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国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这时苏联人也对“大跃进”议论纷纷，赫鲁晓夫也公开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立即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可能从莫斯科取回了什么“经”来，于是大为不悦。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可说是豪气干云。还没有回到北京，他就已经开始按照他那“不断革命”的思路，准备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了。大概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不过几个月之后，他所想的又已经不止是超英赶美，而是还要跃过苏联，提前迈进共产主义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外交方面。随着国内“大跃进”的狂潮汹涌，中国的外交也开始进入到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毛泽东1958年2月撤换周恩来的外长职务时，已经在酝酿外交的革命化了。但是，毛泽东当时大概也没有想到，他所积极推行的革命外交，会把一心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苏联推上一种尴尬的境地。1958-1959年，中苏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磨擦与冲突：从众所周知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到炮轰金门，到中印边境冲突，到苏联片面中止《国防新技术协定》，到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把毛泽东形容成“好斗的公鸡”……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所有这一切，无疑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很难说毛泽东的革命外交政策应当对此负多大的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对赫鲁晓夫形成的那点好感，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毛泽东大发脾气：要么给我，要么拉倒，搞“合作社”不行!

　　1958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毛泽东虽然不大满意周恩来推行的旨在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用陈毅取代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但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包括对苏关系，总体上还是平和的。特别是在批判南斯拉夫党的问题上，毛泽东还表扬过赫鲁晓夫呢。

　　4月初，赫鲁晓夫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准备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致信中共中央，对南共起草的纲领草案竟然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这一基本矛盾，并且批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剥削的意图，表示强烈不满，并通报说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支持。

　　南共七大召开前夕，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同志式地”批评了南共中央即将提交大会讨论的新党纲。看来毛泽东对苏共中央文章的这种基调不大满意，随即在南共七大召开之后，于5月4日亲自审阅发表了中共中央公开批判南共的《人民日报》社论，直截了当地把铁托“领导集团”视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应声虫。5月9日，苏共中央再度致信南共中央，对南共七大刚刚通过的纲领草案也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对此，毛泽东很高兴，批示道：“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并嘱咐邓小平将苏共中央的信印发给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参加者，同时向苏联大使“表示热忱祝贺”。

　　这段时间毛泽东对“苏联同志”的印象转好，还可以从几天后他的另一项批示中看出来。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告说，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我方经常在建设方针上与苏联专家发生意见分歧。这是因为苏联专家坚持要建技术新、标准高、设施全的工厂，而我方则极力要搞“大干快上”的中小项目。经过深入解释后，现在双方已经开始拧成一股劲，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毛泽东阅后批示说：这是一个好文件，“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他并且进一步将这个道理引申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事实上，受到毛泽东这种情绪的影响，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也明确表达过对中苏关系的高度肯定。他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的(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因此，“从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应当加强政治团结，加强经济协作，加强文化交流。”相信这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这时对中苏关系的基本认识。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喜悦，中共领导人的这种认识，没有能够持续多久。

　　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3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4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投资1亿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中方出资3000万，使用时间各占50%。彭德怀当即复函，主张苏方出技术及设备，由中方投资，所有权属中方，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他没有想到，长波电台当时在苏联还是属于尖端技术一类，而苏联军方并不情愿把自己的这类技术都无偿让中方拥有，他们也不理解由他们投资控股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装置，由双方共同使用，对中国有什么不好。因此，苏联军方仍坚持自己要有控制权。

　　对此，毛泽东显然不能理解。建国以来，在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国内建设，无论是投资或是合股，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就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于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于斯大林提议的什么由苏联出资建设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现在苏联又要采取投资控股的方式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他也认为毫无疑问：既然你的东西要建在中国，所有权当然必须是我的。于是，他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明确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不过，他这时似乎还没有把这件事同赫鲁晓夫中央联系起来，只把它看成是苏联军方的一种意见，因而特别强调“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如果仅仅是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毛泽东也许还不会大发脾气。但紧接着发生的共同舰队问题，就使得在主权问题上极端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在斯大林问题已经揭露，波匈事件已经发生，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直截了当地批评过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毛泽东自信已经在各国共产党人中树立起了正确的权威地位之后，苏联人居然又想出这种公然损害中国主权的主意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大为恼火。

