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但因日本对国际舆论的运作，使其逃过了应有的制裁。

　　

　　甲午战争中，日本媒体上对清军的侮辱性漫画。　资料图片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成功掌握了舆论传播与危机公关，而中国在此方面则表现得一塌糊涂，两国惊人的舆论反差让后人唏嘘不已。

　　媒体：处心积虑与虚妄自大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媒体已经非常发达，大都被反对党掌握，可有效制衡政府权力。明治维新后，西方的媒体运作理念就已经扎根日本。相比而言，中国的媒体正在起步，由洋人投资，国人参与管理，虽同样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但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在与政府的较量中，还是相对比较弱势。而清政府连操控媒体进行舆论宣传的意识都没有。

　　兵马未到，舆论先行。战争开始前，日本媒体发动新闻宣传战，向世界宣传朝鲜独立论、义战论，蓄意制造中国威胁论、满汉矛盾，甚至是日本人优越论，说日本攻打大清国纯粹是文明消灭野蛮，是对中国百姓的救亡。在此宣传战中，《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中央新闻》等媒体纷纷卷入。

　　日本精心的宣传策划赢得了世界的普通理解与支持，一个“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日军同样也吸纳了日本众多随军媒体记者，包括西方媒体记者在内，随军记者多达114名，另有11名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如今，我们看到的关于甲午战争的照片很多都是当年日本随军摄影记者留下的。随军记者的参与，让日本牢牢掌握了话语权。一方面，随军记者的稿件时效性强;另一方面，记者深入一线，亲历战争，稿件更具真实性，细节更能打动人。再者，还会吸引众多世界媒体进行转载分享，为日本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再看看中国的媒体，虽然也是报馆林立，也关注战争，但表现明显差了一大截。在战争开始前，中国的媒体宣传的不是战争动员，而是对日本的不屑一顾，包括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上海《申报》等媒体，无不如此。在他们的记者眼中，日本就是“东夷之邦”、“撮尔小国”，与中国开战，是学生打老师，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

　　中国的媒体虚妄自大，而清政府也没有现代传播理念，不知道如何利用媒体争取舆论主动。在出兵朝鲜时，清军拒绝了所有媒体的申请，包括西方媒体。不仅如此，在开战后，清军竟然将两名误入清军阵地的媒体记者杀害。这种拒绝与媒体对话，自觉将自己与世界隔离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愚蠢的。

　　战争开打后，中国的很多媒体仍然沉浸在意淫中。例如当中国的“操江号”旧军舰被日军俘获时，《字林沪报》竟然讽刺日本拿中国的又小又破的旧舰艇当宝贝。而清军在朝鲜溃败时，中国媒体又自欺欺人，大肆编造假新闻，将惨败粉饰成大捷，如牙山大捷就是典型的一例媒体造假丑闻。假新闻甚至蒙骗了路透社，新闻转载后，迅即成为国际笑话。

　　如果是消息不灵通，以讹传讹还可以谅解，有些媒体竟然喜欢乱编故事，非要将新闻写成小说。在前线惨败的情况下，上海《点石斋画报》报道，有娘子军为夫报仇，编队扛枪赴朝鲜抗日。文章写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还有皇帝的话，如：“何必使妇人从军，为外邦见笑耶?”

　　假新闻如同狼来了，导致中国媒体公信力丧失殆尽。当日军进入旅顺进行大屠杀时，中国媒体的声音在世界上普遍被忽略，反倒让日本伪装的优待战俘、亲民如子的摆拍新闻占了上风。难怪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对《纽约时报》抱怨，中国媒体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

　　公关：精心策划与盲目应付

　　舆论风向被日本媒体牢牢控制，中国方面非常被动，更悲哀的是，清政府包括李鸿章在内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外交公关方面，日本又抢占了先机。日本发动驻外使臣大造舆论，同时贿赂国际媒体、收买外国专家，不惜扭曲事实，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进而粉饰为正义之举、文明之战。与此相比，中国的驻外使臣甚至都不懂英文，面对外国媒体根本毫无作为。

　　为了能够与国际舆论快速接轨，日本秘密高薪聘请了58岁的《东京时报》英文版美国高级编辑豪斯，请他担任甲午战争公关宣传的总策划。豪斯久居日本，不仅是日本通，对欧美政治军事更是非常熟络。事实证明，豪斯很好使，他对日本的国际形象包装、危机公关与对外宣传都非常成功。

　　日本赖在朝鲜不走，还煞有其事地提出了改革方案，要求中国参与。中国对此大骂日本无耻、不要脸，但“正义”又站在了日本的一边，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对日本表示赞赏。豪斯率先搞掂了老东家《纽约先驱报》，该报认为，由日本主导改革是必须的，不能让朝鲜再受野蛮中国的统治。《旧金山检查者报》甚至直接指责中国过分压制朝鲜，赞扬日本是给朝鲜带来活力。美国媒体与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才是思想进步的阳光少年。更有人认为，这都是美国的功劳。

　　日本驻美大使栗野慎一郎与驻英国兼德国公使青木周藏联合策划对外宣传，号召日本在外的大使、专家学者积极行动起来，争取在世界各大媒体上发声。二位也不是光说不练的主，时常亲自操刀上阵。在他们的忽悠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原来是一个野蛮的恶人。

