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油画。(图源网络)

　　提到175年前的鸦片战争，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课本里的历史标签，比如，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起点，从那个时点开始，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长期的、痛苦的转型过程。

　　但是，历史的真实往往并不那么简单。有别于过去的脸谱化和单线条描述，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鸦片战争交汇了包括德国(普鲁士)、美国、法国西方国家在内共同参与的有关经济、贸易、社会、文明等一系列的变革浪潮。

　　2015年10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中外专家就鸦片战争这一话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参与该研讨会的专家，包括知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军事科学院研究院教授刘庆、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历史系教授培高德、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等。

　　在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交往持续升温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鸦片战争，不仅仅是厘清史料，也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一】西方视角：汉学家曾将中国视为未开化社会

　　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包括19世纪的“文明化”范式、20世纪的“革命史”范式和以蒋廷黻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化范式”。

　　关于“文明化”的范式，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提到，在19世纪，大部分汉学家、传教士、政治家，都把西方看作是文明国家，而认为中国是“未开化”的国度。

　　伦敦《新文化报》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评论，可以佐证上面提到的观点：“中国是人类中的一个大家庭，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世纪。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它有众多人口，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保卫着它的愚昧和迷信，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享受到更多宽广之文明自由，进入到不可限量的光辉前景。”他们认为，一旦中国进入“文明国家”行列，发展不可估量。

　　在新近出版的《鸦片战争》一书中，汉学家蓝诗玲也描述过，西方最早一批研究中国的学者是特别理解、支持中国文化的人，同时也是一些没有耐心，相信中国需要被西方“打开”的人。

　　与当时的西方汉学研究相比，今天西方的汉学家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提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一个历史学家说，帝国主义也可以是“友好”的，他认为，不能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没有侵略，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在港口，没有深入内地去。按照他的观点，日本的帝国主义是才可怕的，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是友好的，当时中国人和除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顾彬提及的这一观点，在研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鸦片符号的正义与非正义，是研究那段历史绕不过的判断。

　　【二】中国视角：鸦片战争为什么是近代史开端

　　在西方的“文明化”范式之外，中国视角的“革命史范式”，一直是中国人对历史认知的主要逻辑。在革命史范式下，中国近代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鸦片战争被认为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持此观点最有名的几本著作，一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是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一是胡绳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反运动》。

　　还有一种视角叫做“现代化”范式。代表人物是蒋廷黻先生，他认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这一历史剧变，是近代变革的基本脉络，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与国家能否兴旺密切相关。

　　在军事科学院研究院教授刘庆看来，在革命史范式视角下，中国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开端，是革命话语权阐释之需要。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观点上都有共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正确的，并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几种范式，不应该相互否定、相互排斥，它们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

　　【三】还原历史，首先要找到误读

　　在关于鸦片战争的三种历史视角阐释中，“误读”一词被与会学者们多次提及。

　　什么是误读?军事科学院研究院教授刘庆有一个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刘庆看来，误读是人类个体交往和群体交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不同的社会文明体系之间，这种误读更为强烈。误读可分为无意的误读和有意的误读。

　　关于无意的误读，刘庆举例说，在鸦片战争时期，很多中国文人看到英国人长着黄头发、蓝眼睛，认为这个眼睛跟猫眼睛是一样的，进而推断，在阳光强烈的时候，他们就要闭上眼，看不见东西，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去跟英国人打仗，就会占便宜。另外，中国人还曾认为，英国人腿上穿的军裤非常紧，所以迈腿一定很不容易，就有人提倡用大竹杆子在腿上横扫，一扫就倒一片。

　　关于主动的误读，比较典型的例子则是“三元里人民抗英”的行动，这一行动，其实更多地不是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而是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不了解与侮辱。在官府不能有效地保护村民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中外矛盾、官民矛盾纠结在一起的情况，单独把它解读为反侵略、爱国主义思想，在刘庆看来，理由相当薄弱。

　　

　　三元里抗英。(图源网络)

　　对于1841年5月29日—31日发生的三元里抗英事件，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提到，在蓝诗玲的《鸦片战争》中，讲过一个细节：有几个英国的士兵对中国人怎么处理尸体很感兴趣，他们就开始掘坟，此外，做了两件穷凶极恶的事，一是抢劫，二是强奸，因为这些行径，这些士兵跟当地的乡勇发生了激烈冲突。据英国方面记载，英军阵亡了5人，伤了23人。但是，在中国方面的记载里，三元里人民打死英军的数目有200人、300人、750人等口径。这种记述，就将一起冲突事件，定义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蓝本。

　　【四】历史学者应该警惕的问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认为，对历史的“脸谱化”“简单化”处理，是治史需要尽量避免的方式。“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历史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大众就确信它一定有。这种大众记忆很可能是某一时期的人群，对某一历史现象产生比较固定的看法后，作出的类型化判断”。

　　李雪涛举例说，林则徐有三张面孔：作为学者的林则徐、英国人印象中的林则徐、上世纪50年代被塑造成英雄人物的林则徐。这些林则徐所显示出的是不同时代对林则徐的记忆。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大部分人对鸦片战争的记忆并不是从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书上得来的，很多人间接地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虎门销烟原址的社会主义雕塑上得来。知识认同本身是由权力的核心所介入的社会价值来决定的。社会上掌权的人认同这样的知识，知识才能成立，这是基本的后现代前提。但经过权力介入的知识给人们带来的往往是判断力的削弱而不是增强，对所接受的知识保持适度怀疑，可以说是研究者检视权力关系时应具有的态度。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发言说：“谈到中国历史，大家都会用概念，但很少有人会思考概念，汉学有时会变成一种意识。美国汉学家一谈论中国近代史，基本上都是意识状态，跟历史没什么关系。”

　　在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认为看来，我们仍然带着道德价值判断、非黑即白的历史观看待问题，这是呈现客观历史为己任的历史学者应该警惕的问题。

　　【五】小结

　　“或许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发现什么，而应当是拒绝什么。”

　　在历史研究领域，学者们的这次讨论与交锋，对于未来的治史者来说，有着许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