　　由共同舰队事件引起的这场风波，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建造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核潜艇的制造，又是苏方当时的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在中国方面看来，既然是同志加兄弟，生产原子弹、导弹的技术都可以提供，那么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也理所当然。殊不知，当年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因处境不妙而极力坚持，转让导弹、原子弹的技术本来也是难上加难的;现在再要转让核潜艇技术，就几乎是不大可能了。只是由于苏联军方这时正在设想借用中国沿太平洋的海岸线，使载有核弹头的苏联潜艇能够有效地靠近美国，赫鲁晓夫仍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来的来信。颇感为难的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转让技术，又能满足中苏军方愿望的合作建议来。他当即要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共中央转告这一提议。

　　7月21日，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尤金大使，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有关精神和赫鲁晓夫的提议，其中一项就是“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问题”。尤金介绍说，关于海军建设问题，苏方目前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由于大型军舰容易被击中，今后与其大力发展航空母舰，不如多发展原子潜艇舰队。只是，“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我们有黑海，但在战争中，是会被敌人封锁的。波罗的海就更不用提了。在北面由摩尔曼斯克可通到北冰洋，但是那里并不宽阔，不能广泛活动。东面的海面上又临接南朝鲜和日本，不能算安全。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根据已经公布的记录，毛泽东听到尤金的介绍，当时就皱起眉头，“啊”了一声。接着说道：我们想叫你们帮助我们搞，你们却要搞合作社，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你们才干?尤金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仍平静地回答说：这一点并没决定，只是想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

　　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明显地不高兴了。他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斯大林在世时，有过四个合作社，后来经赫鲁晓夫提议取消了。现在要办也可以，定个期限，过几年可以取消。反正各个兵种都要消灭的，那时我们再分废铁。

　　尤金这时才发觉气氛有点不对了，忙说：这只是一个提议，还要由两国商量后才能决定的。毛泽东不想讨论下去了，说对合作社问题我们没有想过，要先讨论一下，同意就去人，不同意，你们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

　　尤金走时已是22日凌晨，毛泽东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了解情况，得知中方的要求还是始于海军司令部的苏联顾问的提议，说是应该要求莫斯科帮助提供核潜艇以加强海防力量和海军建设。国防部研究后认为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就提出报告，请周恩来写信向苏方提了出来。但与会者怎么都弄不明白，赫鲁晓夫不是不知道中方对当年斯大林强加给自己的那四个合营公司是多么反感，后来斯大林又要搞橡胶园、罐头厂等等，统统都被毛泽东顶回去了。也正是赫鲁晓夫向中方表示那些合营公司不平等，主动废除掉的。他为什么今天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呢?

　　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实在睡不着，干脆把尤金召到他所在的中南海游泳池旁，措辞尖锐地告诉这位大使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也没有吃饭。几年前赫鲁晓夫同志刚刚取消了四个合营公司，撤销了旅顺基地;对于我不同意斯大林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加工厂，赫鲁晓夫同志还夸奖了我，说我顶得好;为什么现在又要搞海军“合作社”?这使我想到斯大林的东西又回来了。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长波电台也好，海军潜艇也好，都是所有权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什么你们条件不好，“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无非是要合营。要合营，就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刚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在气愤当中，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了尖端技术转让的某些微妙之处。不过，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之间还要保密是没有道理的，你有的我就应该有，否则还叫什么国际主义!因此，他怀疑苏联人是因为看不起中国人才不愿把技术转让的。他生气地说：你们大概认为，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给了我们就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吧。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也看不起中国人。

　　毛泽东声称：为了最后胜利，我们愿承担第一个打击

　　接到尤金的报告一周之后，即7月31日，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地从莫斯科飞到北京来了。毛泽东亲自前往机场把他接回迎宾馆。稍事休息后，赫鲁晓夫就赶往中南海去见毛泽东，解释说事情全让尤金给搞误会了。在批判过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苏共中央决不会再搞任何形式的“合作社”，他的建议其实是要帮助中国在像黄河这样的河流旁边，搞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毛泽东很奇怪，再三强调说：这是你们的大使尤金同志不止一次亲口说的，要建共同舰队嘛!赫鲁晓夫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也再三表示说：一个舰队由两个国家来指挥，是不可想象的。苏联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因此他们也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他们，对他们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他甚至也不满起来，批评毛泽东“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粗暴地理解我们的政策”云云;说毛既然看出尤金所谈的内容离开了共产党的原则，就应该先和他通过电话联系一下，澄清一下，而不应该一宿不睡觉。赫鲁晓夫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着导弹的潜水艇舰队，装有导弹的鱼雷快艇和驱逐舰，苏联有的东西都可以给中国。对于长波电台，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爽快，说所有权可以是中国的，由中方投资，苏联只要在协议的基础上，有权使用这个电台来指挥自己的舰队就可以了。

