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国人们就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所激动、所感奋，于是乎，“盛世”的调子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某些人更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家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希望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轾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凌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凌细人”)这些方面，并非是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要大大超越了“贞观”年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

　　然而，历史的吊诡却表现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为后人所讴歌，最为后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核心内涵是“治”：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治世”与“盛世”的差异，当然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两者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这已经是少得可怜的费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二是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出于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唯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禀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献负刍之言;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其次，是两个时期的社会秩序的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困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污腐败的举措，又确保了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