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第一次会谈结束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走进来，对毛泽东说，宴会准备好了，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一挥手说：“不吃。”接着，由杨尚昆陪同，赫鲁晓夫一行乘车到玉泉山住所，直到晚上快11点钟才进了晚餐。

　　在赫鲁晓夫下榻的1号楼附近，有一座清代建筑，叫无梁殿。这座殿堂宏伟高大，没有栋梁，故称无梁殿。夏季烈日炎炎，殿内依然凉爽。据说慈禧太后在玉泉山避暑时常到这里乘凉。8月1日早晨，赫鲁晓夫的卫士长李托夫琴科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说赫鲁晓夫的卧室太热，睡不好觉。当时玉泉山别墅还没有安装空调设备，北京的盛夏高温炎热，难怪苏方客人无法入睡。李福坤马上安排服务员把无梁殿打扫干净，安放了席梦思床，挂上蚊帐。他告诉李托夫琴科，中午可以在殿内休息，但夜间蚊子太多，最好回房内休息。这天中午，赫鲁晓夫在无梁殿休息，非常满意。晚上他仍坚持到无梁殿睡觉，睡到半夜被蚊子咬了几个包，不得不搬回室内休息。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泽东时开玩笑地说，同你们吵架，连蚊子都帮你们忙。

　　会谈结束后，我们翻译组连夜整理记录，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抄写完毕，大家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休息。早9时许，叶子龙给我打电话，叫我把昨天的会谈记录给他送去，他在游泳池等。我们觉得很奇怪，历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同苏联使节的谈话记录，我们都是交给杨尚昆，由他审阅后批交中办机要室印发，叶子龙从来没直接向我们要过会谈记录。于是我赶紧向杨尚昆办公室报告，值班的秘书说，既然叶子龙要，就给他送去，可能是哪位首长要看，他将报告杨尚昆。中南海的游泳池有两个，一个是室内的，另一个是室外的，两者中间有一个篱笆墙相隔。室内游泳池设施齐全，后来进行改建，增加了大的会客室、书房、卧室、餐厅、厨房，以及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的办公用房，等等。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就在那里居住。我带着记录稿到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告诉我，首长在室内游泳池的院子里等。走进院子，只见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坐在一把竹编的椅子上。我记得，江青留着短发，穿着深蓝色干部服，翻出白色衬衣领边。叶子龙站在旁边。我连忙把记录稿交给叶子龙，他对我说，这是江青同志，又对江青说，这是中办翻译组的阎明复。江青朝我点了点头。我说，昨天主席把赫鲁晓夫痛斥了一顿。说完我就走了。这是我在中南海工作十年中唯一一次见到江青。

　　尤金当了替罪羊

　　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中，赫鲁晓夫把责任推到尤金身上，说尤金错误地转达了他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他想都没有想过要同中国搞共同舰队。从赫鲁晓夫决定到北京来的那天起，尤金就“病倒了”。本来尤金应该列席这次会谈，但他的这个使命由公使衔参赞安东诺夫取代了。的确，忧心如焚的尤金血压升高，眼疾复发，最后被人用担架抬上了飞机，回莫斯科治病去了。

　　尤金是苏联的著名哲学家，曾任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20世纪50年代初，应毛泽东的约请，斯大林派尤金来华进行学术访问。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在访苏过程中深感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认为毛本人是民族主义者，是“半个铁托”。为使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的实际情况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著作有全面的了解，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希望他能派一位哲学家去中国看看他的文章，并实际考察中国的现状。于是斯大林派尤金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在访华期间，毛泽东经常会晤尤金，同他彻夜长谈，介绍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胜利后面临的种种困难，探讨诸多的哲学问题。新中国成立初组建的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班子，把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译成俄文，供尤金阅读。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多次安排尤金到中国各地实际考察。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后来，苏联政府任命尤金为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一向很尊重尤金，不仅仅把他看作苏联大使，而且还当作一位可以与其交流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朋友。每当尤金求见时，毛泽东总是抽出时间及时接见他。即使毛泽东在外地，也要把尤金接去亲自接见。根据我们中办翻译组了解的情况，只有几次实在无法安排会见时，毛泽东曾委托刘少奇或周恩来接见了尤金。这次，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中，尤金受到严重打击，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训斥，甚至免去了他驻华大使的职务。

　　1958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交给我一封毛泽东致尤金的信，要我们翻译组译成俄文。信的主要内容是对尤金表示慰问，并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医、中药，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我们翻译组把这封信译成俄文以后一直等待上级指示，何时发出，是否通过苏联驻华使馆转交尤金。但是三天以后王稼祥来电话说，信不发了，作废，把信稿销毁了吧。

　　过了一段时间，尤金回到北京，在北京医院继续治疗。

　　这里还要提到，当时尤金的夫人已去世，这次他返回北京准备同一位苏联女士结婚。于是，尤金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据苏联使馆驻华二秘罗满宁说，因为牵涉到遗产问题，不能不及早办理结婚手续。言外之意是，如果尤金不幸逝世，而且没有办理结婚手续，那么这位未婚妻将落得两手空空，无法分享尤金的遗产。罗满宁的解释引起我们不少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