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是钱学森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日子。世人提及钱学森，口头笔端多是诸如“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之类的头衔，可谓极其高大上，不仅难以望其项背，更因其丰功伟绩涉及国家最高机密而对他不甚了了。他只是一个辉煌的符号存在于天上，正如他所研究的空气动力学，涉及的是九霄云外之事，与凡人无关。

　　然而，因钱厉两家世代交好，我自幼便自父兄处了解的钱学森的故事，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平人的故事，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在家族的集体回忆中，他亲切熟悉，情深意重，是世交故旧的翩翩佳儿，也是扶危济困的敦厚师长。而且，他一生的许多重要阶段均与我家人或喜或悲的人生在时空中交汇出精彩的集合，并经岁月沉淀，构成了钱厉两家值得共同回味的私家历史。

　　为了不致让时间的离离野草湮没后人追寻历史的路径，我近年来对往事颇作了些考据整理。几经春秋，往还多地，现在面对这些得来不易的资料史实，我不禁慨叹自己着手太晚，动作太慢，而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

　　今年恰逢钱学森老先生归国60周年，时至钱老忌日，我想要写篇纪念缅怀的文章，竟是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更恐自己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知所云。思之再三，这一刻，我且不去说那些拜相封侯，亦不去讲那些惊天动地，仅披露一些私家珍藏的钱学森的个人轶事，解析当中所涉的两家父辈的别样人生，漫谈究竟怎样才能成就一代英才，浅见刍议，不免贻笑大方了。

　　钱塘繁华地 朱门锦绣人

　　钱家与厉家均为杭州世家。钱家祖居临安(今杭州)，为五代吴越国之创建者吴越王钱镠之后。因钱镠在位时德政卓著，被百姓尊称“钱王”。后宋太祖赵匡胤一统天下时，钱镠之孙钱弘俶又有逊位保民换取和平之德，故后人为纪念钱氏功德，先于北宋熙宁年间在杭州玉皇山上建“表忠观”，后于明嘉靖年间将其迁至西湖东岸湖畔并重建为“钱王祠”，至今犹存。传至钱学森已是第三十三世。

　　而杭州厉家系周朝姜太公(即姜子牙)的后人，传至清代康乾年间又出了一位诗坛名宿。遥记家中旧居有一间先祖堂，供奉的“高祖”牌位即清代著名诗人、学者钱塘(今杭州)厉鹗(字太鸿，号樊榭)之排位。今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即矗立着清代光绪初年重修并定名的“厉杭二公祠”，专门奉祀厉鹗和杭世骏两位文学名家。

　　世家门风加上地缘关系，更有许许多多的因缘际会，使得两家情谊亦像代代传承的祖先血脉一样绵延不绝，恰似西子湖畔春日千丝万缕的绿柳。

　　学渊尊大人 树茂在根深

　　钱学森既生于钟灵毓秀之地，簪缨诗礼之门，可说是得享先天的恩赐。当然浙杭世家亦多纨绔子弟坐享其成之流，因此出身门第确实并非成才之必要条件，此处提及，无非是因为个人认为要成为不世出之大家，其必然具备一部分他人不可复制的条件或机遇而已。

　　至于后天条件方面，钱学森也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他晚年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父亲”。父亲的确在他人生的起步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的。钱学森祖父钱承慈为杭州丝商，育有二子，长子家润，字泽夫;次子家治，字均夫，但两人后来都以字行。钱家老宅在东街路887号(后改为建国北路369号)，位于现在的钱学森故居东北方向不远处，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就出生在那里。而被作为钱学森故居的清代大宅，实际上是钱学森母亲章兰娟的嫁妆，坐落在今杭州市上城区马市街方谷园2号。钱均夫是与章兰娟结婚后，才搬到那里的。

　　钱均夫与我大伯父厉绥之(名家福)早年曾一同就读于清末杭州知府林启所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两人因家世相近，情趣相投，渐成莫逆之交。钱均夫与大伯父一同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于1902年同赴日本公费留学。同去的还有周树人，即鲁迅，三人曾同班同寝室。大伯父还是接受了鲁迅的意见选读的医科，只不过后来大伯父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而鲁迅则弃医从文了。钱均夫没有像鲁迅和大伯父那样学习医科，而是志在教育。他考取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并于1908年毕业。这段时期，钱均夫、厉绥之和鲁迅三人虽在不同学府，但大家仍时常聚首，纵论天下，共抒救国宏图。他们回国后，彼此还常相往还，情谊依旧。

