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美国人，1944年来到中国，在中共宣传系统任职，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一待35年，从激情、沉默，到觉醒，还有16年牢狱岁月。他曾评价这段岁月，“爱得不够聪明，却爱得很深”。采访/整理——徐臻、郑嫣然。

　　1946年，李敦白在前往延安的途中，结识了当时的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虽然两人交往不深，但给这位美国人留下了异常亲切的印象。

　　多年后，李敦白给习近平写信，提起当年与他父亲的旧情，并得到了回应。

　　1946年去延安，我前前后后走了45天，大部分是步行。大概是那年的10月15日前后，我过了黄河，到了陕北一个叫河口镇的地方，正好碰到习仲勋的吉普车在那里巡视。当时他是西北局的副书记，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偶然遇上的，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总理早就打过招呼。

　　他是个和蔼的人，带我去陕北的农村，还教给我一个绕口令“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这四个地方都在陕北，绥德是个大县，“姨婆”就是老婆，这几个地方他都带我去过，我们有时住在老百姓家里，还有两天住在一个大地主家里。地主是个开明绅士，拥护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高级干部亲热的跟农民在一起。他不带别的干部，就带司机，他一来，老百姓就出来了，叫他去家里喝茶。他呢，见这个问叔叔病好了没有，见那个问谁谁孩子生了之后怎么样。

　　后来我住在新华社的清凉山，他住在南关西北局，离的比较远，但每个礼拜，或者他过来，或者派人过来，看看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么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离开延安后，没有再见过习仲勋，但心里一直觉得他很亲。

　　1980年我离开中国后，主要在咨询行业，帮助美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帮想到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牵线搭桥。

　　习近平在福建的时候，因为几家美国公司到那里投资建发电厂，所以跟他有了联系。当时中美双方对电价有些争议，我很冒昧的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托我儿子带去转交。这封信说起来其实没什么逻辑，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回忆了当年过了黄河到延安一路的经历，讲了与他的父亲的交往，讲你的父亲对我那么好，现在我让我的儿子来，希望你也能像你的父亲当年帮助我一样帮助我的儿子。后来双方顺利进行了重新谈判，订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后来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我去浙江的时候，他刚好在外地，但嘱咐他的秘书给我送了几包最好的龙井茶，还写了条子说他不在。我们在当地听了很多对他很好的评价。

　　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我一直在媒体上留意关于他的报道和讲话。

　　我很赞同习近平谈怎么看待历史的讲话，他讲“人要全面的看，从历史上看”，最好的也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最坏的也不可能是没有一点点贡献的，要客观分析的看。

　　中国的历史，我自己经历的那部分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第一次被抓是在1949年。当时，苏联怀疑我是间谍，毛泽东答复斯大林，这个美国人是诚实的，不会有问题，但斯大林坚持，毛泽东只能把我抓起来。斯大林死后，冤案都得到了翻案，我被关了六年，也放出来了。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彭真都给我道歉，毛泽东有一次还当着八九国代表的面认错：“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犯错，他(李敦白)就是我们犯的一个错误。”但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人提到是苏联的问题。

　　现在中央在抓反腐败，力度很大，毛泽东当年是最会警告干部注意不要骄傲的。1944年，他在延安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纪念李自成推翻明朝四百周年写的。郭沫若写这些，是为了讲他掌权后腐败了，推翻了皇帝但学会了皇帝那一套，结果很快垮台了。当时，这是所有干部必读的，就是为了避免掌权后腐败。

　　习近平提的“中国梦”三个字也很有启发性。

　　十年以前在上海，我在一个投行大会上做报告。一个49岁的投资基金老板找我说，能不能请你吃个午饭，想跟你聊聊。他原来是北京人，后来去美国学商，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上班，AIG又帮他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投资基金。那位先生赚了很多钱，什么都有，原来梦想的都得到了，梦想不到的也有了，但就是心里空，不知道可以信什么。他表达的这个意思，我想很多人都有，所以现在提出“中国梦”，时机很恰当，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我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走。

　　之前拍摄习仲勋的纪录片时，摄制组来了我家，导演带了习近平母亲齐心的话，邀请我们如果夏天有时间到北京见她。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又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