　　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颇值得怀疑。即使在谈话当中，他也不能自圆其说。例如在他讲到苏联打算加强在阿尔巴尼亚的潜艇舰队和导弹基地时，毛泽东特别问道：在那个地方你们得搞合作社吧?赫鲁晓夫回答说：看起来是这样。不论对中国问题如何反应，至少毛泽东相信阿尔巴尼亚是非靠苏联保护不可的，故他对苏联在阿搞“合作社”并没有提出异议，反而表示同意这样做，并说如果真有战争，他也主张中苏搞合作社。赫鲁晓夫必欲在阿尔巴尼亚搞“合作社”的事实说明，他所谓“共产党的原则”，其实并不存在，关键是一个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事实上，苏方既然对长波电台提出过合营问题，又说自己绝不会就潜艇舰队一事提出合作社问题，逻辑上也难以成立。

　　十几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段交涉，但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记忆不清了。不过他说到苏联军方当时想要使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其在太平洋的潜艇，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当年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对这件事的解释，也许更容易让人了解赫鲁晓夫当时提议的背景。他说：当时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从苏联直接打到美国的东海岸，军人们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搞一个舰队，通过中国沿海随时进出太平洋，由在中国设立的长波电台指挥，这样就可以向美国实施有效的导弹袭击了。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种想法的重演。据他说，如果1958年搞起了这个舰队，赫鲁晓夫就不需要把导弹运到古巴去，因为从中国的沿海就可以打到美国了。问题是当时苏方只想到了如何对付美国，却没有想到中国人对主权的看法。

　　1958年夏天的这次争吵，不论对后来的中苏关系留下了多大一片阴影，至少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还只是一片乌云掠过。从会议记录看，与赫鲁晓夫第一天会谈后，乌云大致就已经散开了。从8月1日到3日，接连三天的会谈是在相当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直接利用了这一记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一书，在评价这三天会谈的结果时也肯定地说，第一天双方“意见基本一致”，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重新变得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两个月后，赫鲁晓夫来信，明确表示同意就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问题开始具体的商谈。当然，赫鲁晓夫心里还是结了个很大的疙瘩。而最倒霉的要算是尤金大使了。这件事把他吓得不轻，当时就病倒了，后来不得不被抬回莫斯科。他的不满更是可想而知。

　　但是不久，毛泽东再度我行我素，又惹得赫鲁晓夫大为头疼。

　　原来，就在中苏双方这次争吵之前，7月14日，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亲美的国王和王储被打死。第二天，美军在黎巴嫩登陆。随后，英军在约旦登陆。中东局势变得异常紧张。 对于美英这一公然干涉别国内政的粗暴行径，赫鲁晓夫代表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他提议立即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和联大特别会议，讨论美英撤军和恢复中东和平问题。由于苏联的干预和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美英的态度开始软化，同意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到8月1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开始同意让联合国，而不是由美英来维持中东地区的和平了。21日，中东阿拉伯国家提出一项和平提案，也被紧急会议迅速通过，中东局势开始趋于缓和，显示了苏联外交的重要作用。

　　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不宣而“战”，于8月23日下令炮轰金门、马祖两岛，惹得与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急忙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和菲律宾等地调集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配合台湾国民党协防金、马。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高度紧张起来。可以肯定，这也是毛泽东革命外交战略的一次具体尝试。

　　金门、马祖，是中国福建省沿海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两个小岛。蒋介石频频以它们为跳板，对福建沿海进行骚扰和渗透。这个时候，不仅美军根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驻守台湾岛，而且要跨过台湾海峡，对海空军的要求很高，因此，进攻台湾的条件不成熟。但金、马没有美国驻军，又近在咫尺，从作战角度，要收复这两个小岛不成问题，关键是美国是否会介入。毛泽东看准了美国陷入中东危机，备受世界舆论谴责，不能完全抽身，就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把金、马拿下来。用毛泽东炮击金门当天晚上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话来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

　　打金、马，会不会引起美国介入?毛泽东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此，最初的炮击带有“火力侦察”的性质。毛泽东说：“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名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问题是，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并没有让赫鲁晓夫了解。而苏联从中国报纸上看到的宣传，尽是“解放台湾”之类的口号。

　　台湾海峡局势的骤然紧张，让赫鲁晓夫深感不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刚刚成功地调处了中东的紧张局势，从而证明了苏共二十大以来他所提倡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的正确性，想不到自己的盟友却背其道而行之，刻意去制造紧张局势，这不能不令他难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泽东采取如此重大的，直接冲着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去的军事行动，竟然没有通知苏联方面，而苏联作为与中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的盟国，是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战争风险的啊!