　　自同窗契友，至负笈东瀛，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成长境遇加上两家的世交之情，使得他们两位此后数十年里一直感情深厚、交往甚密。厉绥之1909年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第一代西医，同年被清廷授予“医科举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担任浙江陆军医院院长，后又在沈钧儒先生的支持下，于1912年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据言，这是中国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留洋归国后的大伯父曾名噪一时，因有他那般资历的医生当时在国内较少见，多有达官显要邀大伯父为其医病诊治，而大伯父亦不辞辛劳，悬壶桑梓。钱家人若患病，必先征询大伯父的意见。钱学森儿时曾患脑膜炎，攸关性命，是在大伯父的协助医治下才得以痊愈的。而钱学森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蒋英被传为佳话的结合也是由大伯父作冰的。

　　正是因为钱、厉两家深厚的关系与情谊，我才有幸从父辈那里了解到许多钱均夫和钱学森的故事。

　　作为父亲，钱均夫并非奉行中国传统家长制文化，高高在上的父亲大人，而是毫不掩饰爱子之情的一名典型慈父。据大伯父回忆，钱均夫十分疼爱钱学森。他曾回忆说，钱学森儿时很怕雷声，每逢天空打雷，钱均夫总把儿子搂在怀里并用手捂住他耳朵。没想到从小怕打雷的孩子，长大后竟然成了中国的“导弹之父”。

　　由此，我不禁联想起近年来流行的所谓“虎妈”、“鹰爸”的做法——硬是要违背幼儿的天性，视孩童特有的脆弱稚嫩为胆怯懦弱，非要惩罚式地给孩子“练胆量”，不是寒天跪雪地就是扔下深水池，除了能够吸引眼球炒热自己的畅销书以外，真的能作育英才否?愚以为不然，至少对怕打雷的孩子加以温柔呵护并不会让他成为一个懦夫，日后钱学森突破美帝层层阻挠归国报效，不也是铮铮铁骨，英勇无畏?幼苗该当嫩弱，大树方能参天，那些哗众取宠的父母，究竟是教育孩子还是自我营销，真有必要好好想个清楚。

　　钱学森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之女。她性格开朗，知书达理，心地善良，聪颖过人，尤善刺绣，还颇有几分数学天赋，心算很快，堪称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据说钱学森儿时常同母亲做心算游戏。他的聪明智慧可能也继承了母亲的优秀基因。

　　钱均夫夫妇二人对独子的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们一贯主张要儿子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钱均夫在儿子赴美前，还特意为他准备这类书籍，提醒他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不要忘记阅读这些典籍。2005年3月，钱学森在北京301医院曾深情地谈道：“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

　　正是由于钱均夫注重培养钱学森的艺术素养，钱学森逝世后，见诸报端的许多悼念文章才皆称他“多才多艺”。这倒是千真万确，并非溢美之词。关于这点，我倒可以说是“亲身”体验过的。

　　故事发生在1934年南京市颐和路20号，一幢二层的小洋房里。是年，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赴南京中央大学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期间，曾暂住于此小洋房。据此间女主人讲，那时的“钱学森身着长衫，左臂还带着黑纱，因其母去世不久”。这位女主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钢琴科，有着良好的音乐素养，弹奏钢琴是她每日必受的精神洗礼，这天也不例外，况且这时的她已身怀六甲，美妙的古典小品不仅可以怡情悦性，启迪心智，也可以转移哀伤。熟悉的琴音将被淡淡的哀愁笼罩着的钱学森吸引了过来，他静静地走来，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生怕打扰了钢琴前专注于音乐的女主人，女主人也未察觉到钱学森已站在了她的身后，一曲弹完，钱学森才开口，说：“你弹的是PourElise吧，”之后他就绕有兴致地与女主人聊起了音乐，从《致爱丽丝》乐句的处理、和声的色彩到他个人对不同严肃音乐的偏好和见解，再到西洋音乐家们的轶事掌故。钱学森谈性甚浓，看得出他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热爱。那位女主人越聊越觉得吃惊，钱学森在论及音乐时不经意间引出的许多音乐家的掌故连钢琴专业出身的她都还不知道，她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钱学森的谈话很有深度，很有见地，他对音乐也很有领悟力。

　　读者或许会问，以上这些细节作者何以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实际上，当年钱学森暂住的那幢小洋房即是我家南京故居，那位女主人即是先慈，而那尚在腹中即有幸与青年钱学森“妙音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胎儿便是本人，这也可谓是一段奇妙的因缘。

　　可惜的是，日后我或因宦游帝都，或因出使海外，未能回乡尽孝膝下，而当时的假期又极其短促，故而与双亲聚少离多，也无缘向他们多加了解一些往事，否则定能留下更多关于钱学森的私家轶事。还算庆幸的是，母亲曾亲口告诉我上述往事，让我了解到了钱学森出人意表的音乐修养。

