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中央医疗保健机构创建初期，力伯畏即负责党和国家领袖的医疗保健工作。当时几乎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数位副总理、十大元帅除朱德以外，都曾是她负责的保健对象。20世纪60年代初，她任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副主任。在这一岗位上，她有了许多不寻常的经历。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病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自杀之际，她都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医务工作者。

　　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是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的突然病逝。这件事也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主治医生黄树则、医生刘佳武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甚至他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正因为此，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他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只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来收听隆重盛典的实况转播。

　　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在会诊的报告上，苏联医疗专家们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征，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在刘佳武等人的伴随下，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病情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原本240mm的高压降到了160mm，处于基本正常水平。

　　身为中共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别的领导人政务胶着、宵衣旰食之际，自己却始终作为一个病号，成天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涉足范围不出病房和疗养院，内心十分苦恼。所以当病情有所好转，他便急切地要求回到祖国，与战友们一起分担繁忙的政务。

　　5月，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可以回国适量地参与工作。5月28日，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北京，他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

　　我们的直接领导、中央保健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军委保健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傅连，在看了苏方的体检报告后，随即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拟写了一份有关任弼时病情的报告。傅连在报告中写道：

　　“苏联大夫的诊断为：一、高血压，糖尿病。二、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

　　“他们建议：一、自今日起休息两星期(5月29日至6月11日止)。二、每日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四小时。(意开始先做二小时)。以后根据病情可以酌量增加。星期日必须休息。三、9月1日仍要到疗养院再休养一月。四、经常要有医生照顾他。弼时仍拟以苏联大夫白祖比克为他的主治医生，我亦同意。”

　　在初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每天只是在家“练习工作”，不过二至四小时。然而，眼见新中国诞生初期纷繁的工作头绪，战争、经济、内政、外交……各位领袖都比新中国成立前更为忙碌的情景;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远东局势骤然紧张，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自己置身事外的修养状态，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

　　任弼时在信中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一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5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因此我觉得还是照医生意见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为好……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毛泽东见到任弼时的信后，即做批示：同意任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就根本无法把自己的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小时内，结果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9、10月，是原定的休假时间，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

　　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中共中央接连开会商议相关事宜，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也参与议事拖到午夜。在10月5日的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这样一来，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和突发的危机。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战役打响的前一天，10月24日，他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他召集同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入夜以后，他又翻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其中有毛泽东亲拟的《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电文。在转战陕北期间，任弼时曾和毛泽东一起在前委指挥作战，故而对这些关涉入朝第一战的文稿十分重视。

　　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住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我突然听到电话铃响。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她要我找傅连，说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此时，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我知道类似早晨起床后感到头疼不适的情况，任弼时在以前也曾出现过。我放下电话同傅连打了个招呼，就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往在景山东街的任弼时家。我进屋看见任弼时，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马上就掉下来了，而且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就是高血压，就赶紧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血压很高。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汇报，傅连马上就赶来了。傅连发现情况严重，马上请陪同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同时通知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也前来会诊。苏联专家接到通知后，不久就赶到了;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蹇、内分泌科主任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也陆续来了;属于中央保健委员会系统的医生则有傅连本人、延安时期就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金茂岳、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和我，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工作。

　　随着抢救时间的延续，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傅连遂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通报说：“任弼时同志今早7点发生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230，脉搏100，大汗，病情严重……”

　　通报发出后，获悉此讯的一些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来到任弼时家看望。我记得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有公务在身，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他走时和我打了个照面，他对我说：“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

　　根据那天也在场的王鹤滨回忆，抢救过程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来了。杨尚昆听张孝蹇综述了专家们的诊断后，悄悄把王鹤滨拉到一边，低声问：“鹤滨同志，你看弼时同志的病情怎么样?”“病情很严重，脑出血量很大，恐怕不行了。”王鹤滨据实相告。

　　在任弼时进入深度昏迷之际，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来了，他们建议对任弼时进行针刺急救。在征得陈琮英同意后，朱琏实施了针刺救治，但未能奏效。时隔50年后，王鹤滨分析说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及时确定出血部位，开颅止血，或许能有一线生机。可在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下，虽然苏联专家和中国的专家们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还是很难将任弼时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患者面部鼓胀的血管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无血的苍白……”