　　据苏联驻华代办报告称：朋友们只是在8月23日发动了炮击之后才告诉我们，之前丝毫没有透露这一本在计划之中的重大军事政治行动的意图。得到通报后，赫鲁晓夫立即要求苏联大使转告中国方面：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比较落后，目前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对台湾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在现在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但毛泽东对此并不在意，说他不过是想摸摸美国人的底，最多也就是准备把金门、马祖拿下来，并没有立即夺取台湾的打算，不会弄出大乱子。因此，毛泽东通过外交部通知苏方说，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如何解放它们，是我们的内部事务。言外之意，莫斯科管得太宽了。对此，苏联大使馆难以接受，它在报告中明确认为：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而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局势失控时他们会指望我们的支持。

　　9月4日，美国国务卿发表声明，公开宣布金门、马祖也在美台协防的范围之内。注意到夺取金、马可能引起中美直接冲突，同时也注意到苏联方面的焦虑，周恩来受命向苏联驻华代办转达了毛泽东新的考虑，这就是：中国炮轰金、马，并不是就要武力夺取金、马，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沿海的挑衅。炮击是有分寸的，不会打出乱子。如果打出乱子，中国也绝不拖苏联下水，除非美国使用大口径的核武器。如果只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苏联不必参加战争。

　　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要不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就一直存在着某种分歧。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直截了当地交换意见后，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但是，如前所述，从1958年2月毛泽东撤换外交部长即可看出，他对此前所坚持的和平外交方针已相当不满，力图首先使中国的外交走向革命化。炮击金门事件，就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这种革命外交的特点。毛泽东讲，这次炮击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的时机，一面试探美国人对金、马的态度，一面声援阿拉伯人民。他很清楚这会使刚刚缓和的国际局势又紧张起来，但他就是要搞点紧张局势。因为他认为紧张局势有刺激世界人民觉醒的有利的一面，可以促使许多人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未必不是好事。可见，毛泽东在炮击金门问题上不与赫鲁晓夫打招呼，不是没有目的的。

　　不管赫鲁晓夫对中国方面没有事先通报此事如何不满，在美国与中国有可能直接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中国的盟国，苏联政府还是于9月5日发表了声明。10日，赫鲁晓夫并且发出了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严正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赫鲁晓夫还特地召见中国大使刘晓，要他秘密转告毛泽东，说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在台湾海峡沿岸的空军力量，以便更有效地威慑美国第七舰队。赫鲁晓夫为此又接连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说是可以派遣携带地空导弹的C-75轰炸机部队到福建来。对此，毛泽东专门复信表示欢迎，只是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要赫鲁晓夫不必担心。同时，他提议：最好请苏联政府供应我国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派来技术专家帮助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不难看出，毛泽东不是不想要苏联的援助，导弹和技术都可以运来，只是苏联的部队就不要来了。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敏感导致他后来又怀疑道：赫鲁晓夫派导弹部队来，是不是别有企图?

　　赫鲁晓夫摆出智者的架式，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在台海危机发生前后，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得到一些在华专家关于中国进行“大跃进”的报告。其中除了说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外，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一些讲话，包括反对迷信外国，反对物质刺激，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说法。另外，中共中央联络部也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众多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也只是要在15年赶上美国，基本达到共产主义。如今，经济上落后得多的中国，反而说苏联“在它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停留得太久了”，打算自己一步跃过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让苏联方面深感不满。苏联驻华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明确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只能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早在莫斯科得知赫鲁晓夫有15年赶上美国的想法之后，毛泽东就当即表示，中国可以用15年的时间赶上英国。还在莫斯科期间，他就审改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1957年12月2日，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时间，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宣称：“在15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他强调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随着毛泽东的头脑日渐发热，全党、全国上上下下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一时间“捷报”频传，到处你追我赶，放“卫星”，创“奇迹”，上面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1月底还说“以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3月底就变成“在比15年更短一些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了。到了5月1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又过了四个月之后，即9月初，毛泽东干脆号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

　　前呼后拥地去了一趟河北的徐水县之后，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竟然被农村干部制造的粮食丰产的假象所欺骗，以为只要组织了人民公社，改变了生产关系，粮食亩产就会不断地“放卫星”，夺高产。他甚至开始为农村粮食吃不完、卖不掉而担心了。对自己多少熟悉一些的农业尚且如此，对自己基本陌生的工业就更加盲目了。他开始公开讲：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我就不相信。我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在他的力主下，全国钢产量从年初计划的620万吨，增到850万吨，又猛增到1070万吨。他的理论是：我国有6亿多人口，再过十几年就是8亿人口，人多热气高，干劲儿大，一干就赶过英国、美国。不要迷信，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