　　除了让孩子广泛涉猎，浸润在多元化的熏陶和滋养之中，钱均夫也十分重视对孩子采取宽严相济的教育方法。但其“严”并不是一刀切式的令行禁止，而是充满“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求实精神和民主色彩。据家人回忆，当时少年钱学森若要看某部电影，必先要向父亲提出，由钱均夫先到杭州城站电影院去看过一遍后，再告诉他是否可去看。由此可以看出钱均夫在子女培养上的慎重和细心。

　　作为一代教育家，钱均夫在积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在亲自悉心培养钱学森，在事业与家庭间寻求平衡，既没有像时下有些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把教育孩子的任务交给妻子做甩手掌柜，也没有像有些家长那样辞职陪读，放弃追求自我却强迫孩子去实现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

　　1908年春，钱均夫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后，曾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是年冬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及浙江高级法政学校任教，并于1911年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现杭州四中和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先父厉麟似(名家祥)当时正就读于该校。

　　钱均夫实际上曾两次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第一次在任时期，适逢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动荡，学校被迫停课。钱均夫随即迁往上海(钱学森因此于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并于次年在上海创办“劝学堂”，培养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3年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重新开课，钱均夫携眷返杭，继续担任该校校长。钱均夫这两次担任校长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仅两年，但期间恰好先父在该校读书因而得以聆其教训。而由于钱厉两家关系深厚，且钱均夫与大伯父厉绥之情同手足，故先父与钱均夫先生建立了相当密切且有趣的师生关系，并终其一生都维持着这难能可贵的关系。也正是因为父亲与钱均夫先生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我一直尊称钱均夫老伯为“太先生”(当时上海话都称老师为先生)。

　　1937年到1949年期间，因上海为侵华日军所侵占，太先生拒绝出来为日本人和日伪政府工作，其经济上主要依靠钱学森由美国寄钱回来维持，生活上主要靠义女钱月华照料。而有其师必有其徒，先父亦坚决不事倭寇，宁折不弯，以致家中时有断炊之虞。当时我们两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来往。我记忆中的太先生，是位清癯长者，总是身着长衫，留着三绺髯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学养有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太先生同我大伯父一样，都用杭州话直呼我先父为“老四”。一次先父带我去太先生家探望，我记得当时他是住在上海愚园路(现江苏路西侧)的岐山村。甫至其家，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先父进门后，竟像孩子般的东躲西藏，玩起了“躲猫猫”。对弟子的“幼稚行为”，太先生淡然一笑。现在想来，不禁令人莞尔。

　　可能是受到这位可敬师长的影响，后来先父曾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赴日本上智大学和德国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等校留学十三载，主修的就是教育学，除此以外还有哲学和德国文学等。只可惜先父学成归国后，因时局动荡和日军侵华等原因，未能像钱均夫先生一样充分学以致用，为国家作育英才，直至解放后受聘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方能真正一展所学。

　　如前所述，钱均夫在教育儿子方面一直坚持亲力亲为，因此无论出仕何地，时间长短均是携眷同行。对此，了解当年时局的人定会叹服。那时，把子女交由妻子，只身赴任以求一身轻松的大有人在，到了任上甚至自有红袖添香，小星伴月的美事，哪里还想去督课孩子，劳神费力?所以钱均夫之坚持，确实不易。

　　1914年，钱均夫到北平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年3岁的钱学森也被带往了北平。1928年，钱均夫辞去教育部公职，被委任到浙江省教育厅任职。1929年钱学森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没有就近报考清华、北大而是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因其当时热衷于“实业救国”和“铁道救国”，而当时直属铁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被认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此后，全家就从北京迁回了杭州。1934年冬，钱均夫因病退休，全家又迁居上海。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据大伯父子女相告，1955年钱学森由美国回国后，在上海省亲期间，还专程去看望了大伯父厉绥之。此事当时是由派出所先通知厉家，钱学森登门探望时派出所还特意派遣专人在厉家四周巡视。钱学森当时很得意地告诉大伯父说，这次自己回国得到了全家的支持。那时虽然钱学森子女尚年幼，但他关于回国一事曾特意征求子女意见，大概意思是说“爸妈决定离美回国，你们是留美继续学习，还是一起回国?”结果，儿子钱永刚果断地回答：“Papa，you’re talking nonsense!”(意即，爸爸，你说什么呢!我们当然跟你们一起回国)当时钱学森转述儿子的这句话，是用英文说的，所以即使时隔多年，仍言犹在耳。当时，钱学森还当面向大伯父叩谢，以表对当年救护之恩的感激之情。

　　先父因比钱学森和其堂弟钱学榘(在钱均夫资助下亦成为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即为其幼子)要年长许多，故曾对他们多有指导和帮助。据家人回忆，钱学森回国后，他个人曾在举家前往杭州的途中专程看望了先父厉麟似。当时他向先父深深鞠了一躬，以示不忘照拂之意。