　　10月27日中午12时36分，任弼时与世长辞。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书记。为他送葬时，毛泽东亲自扶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领袖为之执绋。

　　二

　　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开国元勋住在北京东城东交民巷，其中有一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内风头甚健的人物，他就是1953年趾高气扬地进京出任“经济内阁”首辅的高岗。高岗来到北京后，他的医疗保健就归中央保健工作委员会管，我就直接负责过他的保健工作，而且他自杀的时候，我是最早得知消息，也是最早到现场的医生。

　　我后来才知道高岗自杀了两次，第一次他用手枪自杀未遂，第二次是吞安眠药。他第一次用手枪自杀的事，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到现场是他吞食安眠药那次。此前他在党内受到批评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对现场看到的情景，感到很意外。

　　高岗在党内受到批评，根源于他个人权力欲望的日趋膨胀，以及由他挑起的党内一系列纷争。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同时希望他们深刻检讨，改正错误。但高岗执迷不悟，于2月17日以自杀抗拒党的批判挽救。由于身边工作人员的警惕和奋力阻止，夺下了高岗手中的枪，其自杀未遂，继而受到党内更深入的揭发批判。

　　1954年春，中央保健局成立。8月17日那一天，正好赶上我在中央保健局的办公室值班。大约9点前后，办公室人员突然接到高岗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急着要找傅连。但当时傅外出了，我就接听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当时并没有详细讲清楚高岗的情况，只是说高岗出事了，不省人事，可究竟怎么引起的，他们说不清楚，所以请中央保健局的医务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我从电话中感到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但我根本无法预料我曾经的保健对象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从高岗受到党内批评到第一次自杀未遂，到这次来电话，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但对高、饶的揭发批判，始终是在党内高层进行的，一点也未向广大中共普通党员及中、基层干部们透露。

　　毕竟，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故而还是能先于一般干部和党员耳闻一些比较可靠的消息，得知高、饶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但不该问的不问，一直是我们必须恪守的规范，所以我们对高岗到底为什么受到批评，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具体情节，从未深问，也不清楚。而且只要我们没有接到关于把某某人从中央保健局保健对象名单上划掉的通知，就依然要像以往一样，对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正是基于得悉点滴风闻、又不全然清晰的状态，我听到来自高岗身边工作人员的告急电话，第一反应是不能自己单独前往，而必须再叫上一位压得住阵的医疗专家一起去现场。我随即拨通了当时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的电话说：“高岗那里出事了，要我们去人。我们这边的车一会儿就到，接您一起去高岗家。”也许计苏华也听说了有关的情况，因此他准备了一套洗胃的设备。

　　给计苏华打完电话，我又给在京的苏联医疗专家打了电话，请他们也尽快赶到高岗家。按规定，凡是重要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央保健局布置抢救的同时，都通知苏联专家到场，以便有问题及时咨询请教。两个电话打完后，我从卫生部要了一辆车，从弓弦胡同出发。我们的车先开到北京医院，接上计苏华，并把洗胃设备搬到车上。随后，就朝东交民巷8号院疾驶而去。

　　北京医院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很快就到了。我和计苏华下车就直奔高岗的卧室。到现场一看，高岗已经死亡，再进行任何抢救已没有意义和必要了，所以尽管我们带来了洗胃设备，却没有派上用场。

　　顷刻间，苏联专家也赶到了，我印象中当时到高岗家的苏联专家是白祖比克。苏联专家到来后，才把高岗的身体翻了过来。在翻转的时候，我们发现床上有一颗胶囊，大概是高岗在吞咽时散落到旁边的。通过这颗胶囊，现场的医生们才得出高岗是吞服了安眠药的判断。

　　按以往的规定，高岗的秘书随即通过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同时也向中央保健委员会的负责人做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在我印象中，后来好像当时公安部保卫方面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现场。

　　高岗虽于1954年8月17日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但中共中央直到1955年3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才由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并于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决议》。我也是到了此刻，才比较清楚地知道高岗究竟出了什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