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

　　主流舆论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理解有误

　　一般认为中国跟一战的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中国受一战的影响很大，不只在内政方面，还有外交方面。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关于一战的局外中立条规，有二十几条，第一条就是要求交战双方不得在中国的领土、领海和租借地，有任何的交战敌对行为。中国与一战真正发生关系，就是从100年前的今天开始。

　　可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多停留在过去宣传中的刻板印象上。比如，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内战的、无能的政府;中国对一战没有贡献，对巴黎和会也没有准备;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待遇还不如战败国等等。因为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继而让亲日派下了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也没有签字。

　　新史料为北洋政府正名

　　到目前为止，关于一战与巴黎和会最好的一本书，还是80年前王芸生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什么后来者反而没有办法超越他?关键的因素在于当年英国外交部提供了档案给他看，他当时用了大批的外交档案，而这些档案很多现在都看不到。有关巴黎和会的档案也特别不全，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找了十几年都收不全，以为此生无望了，结果却在三年前无意之中意外地搜到了一份重要的史料。

　　2007年年底，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上线了一批新档案，放在外交档案03-13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那个档案我早就全看过了，但只用了前半部，2007年上线的是后半部。新上线的这部分虽名为驻比利使馆保存档，但实际根本就是陆征祥档案，内容是民国元年到九年，陆征祥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的总长室密档。这批档案如果放在台湾或大陆，很可能被销毁了，但它却被放在布鲁塞尔的驻比利时使馆，得以在百年之后重新出土。至于这批档案的来源，据档案馆讲，1955年台湾外交部，把总理衙门、外务部和北洋外交部的档案交给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筹备处，1983年外交部又移交了一批档案，但这一部分没有编入《外交档案目录汇编》里，大家就没法知道。直到几年前，我接到台湾教育部的课题，需要整理北洋时期外交材料和研究成果，突然发现在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里面出现的后半段档案。

　　这批档案里面有陆征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巴黎和会出发前及和会期间，他所有的收发电，这是一手材料，电文上面有陆征祥、顾维钧和王正廷的签名。比如，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那天，中国代表团在下午三点钟拒签和约，五点钟的时候代表团收到北京政府在27日发出的电报，说国内群情激昂，还是要保留。然后上面秘书用蓝笔写了几个字“此电已来两次”，陆征祥用红笔签了几个字“此电何时发的?”实际上这是在《凡尔赛和约》拒签了两个钟头以后，来了一个北京政府的电文说不要签。

　　这批档案为什么存在驻比利时使馆里?我认为，陆征祥在巴黎和会之后回到中国，在国内已经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情况下，很多外交机密不能讲，可他又看到了太多别人不知道的机密，加之夹在党派竞争中间，心力交瘁之下辞去了外交总长，于是北京政府给他一个名义驻瑞士公使，他就到瑞士去了，也把那批档案带走了。1926年，他遵从夫人的遗愿做了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士，很可能这个时候把档案交给了驻比利时的使馆。

　　外交史研究没有一手的资料是做不出来的，除了这些新发现的史料，我们还要参考日本的外交文书、美国的外交档案、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个人档案、甚至当年美国国务卿兰辛的档案。现在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现在可以有把握做到更接近原貌的学术研究。依据这些原始档案，我得到了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结论，甚至写论文的时候手都会发抖，为什么档案显示的原貌跟刻板印象相差得那么多?简单举几个例子。

　　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有长期准备

　　北京政府是不是对巴黎和会没准备?答案不仅是有准备，而且是长期准备。自中国8月6日宣布中立之后，日本就想找机会、找借口占领山东，8月15日日本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7天之内把远东海域所有军舰、陆地都交给他，还说将来还给中国，给德国的最后答复截止时间是在8月23日，但德国没有答复，于是日本就对德宣战。9月初，日本登陆山东龙口，开始进攻青岛，打到11月7日，青岛战事结束，德国投降，日本占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

　　这中间出现很多问题，日本出兵山东，向中国借道，可中国是中立国，中立国应该是武装中立，你打德国的租借地打到中国境内，中国就要武装抵抗。像德国打法国的时候借道比利时，比利时也是抵抗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中国没有能力抵抗。当时中国的大总统袁世凯就问靳云鹏(时任北洋军第5师师长、山东都督)，如果我们武装中立的话，日本人打进来我们能坚持多久?靳云鹏说7天。那7天以后呢?他说我听大总统您的。那就是不能打了，但如果不武装中立的话，国际法上又有大问题，于是袁世凯用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宣布了行军区域，把山东东半部划为战区，让交战国双方行军可以通过。

