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一个春节后的傍晚，我在上海西区中西酒楼的门檐下等候一起插队的知青，我们是约好当晚聚会的，这也是大家分手二十余年的第一次聚会。

　　难得下雪的上海，此时竟飘飘扬扬地飞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眼前已一派北国景象。难道老天有眼，为我们这些东北插过队的知青来点当年的背景!为避雪，门檐下的人显然多了起来。有一个女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似乎也在等人。由于地方狭小，很是不自在，我不由地打量起她来。她穿着还算时髦，但缺少身段的衬托，咋一看发型和化妆也可以，可细一推敲就叫人不舒服了，纹眉象二条扭动的蚯蚓，鲜艳的口红将脸衬得有些苍白，苍白中又将细细的眼纹无遮无掩地显露出来。这一定是个饱经沧桑的女子，我想。“啊哈，你俩来得真早哇!”从飞雪中闪出的薛萍萍笑嘻嘻地朝我大声说道，却把我弄懵了，明明只有我一人等到现在，哪有其他什么人。我左顾右盼地问：“还有谁?”“谁，河水你还没有认出来呀，这不是孙琳娣吗!”薛萍萍指着在我身旁晃了半天的女人说。我再仔细一看，可不，的确是她，原来没认出来真是罪过。当年的孙琳娣漂亮羞涩，一副好身段，可谁想到二十六七年后的孙琳娣是这样的呢。

　　这次聚会之后，我陆续知道了孙琳娣的一些故事，那是一个知青，一个女知青真实的辛酸史。从1970年开始，村子里的知青抽调的抽调，找门路的找门路，陆续离开了农村。最后，只剩下两对已结婚的知青和一个孙琳娣。原来热热闹闹的集体户，此时只有她一个孤身只影。

　　刚下乡的孙琳娣，身材修长苗条，言语不多，见人只是微微一笑，显出两个漂亮的酒窝。我离开早，与她接触不多，但知道她是个直性子的人，且很是幼稚，说话直来直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也常常得罪人。老乡们背后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不谦虚，与贫下中农没感情，她之所以在乡下留到最后，恐怕这是主要原因。她的不幸，大概也是如此。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曾经热热闹闹的知青点就剩她一个，白天，出工干活人多还好，晚上回到土屋，孑然一人，孤苦零丁，只有伤心和苦涩。一个人无法起火做饭，她就到老韩家搭伙。原来，每遇知青的粮食霉了或柴草淋湿了，队里就让知青到老乡家搭伙，次数一多，搭伙的老乡家就相对固定下来了，这些年，孙琳娣一直就在老韩家搭伙。老韩家就三口人，韩大爷患慢性支气管炎，成天咳个不停，里里外外全指韩大娘张罗，她可是个能干人。他们有个儿子叫韩兴成，我在乡下时觉得他还是个小嘎子(东北方言，指小孩)，挣半拉子工分，整天跟在我们知青后面跑。一个农村孩子，倒也长的浓眉大眼，象模象样的，别看韩兴成个小，其实，他跟我们知青年龄相仿。一天下大雨，晚饭后，韩大娘对孙琳娣说：“闺女，下这么大雨，别回去了，就跟大娘住吧，比你回去空落落的一个人强。”孙琳娣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以后，每逢刮风下雨，她就在老韩家住，她也真不愿意一个人住在那空荡荡的知青的土屋。时间一长，屯子里的人开始风言风语，有人朝韩兴成开玩笑，说他本事真大，一分钱不花弄个媳妇，还是上海人。人们背地里指指点点，说这说那，甚至有小孩跟在孙琳娣后面喊“老韩家的媳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本来没影的事儿，被人们传来传去，倒生米煮成熟饭了。这年腊月，孙琳娣怀孕了，是韩兴成的种。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在老韩家房后商量着。

　　韩兴成说，既然这样，赶紧结婚吧。

　　孙琳娣说，不行，结婚不就一辈子在这儿啦。

　　那怎么办?

　　打胎!

　　听说从房上往下跳能把孩子跳下来，孙琳娣在老韩家屋顶上往下跳了两回，孩子没跳下来，差点儿摔断了腿。又听说骑马能行，韩兴成牵着匹瘦马在草原上遛了一天，屁股都磨破了，也没把孩子给颠出来。实在没法，她就尽找那些孕妇禁用的药来吃，想既然孕妇禁用，就可能把肚子里的累赘打出来。一时间，她肚皮上尽贴的伤湿止痛膏，因止痛膏上写着：孕妇慎用。过来的人都知道，万一她打胎的方法灵验的话，她将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是偏远的乡村，离最近的镇医院有五十多里路，马车要颠簸大半天才能到，只要一点差池就能要了她的性命!最后，女知青孙琳娣决定回上海打胎。

　　她在上海住了大半年，本想在江南找个地方投亲，可托来托去事情也没办成，后来听说插队知青要大批抽调，就赶紧买了火车票又回到那个既偏僻又穷困的小村庄。事也凑巧，她回到村子的那天，正是韩兴成定亲的日子，老韩家在设酒款待亲家和媒人，很是热闹。原来，韩兴成他爹妈见孙琳娣一去不返，知道事情黄了，赶紧地托人给儿子说了个媳妇，本是表亲，一说即合，只等春节办喜事了。孙琳娣见老韩家如此这般，心里倒踏实了，本来，她就没有和韩兴成结合的意思，至于怎样怀上孩子的，谁也不愿，年青人一时糊涂。枯燥泛味、劳累辛苦的日子又开始了。孙琳娣为能够招工离开农村，积极出工，连生病都挺着。平时，她很少说话，更难得脸上有笑容，因为打胎的事，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但是，村子里的人并没有因此罢休，一个“破鞋”的帽子扣在了她的头上，在东北，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侮辱。