　　中国真的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吗?“大跃进”的狂热和泛滥成灾的浮夸风，这时确实使毛泽东有些飘飘然了。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进一步讲：苏联已经41年了，还准备搞12年，它已经有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的石油，还是那么谨慎，还需要12年准备过渡。看来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毛泽东总结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破除……。但是，他主张：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点面子。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依现在的速度，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地球上天下第一国了。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不难看出，以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中苏关系，没有不出岔子的。

　　1959年1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消息传来，毛泽东非常不满。

　　半年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国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书，批评搞“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尖锐批评已经让毛泽东大为不悦，恰好又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波兰讲演时也公开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立即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可能从莫斯科取了什么“经”回来。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本来上庐山是开“神仙会”的，毛泽东也看出“大跃进”当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纠纠“左”。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突然发现“左”不能纠。因为稍有退让就可能导致否定他力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旦逆流涌起，根本否定他所倡导的那条“不断革命”的总路线，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因而大发脾气：无非是想早一点进共产主义，有什么错!

　　庐山会议因此迅速改变了风向。当年周恩来曾经表示对于赫鲁晓夫过去不敢抵制斯大林的错误难于理解，如今同样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次事关中共党内生活性质的重要转折。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公开讲，自从庐山会议以后，党内生活就变得十分不正常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甚至连被揭发者私下的议论也被端到桌面上来了。根据揭发，彭德怀等犯有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罪行，比如居然敢于议论说毛泽东正在重蹈斯大林晚年覆辙，并扬言再这样搞下去，弄不好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军帮助呢!所有这些揭发，只能更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彭德怀等人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从此再难翻身。

　　庐山发生的这场风波，使毛泽东开始把赫鲁晓夫看成国际上反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他甚至一度打算公开刊登赫鲁晓夫反对人民公社的讲演。但随后发生的一切，使他用不着这样做了。

　　8月27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赫鲁晓夫这时正在极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准备访美。对于毛泽东刚刚弄出一个台海危机，现在又闹出一个中印冲突，赫鲁晓夫已不胜其烦。在取得了巩固的权力宝座，并且开始按部就班地与美国实现起“和平共处”来的赫鲁晓夫，再也用不着求助于毛泽东了。为了标明自己“和平天使”的形象，他不顾苏联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和中方的异议，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使用了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措辞，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

　　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为避免任何麻烦，他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下令停止向中国提供早已准备好了的原子弹样品。这也许是赫鲁晓夫早就想做而一直没有适当时机来做的一个决定。它对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中国核工业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曾因苏联在这方面的无私援助，还多少对赫鲁晓夫抱有某种好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刺激尤其沉重。

　　9月25-27日，苏美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理想正在实现。当他兴冲冲地仿佛得了上方宝剑似地从美国直接飞往北京，准备向毛泽东解释他的一整套国际关系新理念，并劝告毛泽东务必按照这套理念行事的时候，双方之间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在1959年中国国庆期间的这场争吵中，赫鲁晓夫的缺乏修养和脾气暴躁充分表现出来了。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当事人回忆，还在30日国庆宴会召开前，当毛泽东听说赫鲁晓夫的讲稿中有不指名地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说法之后，当即表示了他的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赫鲁晓夫似乎丝毫不在意毛泽东的感觉，仍继续在10月2日两党会谈中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教训中国领导人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睡大觉了，你们为什么把达赖放跑了呢?”他还说，要是我们，就不会和印度这样重要的民族主义国家发生边界冲突，你们看看我们和阿富汗是怎么解决这种事情的，把那些寸草不生的荒山让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你们不知道，得罪了印度就得罪了一大片吗?还说，你们扣美国间谍飞机干什么，要是我们，早就放了，有必要与美国搞得那么紧张吗?甚至又说起炮击金门、马祖完全没有必要，等等。

　　当年为中方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说：听到这里，外交部长陈毅忍不住了，当场顶撞赫鲁晓夫说，炮轰金门、马祖，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

　　赫鲁晓夫当即涨红了脸，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

　　陈毅也毫不示弱，大声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据说，毛泽东在整个会谈当中一直冷眼旁观，说话不多。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冷不热地给了赫鲁晓夫一句：“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一次空前严重的争吵。显然，双方对这次争吵还多少有些不太习惯。赫鲁晓夫回去后就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会谈的记录，但中共中央很快又得到报告说，赫鲁晓夫刚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彼此都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