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6日，参加海南省“新时代红色娘子军之旅”的队员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看望当年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卢业香老人(中)。

　　

　　当年海南琼崖红色娘子军的战士。新华社发

　　红色娘子军诞生于20世纪前半期海南的特殊社会形态中。

　　2014年4月19日，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仙村，100岁的卢业香老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儿子翁祚雄紧攥着母亲的手，但终究没能挽留住最后那一丝余温……从此，世间再无红色娘子军。而在她们身上交织缠绕80多年的硝烟和温情、荣誉与毁谤，终于随她们步入历史的尘埃。

　　从“守望妇”到女战士

　　红色娘子军诞生于20世纪前半期海南的特殊社会形态中。

　　85年前的海南，是广东省辖下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偏远海岛，仅有“若干副产物或特产物可盈余运销外洋”，经济凋敝，人们谋生艰难，于是也和闽粤民众那样，许多男性选择了下南洋谋生，也有部分人渡海去大陆。而妇女大多留在家中支撑家业、养老携幼。

　　异域他乡谋生谈何容易，因此，男人们往往一去经年，甚至十几年不归，即便偶尔回家，也犹如探亲之旅。这使得妇女们在家中犹如“守活寡”。那时的海南，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守望妇”。男人们还有遭遇不测而客死他乡的，这样的“守活寡”，就会变成真正的无望、绝望。原娘子军连排长王运梅，就是这样一位守望妇。1930年代初，王运梅新婚不久，她的丈夫便去了南洋，留下她一人在家守望。

　　当时海南社会中女性地位很低。海南方言叫男人“公爹”，叫女人“衣服”。在如此性别观念下，人们甚至认为“守活寡”是“美德”，如果女人要主动提出改嫁，就会遭到公婆的反对以及社会的非议。正如另一位娘子军女战士王先梅自述的，当时的女孩子都没有书读，七八岁就开始放牛，一般到15岁左右就都嫁人了。

　　连长庞琼花，4岁时便由父母包办与本县题榜村一李姓人家订婚。这样的包办婚姻普遍存在，称为“定命”。1927年冬，其兄庞隆香参加琼崖红军，庞琼花在胞兄影响下加入了少年先锋队。这年她才16岁，李家迫其过门成亲，她宁死不从，坚持参加红军。

　　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缺失，使得这些年轻妇女极度渴望生活的改变。正在此时，1930年4月，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和琼崖地委，发出了一张布告：“英雄的乐会县妇女们，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

　　布告发出后，短短一个月，就有七百多名妇女报名。1931年5月1日，经过筛选的一百多名妇女，在乐会第四区(今琼海市文市乡内园村)小学的操场上宣誓，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也就是红色娘子军宣告成立了。特务连连长为庞琼花，冯增敏、庞学莲、黄墩英分别任一、二、三排的排长。全连103人，除两名庶务、挑夫和一名小号手是男性外，其余都是女性。

　　王运梅后来回忆说，顺利入伍后，部队给每人配备了一套军服，还都剪了短头发，周围人称她们为“红军哥”。“入伍时我知道这支队伍是要打仗的，但也没感觉害怕，只知道被枪打中了才会死，打不中就不会死。”

　　她们接受了完全军事化的训练。直到70多年后，“阿婆精神好的时候会把拐杖当作步枪，敬礼、拿枪、托枪立正，一套动作下来看上去仍然十分标准”，王运梅的外孙女马世菊说。

　　500多天里的50场血战

　　女子军特务连由琼崖支队总部直接管辖，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和宣传工作等一些特殊任务。然而随着国共内战形势变化，她们很快投身到了战斗中：伏击沙帽岭、火烧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文魁岭保卫战……

　　血与火的实践很快证明：这群女人不仅敢打，而且真能打。琼崖革命领导人冯白驹1968年曾回忆说：“有一次娘子军参加主力作战，打败敌军后，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女子军还占第一位。”

　　这百多名女兵，在其存在的短短500多天里，竟与国民党军血战了50多场。在媒体的转述里，当年的卢业香曾是这样的形象：“搏斗中，卢业香一个矮身，敏捷地躲开一个端着刺刀刺来的敌兵，但左手中指却被戳断，鲜血直流!敌兵举刀再刺!危急时刻，卢业香掀起一把沙土蒙住敌兵的眼睛，继而死死咬住了敌兵的手。”

　　卢业香还曾化装成农妇，孤身深入国民党军据点附近侦察，带回宝贵的情报;甚至还赤手空拳俘虏国民党的两名“民团”。部队化整为零后，她回到家中，这里森林茂密，尽管敌人经常搜捕，但机智的她凭着对地形的熟悉，每次都让敌人扑了空。

