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的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1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从历史观察，在18世纪的清代，“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

　　公元18世纪之初，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18世纪头50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没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二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2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都是以后的事。历代也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卓有成效。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康熙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康熙之后，雍正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乾隆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年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有若干篇章都谈到土地开垦，如天津王顶堤村，几年来共开垦土地1200余亩(低洼地)，约占原有面积的十分之一;江苏新海连市朝阳乡农业社开荒2200亩，占原有面积的三分之二;安徽繁昌浮湖乡农业社“大力开荒增产粮食”，在1954年开荒332亩，超过了该社当时的耕地面积;广东台山田美村农业社，也以“入山开荒”作为生产的主要出路。为此“本书编者按”说：“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4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3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土地增垦、“竭力耕耘”之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有关。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

　　返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占产值71%，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我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农村发展研究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某高层人士曾拿此文向他说：谁写得出来?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并且可以“互相说明”。

　　4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在地区研究中，我专门研究过江南。我的结论是，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有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丝绸、棉布，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劝农”，也都把江苏当做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杜润生自述》里说：我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他又引述我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