤是清水煮鱼头。吃完这样的“晚餐”，我们回到营地，躺在地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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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萨克斯坦的集体农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春天预示着大家都要出门，到草原深处去搜寻冬季遗留在那里的农业机械，因为没有人负责记下它们的具体位置。然后是耕种季节，人们使用牛或拖拉机耕种。波兰人先前根本没有驾驭耕牛的经验，好几个人都提到，牛是如何的不配合，直到他们学会了用俄语或哈萨克语骂粗话。拖拉机驾驶员被看作是精英，他们的住房和饮食都好于一般工人，这是很多波兰人梦想的工作岗位。斯坦尼斯瓦夫·科汉斯基自学成才，学会了驾驶拖拉机，很快就深入草原，开始春耕播种小麦。卡齐米日·多布罗沃斯基记得草原上的草非常坚韧，耕地时必须十分小心，免得犁头被缠住。每天必须耕种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大，就算你用拖拉机，拼命从早干到很晚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科汉斯基回忆，一个拖拉机手出主意，让他只在耕外围的土地时将泥土翻到恰当的深度，耕中间时就提高犁的高度，让犁头只从地表刮过。这样他很快就完成了工作，因为苏联监工不愿意弄脏靴子去检查整块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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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集体农场经营奶牛场。在夏天，波兰人要去遥远的草原放牧。首先，他们要先搭建自己的临时住处：“草原上唯一可以栖息的‘居所’是用柳条编织的棚。这种棚子由一根一根还在冒新芽的柳树枝编织在一块儿，屋顶呈弯曲状。”牧归的奶牛每天都会生产大量的奶，波兰人必须开始学习挤奶。一个波兰女人想要清洗奶牛的乳房，她被监工训斥，说只有愚蠢的波兰人才会做那样愚蠢的事，她只得放弃了原有的卫生习惯。而这件事使波兰人再次惊讶苏联人的逻辑：一个苏联监工向我们解释说，“一头奶牛的产奶量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一个挤奶女工达不到这个定额，她就会被罚款。”夏季结束前，集体农场还要忙于应付兽医的年度检查，重点并非奶牛和牛棚，而是一大瓶一大瓶的伏特加，整个农场的工作人员都要忙着收集，准备贿赂那些官员。即使是在奶场工作，波兰人得到的牛奶和奶制品也非常有限。在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协议期间，有时几乎整个农场的奶制品都要供应给德国人。

　　当波兰女工和她的同胞们被告知收集和搬运成堆的牛粪时，她们才对苏维埃的工作制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尽管牛粪只是表面结冻，尽管她们手拿重木和铁制的铲子，她们也敲不碎牛粪：

　　当太阳高照，冰雪开始融化时，工人就要涉入粘粘的、臭烘烘的、冰冷的牛粪……几天后，成堆的牛粪开始慢慢流动，女工每天要轮班站在褐色的沼泽中间8个小时，不停地搅动它们。这对一堆牛粪来讲，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显然，监工每天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女工不停地搅牛粪。

　　这些妇女被迫不停地搅拌牛粪使它变成液态，其背后的逻辑仅仅就是要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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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波兰人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他们相应都能获得较好的工作。斯坦尼斯瓦夫·科汉斯基的室友是一位货车司机，时常抱怨说，因为车灯坏了，他不能出车开长途。斯坦尼斯瓦夫根据车辆维护手册的电路图，马上为他修好了松动的车灯接线。消息一传出，很快就有许多人开着他们的拖拉机和卡车，让他维护和修理。其实一般都是小毛病，比如传动皮带断裂等。但俄国人就是搞不明白问题在哪儿，认为斯坦尼斯瓦夫是天才，能这么快让一台抛锚的汽车重新上路。由于害怕修不好东西会被认为是怠工或搞破坏，他一般都拒绝拆卸拖拉机零部件。由于修理很成功，他被建议去拖拉机修理站工作。这对一个要赡养母亲、姨妈和四个姐妹一共六口人的他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那里可以赚更多的卢布。于是，他去找了当地内务部的一个人申请这份工作，但却被拒绝了。当他询问原因时，得到的回答使他大吃一惊：“当他们认为已经学会了你的技术，他们会来告发你怠工或搞破坏，这样我就不得不逮捕你。”这个内务部的人之所以给了他有用的警示，因为他正在和斯坦尼斯瓦夫的姨妈扬卡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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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尤其是在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时，他们特别渴望得到心灵上的慰藉。波兰东部的苏联占领者表明了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教堂被关闭或课以重税，但仍有神父和教会为当地居民服务。在流放期间，几乎没有牧师和宗教仪式。内务人民委员部会扯下人们脖子上的十字架，销毁所有的宗教图片，禁止祷告。万一有人被发现祷告，就会受到惩罚。斯坦尼斯瓦夫·K住在苏联孤儿院，当他被发现偷偷祷告后，被反锁在厕所里，两天都没有给食物。然而，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地方党员自己，也会时常依赖宗教。一个营地主任要求波兰人为他生病的儿子祈祷，当儿子病亡后，又请求他们在墓地念祷告词和唱赞美诗。他自己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安娜·米内科回忆起苏联人对宗教的态度，非常有趣：

　　我们的监工克雷洛请假几天，因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就要出生了。他妻子娜塔莎过来询问“年长圣洁的女人”(我的母亲)是否可以为她的孩子做出生洗礼……她说，她相信上帝，但她的丈夫却不信，如果他发现，他会告发她的。当克雷洛回家时，他非常害臊地、诚恳地向我母亲提出同样的请求，并要求我们不要告诉他妻子，因为他也不信任妻子!