　　但到1932年，随着国民党军加大围剿力度，“红色娘子军”连同中共领导下的整个琼崖支队，都面临生存环境急速恶化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时候，发源于中央苏区的“肃反”“反AB团”，也波及了琼崖支队。从1932年春末起，女子军特务连除了撰写宣传标语等，还执行了一项看守“犯人”的特殊任务，这些“犯人”除了革命对象如地主、富农和当地官员外，大多是从红三团内部“肃反”出来的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和“托派”成员。

　　“肃反”造成了琼崖支队重大人员伤亡，全县被错杀的不下600人。甚至“女子军特务连”原连长庞琼花也成了“肃反”对象，她被隔离审问并投入监狱，所幸她没有被枪毙，成为为数不多的“肃反”幸存者之一。

　　作为女人，特务连女兵们对“犯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据说她们是“边看守‘犯人’边流泪”。但这无法改变琼崖支队被恶性内耗严重削弱战斗力的现实。

　　1932年8月，陈济棠派国民党警卫旅陈汉光部围剿琼崖革命根据地，刚刚成立1年零3个月的女子特务连，奉命与红军一营在马鞍岭进行阻击，迎来了最为惨烈的一战。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特务连二班八名红军女战士与一个营的男性同胞，在此阻击多出他们总数近一倍的国民党正规军。史载，此战极为惨烈，红军方面打到弹尽粮绝后，退到山坡高地，用石头砸，用一切可以杀死敌人的方式作战。战斗结束后，8名女战士全部牺牲。

　　这是红色娘子军大规模战斗的终结。此后，国民党军继续调集大量兵力围剿，形势对琼崖红军越发不利。到1933年春，琼崖红军基本已被打散，而初建时有104人的红色娘子军，在牺牲19人又陆续失散部分人员后，也宣布中止活动，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狱中的艰难抗争

　　她们告别了短暂的血火岁月。但从加入“娘子军”的那一刻起，她们便已注定了不平静的一生。试图回归原有的生活轨道，却发现，再也摆脱不了随时代巨浪浮沉的宿命。

　　她们嫁给曾对垒过的国民党阵营人士以期庇护家人，在建国后却给家人带来厄运;她们为之付出热血和青春的理想时代终于来临，她们中的一些人却不被认可，且被划入另册……

　　部队解散后，庞琼花打算回老家，但还没有离开母瑞山境，她就被捕了。“刚迈出共产党的监狱，又被拖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她和冯增敏、黄墩英、庞学莲等人，一起被关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狱，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被当作反面教材带到各地参加群众大会。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记载：“旅长均许改过自新，带赴各区开会，说明女子从匪之痛苦及绝望，听者信之，此种宣传，收效甚巨。”

　　1933年底，他们被转移到省会广州的监狱里，后来又被押解到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在感化院期间，她们被要求诵读“总理遗嘱”，下地种菜或到生产毛巾等生活日用品的小工厂干活。据《红色娘子军战史》记载，她们在狱中进行了持续抗争，“放声臭骂国民党与陈汉光”“砸坏了监房的木质工字窗”“打碎了狱中用具陶瓷器皿”。

　　难以回归的战后生活

　　直到1937年12月底，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后，被关押的“女子军特务连”成员才被释放。她们出狱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重新选择生活方式。地方战史研究者庞启江说，当时的琼海农村，女孩子大多很小就会被许配订婚，15岁左右就生孩子。25岁前如果还没结婚，则会被在族谱上除名，然后逐出家门。

　　而她们出狱回家时，大多已二十五六岁，于是被家里逼着嫁人。但她们可嫁的对象，几乎没有选择：按照当地风俗，地方上的普通人家不会娶这么大年纪的姑娘。而且，她们的红军战士身份对婚嫁而言并非好事。信息闭塞的当地农村，许多人相信“女子上山是给共产党当共婆”。她们只能嫁给国民党人士，或是有点身份的地方士绅。

　　黄墩英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她出狱回来时，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离散的家：曾任地方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和当红军战士的弟弟，在她被捕的同时，都被国民党军杀害了。同为红军战士的哥哥，则为逃避通缉流亡到了南洋。不久，在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小妹妹，在山上放牛时也失踪了……

　　就这样，一个六口之家，只剩下母亲一人孤苦伶仃，终日以泪洗面。黄墩英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家种田，陪伴母亲。正在此时，邻区有个国民党区长前来求婚，原因是原配生一女儿后，再也不生育。