　　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足见钱氏的家教传承，以及钱学森感恩念旧的道德素养。

　　先父晚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德语教授期间曾遭遇文革冲击。造反派要他写交代材料时，他虽已卧病瘫痪在床，写字已很困难，但在简短的交待材料上，他竟不忘提到1931年他“从德国归国后，先前中学校长钱家治老师”的教诲。他于1970年去世，比太先生仅晚了一年。

　　1969年太先生钱均夫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6岁。太先生逝世之前，钱学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侧，其时因世交亲故多在南方，颇有不便，幸有我岳父施锡祉在京(文革前他从铁道部华北铁路工程局调至铁道部北京地铁工程局任总工程师，从事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的建设工作)，经常去探望并帮忙照料钱均夫老先生。其中缘故是施、钱两家亦是世交，施锡祉之父，近代著名军事教育家施承志更与钱均夫交情甚笃。临终前，太先生极想见爱子一面，惜因钱学森肩负国家使命而未能实现。

　　于今思之，太先生一生虽然西学为用，但其教养爱子以及教书育人之道，处处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其正是一直遵循着《礼记》中“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的正道而行。对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深入浅出地进行过阐述，他认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正是因为父亲传授的人生之道，钱学森在面临是选择美国的优渥物质条件和个人锦绣前程，还是选择回国后的艰苦条件和艰巨任务的时候，才能不顾一己之私利，宁可遭受围追堵截和冤狱软禁也要存报国理想，全民族大节，并最终为新中国创造了奇迹，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格局和历史发展，像祖先那样保国安民，成为亿万人的英雄和楷模，也续写了整个家族的传奇史诗。

　　反观与钱学森同一历史时期的，同样具备盖世才华的一些科学家，却因服务于纳粹，坏掉了做人的根本，其绝世本领不过用于制造毁灭一切的战争机器。他们终因德行有亏，有些成为战犯身败名裂，即使未受惩罚的，也终不免遗臭万年。

　　这些年来，每每有境内外媒体报道，因为不会处理嫉妒或失望等情绪问题，门门全优的中国学生在外国高校持枪杀人、自杀，更有成绩优异的学生投毒残害同门或干脆挥刀乱斩，血溅校园。在对这些学生的口诛笔伐中，也有一些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的的确振聋发聩，比如，有文章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再没有培育出什么大师级的人物，令我深有感触。

　　的确，每年数理化奥林匹克奖牌我们都几乎包揽，各类考试全优满分的学生不知有多少，可是这些人又有多少能成为真正创造历史，造福民众的大家?应试教育不知扼杀了多少自由灵魂对未知的探索。因此小儿少年贪玩逃课之际，我竟没有以乐羊子妻停机之德劝喻向学的动力了，这正是最为可怕之处。

　　窃以为，若要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真正的大师级人物，须得提供真正深厚的沃土给幼苗，让它深深扎根，缓缓生长，尽量吸收营养，才能有朝一日看到参天大树的茁壮。而揠苗助长填鸭催肥之术，终会消化不良，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然而当前在升学压力(这往往给学校和老师带来追求还是牺牲效益的选择困难)和就业压力(这给父母和孩子带来的是理想与现实的选择困难)面前，太多人屈服了，忘记了人性的本真，抛掉了教育的根本，追逐着某些片面的成就，其实透支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前不久，小儿母校清华附中迎来百年校庆，一时间传为盛事。众人皆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但若要坚持做到，实属不易。我固然惭愧自己当年借口忙于工作对孩子教育不闻不问，却又庆幸妻子并非“虎妈”，能让儿子依其天赋，自由发展，对其个人爱好予以鼓励而不加鞭笞;结果他反倒成为该校百年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一级西洋乐器艺术特长生。我更要庆幸这所老牌名校教育有方，强调德育，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就要求学生自己把德育和智育的关系摆正，要做到道德为先，努力把自身修养做好，以便在将来肩负起成为中流砥柱，造福社会的重任。

　　岁月如梭，已是一介老朽的我自知驽钝不才，回天乏力，只能作壁上观，聊发议论。如今惟愿后来者可以从故人往事中借鉴真经，汲取力量，振臂高呼，雷厉风行，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下笔千言，犹恐言不及义，谨以拙作七律一首作结，以为概论。

　　《无题》

　　作者：厉声教

　　痴盼成龙如梦中，揠苗唯恐不争先。

　　曾鞭仲永题金榜，谁料余生亦泯然。

　　回看古人多智慧，明德解惑自思贤。

　　颜回箪食得其乐，子路结缨更不凡。

　　(作者厉声教，系资深外交官，双语作家，美国《赫芬顿邮报》等多家国际知名媒体特约专栏作家，外交部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