　　为了要回山东中国才参与一战

　　这些问题，袁世凯早就让保和会研究讨论过，研究的结果是不能中立一定要参战，通过战后和会才有办法挽回山东。可见，北京政府对于巴黎和会的准备实际上是很长时间的，还为此成立了很多机构，绝对不是没有筹备，而且陆征祥长期主持筹备机构。还有魏宸组之所以会成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之一，就是因为他在议和筹备处任秘书长，对筹备过程非常了解。顾维钧也是筹备会的一员，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绝对不是即兴发言，那是多年的准备、多年的积累所致。

　　联美抗日是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原则之一

　　还有关于北京政府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训令的问题。过去都知道1919年1月8日的训令，但是从陆征祥的档案看，1918年11月28日，北京政府已经打电报给巴黎，当时陆征祥还在准备出发，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和驻美公使顾维钧，已经作为先头部队到达了巴黎。当时陆征祥打了一个电报给巴黎，发布的北京政府训令，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三原则，第一，普遍原则，中国跟各国力争平等，后来北洋外交基本上就是这一条;第二，中国对和会外交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三，跟中国无关的欧洲事项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希望条件，中国要求修改条约，这是后来的希望条件蓝本。第三个部分就是德奥条件。所以北京政府训令其实非常完整，但目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训令，知道的反而是1919年1月8日训令，这其实是后来的。那时候大总统徐世昌亲美，掌握实权的段祺瑞亲日。徐世昌组织了外交研究会对抗亲日派，1月8日的训令是经过了外交研究会的修改，把希望条件这部分做修改，加了一条，这一条变成了亲日、亲美、山东问题争锋的关键。这就是铁路统一问题，就是利用铁路统一，呼吁美国的门户开放，对抗日本在满蒙和山东的势力，把全国的铁路收为国际银行团一起修建，这个问题一直到华盛顿会议都不断发酵，但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巴黎和会前就有。

　　找到第一个训令之后，后面的情况就比较清楚。因为有这批档案，我们过去不知道的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徐世昌要派梁启超代表团到欧洲去?其中的背景就是想要在和会期间推动铁路统一，通过跟英美的合作，以国际银行的资本压制日本。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不算失败

　　关于山东问题，过去都认为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但是研究这些档案，我有新的理解。《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这三条是给了日本的权益，156条是把德国在山东原来的条约利益全部给日本，157条说德国在山东所有的财产也无偿转移给日本，158条是说一个月内日本要把所有的战车等转移。因为这三条，过去都说中国虽是战胜国但比战败国还不如，山东要不回来。但事实上依据陆征祥的档案可以清楚看到，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日本坚持和约里一定要得到德国的权益，并保证将来交给中国。所以1919年6月28日，日本代表在和会里面口头声明，关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只保留一份经济权益，所有的政治权益全部归还中国，然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联合担保。美国总统就认为中国不可能争回山东，这样的结果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过去只说那三条中国完全失败，但是事实上看到这些档案之后，中国完全谈不上失败，而且国内所要力争的保留实际上意义不大。可是这个事情日本坚持不能用白纸黑字写出来，虽然中国代表团知道，美国各国都知道。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拒签和约?为什么要搞五四运动?可当时的情况不能讲，这是外交机密。

　　所以有关山东问题到底是不是失败，我们可以讨论，不见得是失败。尤其两年之后，华盛顿会议时日本同意把山东交还中国，就是依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做的保证。过去学界常常认为，山东问题上中国在巴黎外交和会上失败，在华盛顿会议上外交成功，这个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事实上是连贯的。

　　关于拒签和约的问题。北京政府在5月初知道山东给日本的时候，北京政府第一个训令是不签和约。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改组，亲日派又上来了。段祺瑞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联美外交失败，赶快修补中日关系。你说他是真的亲日吗?他其实也是站在国家利益考量的，但是一般群众没有办法体会这个事情，五四运动闹得很厉害。所以到了5月15日以后，北京政府的训令，对于要不要签和约，就改成力争保留，对于那三条保留，大体签约。过了一阵子，知道日本口头保证了，北京政府训令到5月底就又改了，保留不成则签约。到了6月初，日本所有的口头保证会议录被传回北京，北京政府又改成签约。而最后一个电报是在拒签两个钟头之后，代表团才收到。

　　日本人认为他们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当时中国的外交是不是失败可以考虑，我们可能没有失败。但日本认为他们失败了，不认为自己在巴黎和会外交成功，他们认为像是在被美国、英国、法国审判，有一种被白种人看不起的味道。后来中国又不签约，美国签了约又不批准，所以日本完全没有外交胜利成功的喜悦，而中国又认为自己外交失败，所以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都充满了挫折感，两国的民族主义互相激荡。

　　中国现在有底气面对历史真相

　　现在中国在逐渐崛起，在准备承担世界大国地位的时候，希望在观念思想上也能够突破百年来民族主义的束缚。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不要再那么单调了，不要再那么一元了，我们现在有底气理解历史真相。这样的话，我们走向大国的路子会更顺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