　　最初，黄墩英无意嫁人，但经不住母亲苦苦相劝，加上那位区长求婚热切，最后答应了。但她不曾想到，这竟是她后半生悲剧的伏笔。

　　“有文化、特会讲话”的女指导员王时香，也嫁了一位比她大15岁、瘸腿的国民党军联防队长。因为母亲害怕女儿当过红军、坐过牢会连累全家，希望她嫁给这个联防队长，以寻求庇护。王时香显然不愿意，但在全家人的安危和自己的幸福之间，她最终选择了前者。她唯一能做的，是说服丈夫不为国民党做事。丈夫也同意了，于是辞掉联防队长职务，到一间学校做了会计。但1950年解放军登陆海南岛前夕，他害怕被解放军清算，又回到了国民党军中，后来竟死在了军队里。

　　活下去需要勇气

　　1950年，解放军千艘木帆船登陆海南岛，国民党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薛岳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后，解放军迅速挺进海南内陆，娘子军曾经以生命为代价为之奋斗的目标，此刻终于实现了。

　　但连长庞琼花没有等到这一天。从感化院回来后，她嫁给了乐会县国民政府一名叫王汉文的文书。与庞琼花同乡同宗的庞学莲说：“我也不知她怎么想的。当初父母为她选‘番客’，她都抗命，现在却嫁给人做二房……”如果庞学莲想想自己同样接受了“一夫二妻”的残酷现实，她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在理想破灭的情况下，选择活下去同样需要勇气。日本占领阳江后，王汉文与庞琼花不愿到维持会任伪职，到会山区三洲乡加毫园的山上过隐居生活。日伪军队包围了加毫园，打死了王汉文。

　　庞琼花长相好，日寇将她带回阳江欲施强暴，庞琼花极力反抗并咬伤日寇手指，日寇恼羞成怒将庞琼花杀害。不过，庞琼花并没有被解读为一位女英雄，尽管她和她那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丈夫正是由于坚持民族气节而付出了生命。庞琼花一直是具有争议性的，理由是她在被俘后“被敌欺骗，讲些不利于革命的话”。这也是后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之所以要将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由吴琼花改为吴清华的原因。

　　《红色娘子军》的另一个原型，则是娘子军入狱八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冯增敏。

　　性格坚毅的冯增敏，出狱后不久就继续上山寻找党组织，并嫁给一位红军士兵，但怀孕后不久，丈夫不幸战死。不久，冯增敏生下遗腹女，含泪将年幼的女儿送人后，便投入工作，直到建国后才将女儿认领回来。

　　冯增敏是建国后唯一一位当上干部的红色娘子军战士，“文革”前她担任琼海县妇联主任。作为战斗英雄，她曾被毛泽东接见，并获赠一支全自动步枪。也是她，给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最初的素材，给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很多灵感。

　　但更多的娘子军战士，在她们梦想的新时代里并没有等来幸运和希望：1951年黄墩英那位有国民党区长经历的丈夫被处决，她本人则在窘困中勉力赡养老母亲与3个幼子。

　　六亿人观看《红色娘子军》

　　女子军特务连，从组建到解散总共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幸存的战士们在复归平静生活后，也慢慢被历史和时代遗忘，或者说，大时代从来没有清晰记得她们的搏命往事。但当他们步入暮年时，却意外地名动天下。

　　那是1956年，海南军区得到一个开展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的通知，当时22岁的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被指定完成这一工作。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刘文韶发现了一句只有19个字的记载：“琼崖独立师下属有一个女兵连，全连120人。”写在一张破旧的油印纸上。

　　刘文韶当时想，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女英雄很多，然而成建制的完整红军女兵战斗连队，还没听说过，琼崖红军中有这样一个女兵连，“很可贵，这应该是一个重大题材，应该下功夫挖掘”。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军区政治部和宣传处领导的全力支持。

　　但当时他能找到的史料，就只有一句简短的历史记载，除了这个线索，其他什么文字材料都没有。但海南军区副司令员马白山将军很肯定地告诉她：“当时确有一个女兵连。”而后，他求助于当时的海南区党委，与摄影记者王学海一道，首先找到了乐会县委，找到了第一位采访对象，正是时任县妇联主任的冯增敏。刘文韶后来回忆，当时的冯增敏，大约40多岁，个子比较高，大眼睛，留着短发，皮肤黝黑，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就这样，他开始了在乐会县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

　　健谈又记忆力很好的冯增敏，由于过去从来没有人采访过她，这一次非常激动地讲起了女兵连许多往事。特别是在讲到由于革命低潮的到来，女兵连在和主力红军失掉联络后，不得不分散隐蔽，在莽莽雨林里艰苦跋涉，许多姐妹壮烈牺牲时，泣不成声。