　　当有一次安娜祈祷时，被一个穆斯林哈萨克妇人看见，她威胁将要去告发安娜。不过后来那个穆斯林老妇人自己也承认她也经常祈祷。犹太人的信仰在这恶劣的环境里也被控制，他们被禁止祈祷。泽夫·回忆了他做拉比的父亲，在赎罪日如何组织营地的犹太人祷告：“内务部人员马上来到现场，把他父亲抓走。在审讯过程中，他没有定罪受罚，但是在他的档案中留下了宗教冒犯者的记录。”

　　在波兰，圣诞节是一个庆祝盛会。平安夜里所有家庭成员都会回家聚在一起，当寒夜升起第一颗星星时一同享用十二道素食大餐。而后，教堂的钟声会敲响，大家就去那里做午夜弥撒。然而，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圣诞期间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苏联当局认为12月24日和25日依然是正常工作日，于是波兰人想尽办法在节日期间避免工作。早在圣诞节前几个星期，波兰人就已经换到了许多物品，来准备圣诞大餐。米莱夫斯基一家准备了半品脱牛奶和满满一匙黄油。他们做一种面点，还准备了蘑菇、酸菜和土豆，外加一个大麦汤。在西伯利亚有个小小的优势，就是圣诞树原材料充足，可惜圣诞树装饰品很难搞到。因此大家都用棉絮作为替代品。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多布罗沃斯基家的圣诞大餐尽管比较寒酸，包括一份面粉糊，几个洋葱和土豆。但他们用各色破布装点了房间和桌子。当卡齐米日·多布罗沃斯基那天下班回家后，他被母亲和妹妹的圣诞装饰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内务人民委员部试图强迫波兰人在圣诞节工作，并阻止他们享受宗教带来的满足，但就是他们也知道在何时罢手：在西伯利亚，农场经理多次闯进阿波利纳瑞·一家的小屋，劝说他们不要唱赞美诗，甚至还扬言要拿走他们的面包。他们拒绝停止，经理最后也只得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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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要送孩子去上学是许多家长要面临的问题。赞成的认为，这是教育的延续，更何况孩子们在学校每天能领到一片面包。波兰人，尤其是儿童，都面临着饥饿威胁，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雷妮亚·科汉斯卡回忆起她的老师是如何分发面包片给每个孩子，然后看着他们吃下去的。每当孩子把面包屑掉到地上时，饥饿的老师就会弯腰捡起吃掉。另一方面，去学校也意味着会进一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学校里用俄语授课，这对许多流放者来说，不得不从头学起。所有教学安排的都是苏联课程，和苏联占领波兰时期一样。……上学期间也可能导致其他的问题，既有意外的，也有人为的，后果一般都比较严重。瓦拉·米龙考得很顺利，但是到俄语口试时，就出现了问题。她被问到一个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俄语发音实在太难了，我不小心发错音：‘虱子斯大林同志’”，考官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而愤怒。那一晚，她父亲被传唤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他设法说服他们，其实是他女儿发音错误：俄语“”意思是“领袖”，而和它发音很接近的“”意思是“虱子”。在西伯利亚还发生过一次事件，斯特凡尼亚·布查克—扎瑞茨卡回忆起那天是5月1日，一位波兰姑娘故意挑衅苏联当局。当时，班里所有的学生都领到了一颗糖和一块饼干，老师随即宣讲，“父亲斯大林热爱所有的孩子，没有偏见”。一位苏联姑娘马上唱起，“斯大林爸爸给我们糖果，全世界都爱他”。于是这位波兰女孩站起来，唱道，“斯大林爸爸给我们肥皂，因为所有的虱子都有翅膀”。她立刻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们质疑是否是她的父母教的她这个，她说她是诗人，是她自己写的诗句。结果她的父亲被判劳教半年。同样，也是由于孩子在斯大林的画像上画了一副眼镜，在圣诞节时画了一个天使，几位父亲也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有些孩子在家里接受教育：有个家庭存有一本波兰的食谱，家长就用它来教孩子识字和拼写，但孩子学习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非常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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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和英国政府知道苏联在对波兰实行流放政策，但他们对流放地情况一无所知。然而这一切都在一夜之间改变。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事实证明这一突发事件使得好几百万苏联人陷于灭顶之灾，但毫不夸张地说，它却拯救了那些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的生命。经过激烈的谈判，7月30日英国和苏联签署了“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同意大赦所有被流放的波兰人。苏联在1940年和1941年，将他们从集体农庄和集中营释放。此外，波兰还将在苏联重新组建一支军队。大赦的消息传到了流放地，人们拍手欢呼。特蕾莎·李普科夫斯卡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当我们收到消息，得知签订了协议，我们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人们互相拥抱，哭着唱歌。”自由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尽管如此，他们的痛苦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波兰人前往南部加入波兰军队，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开始了。长期的饥荒和疾病已经把他们折磨得虚弱不堪，很多人还没能抵达军营，就纷纷在路上死去。据粗略估计，从波兰东部流放的波兰人中，有近15-20%的人死于1941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