　　既然是破鞋，就有人想占她的便宜，小伙子半真半假地跟在她身后，嬉皮笑脸地嚷：“小孙啊，今晚我到你户里去，你可要留门呀……”“怎么样，到我家搭一伙吧，你看，我比韩兴成强多了。”这明里的调戏，孙琳娣倒也不在乎，她就怕晚上在门外转悠的二赖子，有些个甚至是几里地外其他村子的。所以，一收工，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胡乱吃点东西，无非是窝窝头或高粱米饭。无聊了，听一会儿收音机，有时听着听着，突然就哭了起来，她太向往外面的世界了，可是，抽调的消息还是没有。

　　开春后的一场透雨，催得苞米苗儿“哧哧”往上长，不多日子就有半人高，一遍锄才铲完，二遍锄就接上了。铲地不是细巧活，只要把草锄尽，不伤苗儿就行，孙琳娣下乡五、六年，干这活儿已驾轻就熟。这天，打头的白老二领着十来个劳力在西大壕铲二遍地，孙琳娣把着一条垄不紧不慢地摆动着锄头，她既不在前，也不落后，估计再铲一条垄就该歇憩了。

　　“打头的，你看看，这个孙琳娣咋整的，把好好的苗都砍了，都寻思啥来着?”说话的是韩兴成过年时刚娶的新媳妇。

　　孙琳娣回头看看自己刚铲过的地，只见东倒西歪地躺倒了好些苞米苗，她奇怪，明明自己一棵苗也未伤，怎么就倒了这么些呢?当她看见韩兴成媳妇那狡黠的目光时，她明白了，她气愤地骂了声：“不要面孔，贼喊捉贼!”“你骂谁不要脸，你才不要脸呢，你这个破鞋，看我不煽你……”韩兴成媳妇说着，冲到孙琳娣面前抡起巴掌就打。孙琳娣也不甘示弱，两个女人就扭在了一块儿。

　　打头的白老二跑过来，拉开韩兴成媳妇，骂道：“你还打人，这苗儿是谁砍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明摆着呢，骂你也是活该!”他又安慰孙琳娣说：“小孙，算了算了，她这个人谁不知道。”“放心，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白老二接着说。

　　果然，那天在西大壕的冲突发生之后，再没人在孙琳娣后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也没人敢骂她破鞋了。这个村子，老白家说话具有镇慑作用，白老二的大哥此时已是一把手队长了。挂锄前的一天，孙琳娣身上有些不适，就没有出工。下午她躺在炕上，就着凉水吃上海带来的苏打饼干，从早到这时她还没吃过东西呢。

　　“笃…笃……”有人敲窗子，女知青孙琳娣朝外望去，是白老二。她赶忙起身把门打开，只见白老二手里端着一只瓢，瓢里有七八只鸡蛋，他边往里走边说：“哎呀，小孙，病了就到我家去吃，让你嫂子擀点儿面条。”然后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将瓢往炕上一搁。“哎…啊，…是啊…我好多了，白组长，收工这么早?”孙琳娣觉得有点儿奇怪，这时候白老二应该领着大伙在地里铲地。

　　“这不是你病了吗，一个人也没个照应，大哥有点儿不放心，给你拿几个鸡子儿来。”白老二说。听了白老二此话，孙琳娣的眼睛湿润了，自从上海回来，还没有人这么关心过她。她感激地朝白老二看了看，说：“谢谢!真…真的谢谢……”一时语塞，竞抽泣了起来。孙琳娣这一哭，就有收不住的样子。她越抽泣越厉害，索性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她是哭自己的遭遇，哭自己的不幸。白老二取来毛巾，说：“小孙，别…别，你有事跟我说，放…放心，大哥会帮衬你的。”说着，拨开她的手，用毛巾替她擦眼泪，就势将孙琳娣的头靠在了自己的肩头，另一手搂了过去。孙一下子止住了哭，从白的怀里挣出来：“不…白组长…不，不行!”“小孙，你跟我好吧，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让我哥到公社讨个招工指标给你?”白急切地说着，又上前搂抱孙。孙挣扎着：“不…不行…”可白的胳膊还是紧紧地箍着她。此刻的孙琳娣突然明白了白的来意，原来他动机不良!“白组长，你还是快走吧，我要出去呢。”孙想尽早摆脱他的纠缠。

　　白老二早就对孤身一人的孙琳娣垂涎欲滴，上次西大壕发生的事，他觉得是天赐良机，于是就帮了孙一把。今天孙有病，他特意将村里的劳力领到远远的东甸子铲地，然后假装有事，自己偷偷地跑到孙琳娣的屋里来了。他原以为孙琳娣这个破鞋一引就会上钩，没想到会拒绝，该不会是装的吧?他开始动手扯孙的衣裤。这时，他有恃无恐，他想，不管怎么样，全村的人都知道孙是个破鞋，事情捅出去，人家只会认为是孙主动的。病中的孙如何敌挡这强壮男子，这时村子根本没有闲人来往，知青户的屋子又偏僻，任你怎喊叫也没有人听到。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下孙琳娣被白老二强暴了。白老二临走，扔下一句话：“你要想走，就别吱声!”

　　果然，收割之前，公社下来招工指标了，其中就有孙琳娣。从下乡那年算起，孙来到这个村子已经八年，如今，她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漂亮的姑娘了，在她的脸上，过早地有了川字，皮肤也一如当地农民，被紫外线灼得发红发黑，更重要的，是她心灵受到的创伤。女知青孙琳娣简单收拾收拾，扔下锅碗瓢盆和零散的东西，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她，将屈辱和贞操留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再来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