　　两个星期的采访，刘文韶基本弄清了女兵连从成立、发展到解散的历程和其中的主要事件。然后，他到乐会县及海南乡村采访了其他的女战士，再回到广州拜访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琼崖支队主要负责人冯白驹将军。

　　一年后，刘文韶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完成，他将女子特务连称为“红色娘子军”，该文发表于1957年8月号的《解放军文艺》。而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同名的单行本，收入工农兵创作丛书，仅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3月，就先后两次印刷，共发行6.2万册;《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星火燎原》也把本篇收入进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函要改成电影剧本……

　　真正让红色娘子军家喻户晓的，是1961年谢晋导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剧中琼花和10岁便与“木头人”结婚的连姐一起参加娘子军的经历，还有海南的蕉风椰雨中“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响彻了大江南北。此片不仅创下了当年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盛况，还荣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多个奖项，以及建国后首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又将《红色娘子军》搬上舞台，成为大陆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洪常青、吴琼花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从英雄到“叛徒”

　　但现实中的人物命运，却与艺术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文革”开始后，英雄的“娘子军”尤其是坐过牢的几位连排长，转眼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徒。当权的地方造反派没有找到冯增敏任何叛变的证据，只是根据逻辑推理：“你如果不叛变，国民党为何会释放你?”

　　此间，王时香、黄墩英都屡遭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王时香有一次挨完批斗回到家，看到两个孩子饿得流着口水，“困在房子里，就像两只狗在门口”，她就觉得“这边被人家斗，这边回到家里没有饭吃，这样的命运带给孩子也不好”……就把绳子吊在房上，准备上吊。是她那已经懂事的大儿子挣扎着起来，“妈妈妈妈，你干吗呀，你是不是要死呀?”把椅子一推，孩子就在下面抱着她、顶着她，然后大叫起来，邻居发现后救下了她。

　　“文革”开始后不久，冯增敏就被开除公职，回老家务农，因为她是“叛徒”。身心双重摧残，使得她在战争年代落下的胃病日渐沉重。某天放牛时，因为两头公牛打架，她想把牛拉开，却被牛踢了一脚，口吐鲜血，从此更加虚弱。1970年，冯增敏患肠梗阻，痛得满地打滚。她家地处偏僻的阳江江南村，到公社卫生院得过一道河。当时，天下大雨，河水猛涨，无人抬送，又找不到渡船。于是，这位一生坚毅的娘子军连长，就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苦苦煎熬，直到断气。

　　风暴散尽已是1970年代末，冯增敏等四人被平反了。中共琼海县委还为冯增敏补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而后，健在的“娘子军”有了民政部门每月固定的生活补助，海南省妇联常年为她们提供医疗补贴。海南某集团还从公司设立的“海南和平进步基金”中拨出专款给娘子军老战士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直至老人去世。

　　“最后的琼花”

　　这个时候，老战士们已渐渐凋零。据1984年海南省党史部门调查，当时健在的娘子军老战士已不到60人。

　　后来黄墩英、王时香于2000年前后陆续去世。1998年，87岁的王时香到北京看了一次天安门，这是她多年的夙愿。但谁也没想到，回海南后仅仅3天，她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原二连指导员庞学莲，则平静地生活到1999年。到2002年，娘子军仅剩下21人，分散居住在琼海的阳江、文市、九曲江等8个农村乡镇。

　　2000年，琼海市白石岭景区“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落成，并被中宣部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运梅、欧继花、卢业香、王先梅等4位健在的娘子军也被请进纪念园。每天，她们头戴八角红军帽，佩带工作卡，容光焕发，与游人见面、合影，唱当年的红军歌……

　　2013年9月14日，娘子军老战士王运梅去世。2014年3月，另一位99岁的老战士潘先英去世。至此，琼海市的卢业香成了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建成后，卢业香与王运梅便同住一间房，形影不离。2004年，卢业香因患上多动症，搬离了纪念园。多动症治愈后，她又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记忆丧失，认识能力退化，连家人都不认得了。

　　但在2013年9月王运梅逝世时，听到儿子翁祚雄的讲述，卢业香有了反应，眼里淌出了泪：“运梅婆，你先去了，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其实，王运梅去世时已经103岁。

　　这以后，清醒时，卢业香总是坐在檐下，睁眼茫然地看着远处，看着天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客厅里电视一直开着，只要有战斗场面的枪炮声，她就会一个激灵醒过来，看得可起劲了!”翁祚雄说，更多的时候，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昏昏欲睡，也许正在滑向人生的终点，也许正在回到梦里的烽火椰林，回到80年前血与火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