　　更绝的是，日本利用危机公关不断嫁祸中国，让中国背黑锅。英国“高升号”商船被日军击沉，中国本来准备借此机会联合英国打击日本。谁知日本反咬一口，竟贿赂英国媒体，收买英国专家为日本辩护。日本的文献记载，日本收买英国中央通讯社，2000日元发一条消息，给路透社是606英镑。最后，经过媒体与专家组团一忽悠，英国政府便把气撒到了中国头上。而当时的大清国驻英法公使龚照瑗居然不懂外语，大小政务全部要听英国属下的翻译，英国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然后就汇报给清政府，如“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等，对欧洲媒体与民众的舆论等信息没有丝毫的重视。

　　最丢人的是，《旧金山早报》记者欲采访大清国驻外领事，领事说英文很费劲，对美国记者的采访自然比较抵触。一顿不耐烦的应付后，转而交给自己的秘书。而领事的秘书竟然对美国媒体大幅报道的甲午战争熟视无睹，一问三不知。美国记者不断向这位秘书描述战争情形，如北洋海军惨败，很多官兵被日军炮击致死时，秘书都只是边笑边摇头。美国记者最初以为秘书在玩一种否认的外交策略，结果聊得深入后发现，秘书真是不懂。

　　舆论：热情高涨与麻木冷漠

　　与媒体宣传、外交公关几乎同步进行的则是国内的战争动员。国内百姓对战争的认知、参战热情等都是关乎战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点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中，日本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满汉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是朱元璋的发明，结果却让日本人用在了甲午战争上。在日本人看来，自己才是中华优秀子民，而中国正处于异族铁蹄蹂躏下，属于应该被解放的。反观中国，无论是国内百姓还是外国侨民，对战争既麻木又冷漠，对国家兴亡丝毫没有参与感。如此战争，其实胜负已分。

　　一直以来，日本人以黄种人中的上等人自居，认为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抱团取暖对付白种人。但抱团的前提是，日本要改造中国人这种劣种黄种人。同时，日本政府大肆向国内民众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论调。一时间，日本国内战争热情高涨，参军踊跃，士气高昂。在《日清战争实记》中，记载了一位日本叫森鸥村的父亲写信鼓励前线征战的儿子的故事。这位日本父亲熟练使用汉语言，全部文言文写作。日本父亲认为日清战争是“伐异类、戮异类，以声我义，扬我威，实千载一时不可失者”。信中可见，父亲将儿子赴前线作战视为保家卫国之荣耀。最后，父亲还不忘叮嘱儿子，莫贪功名富贵，“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

　　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国内，普遍将对华的侵略战争视为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普通百姓视前线作战为保家卫国的责任与义务。如此氛围下，日本上演了一幕幕送亲人上战场的感人场景。父送子、妻送夫，高唱军国主义歌曲为亲人送行。这点也是日本政府乐于看到的，更是日本向民众发动舆论战的胜利。

　　日本国内的爱国热情也传导给了国外侨民，美国日侨纷纷组织爱国联合会，积极为战争募捐。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更有年轻的留学生时刻准备着，军训备战，随时准备应招入伍。此举竟然感动了美国人，帮助日本人打压中国人。

　　与日本人的热情高涨、自信满满不同，中国人则对这次战争毫不关心。国内百姓在大敌当前之际，个个非常淡定，前边战事吃紧，后边紧吃，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为何会这样?其实，不是中国人厌战，更不是怯战。因为在中国百姓看来，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大清是满族人的大清，亡与不亡，都与自己无关。即使出兵打仗也应该由满族人去打。美国的华侨也是如此，家事国事天下事充耳不闻，每天只关心眼前的小生意，烧香拜佛。就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亚特兰大宪政报》的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一个名叫山姆·辛的华人，这个华人也实话实说：“没有任何影响呀，我们一样忙于洗衣赚钱，不会去参战。中国皇帝要我们去参战，我们才不去呢。”

　　在中国国内，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发现，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甚至希望日本打败中国，因为可借此推翻清政府。而大清正规的部队甚至害怕得尿了裤子，当时的冯玉祥在保定亲历了这尴尬一幕。他事后回忆道，“官兵们骇得失神失色”，“部队开拔时凄惨一片”，“男女老幼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冯玉祥为此感叹：“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荣耀，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不仅如此，宣传反满的日本军队甚至受到了中国百姓的夹道欢迎。《日清战争实记》记载，辽宁丹东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第一军司令长官山县有朋大受感动，免除税款安民。对此，百姓称赞叫好，更有年轻人投入日军效力。在日军进攻台湾时，日军将自己打扮成“反清复明”的义军并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战后，有英国人感叹“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英国人认为，此役非中国与日本之战，实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战。李鸿章也无限感慨“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无论从媒体宣传、外交公关还是国内舆论，中日皆反差巨大。何以如此?或许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甲午战争前，中国与日本同时开始革新开放，即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而日本改革的是“体”，中国改革的是“用”。可见，没有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进步都是虚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