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9日下午五时左右，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被游行群众捣毁一空并焚烧……

　　事情发生在北京，但无形的火苗却从北京延伸到上海。此刻，人在上海回避北大风潮的胡适有信给也在上海的陈独秀，信中谈论的就是他们两人为北京《晨报》馆被焚而引起的冲突。胡适对陈独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陈独秀却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这一问，在胡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交锋的情形，但，我们知道，这件事过去几天了，胡适心中并没有让它过去。他索性把自己一些更完整的想法形诸笔墨，以书信的方式知会陈独秀:“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 (“胡适致陈独秀·1925年12月”，《胡适全集》卷23，第476-47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下引此信不另注)

　　请注意“这一点”，胡适把它看得很重。他下面分明说:“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事实上胡适一生都没有仇敌，以这样的语气说话，胡适也仅止一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点”，以致胡适要向十年老友发出类似绝交的警告呢?

　　《晨报》，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办，1928年6月停刊。最初它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但在后来办报过程中，研究系背景仍在，但机关报的色彩褪去，逐步成为一个超越各党派之上的公共媒体。《晨报》当时在北京有很大影响，发行量将近一万。在每天的新闻正张之外，还有一个发表文艺与学术的附张，叫《晨报副刊》(它由鲁迅命名)，这是北京知识界自由言论的一个公共平台。最初由李大钊主编，1920年7月，由孙伏园接手。1924年10月，因鲁迅讽刺徐志摩《我的失恋》在发排时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下，孙愤而辞职。直到1925年10月1日，《晨报》才请来徐志摩。可是，徐主持副刊不到两个月，《晨报》就燃发了冲天大火。这冬天里的一把火，说起来，与徐志摩的“晨副”未必就没有干系。

　　《晨报》被焚，《晨报》自有反省。1925年12月7日，报纸复张后，在放火的幕后指使上，该报社论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反共产说，因《晨报》反共产言论所致。一是党派倾轧说，因《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所致。一是同业煽动说，因同业竞争所起。如果不论最后一点，当时作为进步力量的国共两党都是反对《晨报》的。还是在民初国会时，梁启超的进步党就是国民党的对头。及至现下，由于《晨报》的反苏立场，更招致年轻的共产党的反感。因此，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晨报》被焚，主要是出于前两种原因。中国青年党的“醒狮派”撰文认为这次事件是该报反对联俄而引起。在对该事的看法上，它说:在对方那里，焚毁“当然是认为应该的，而在我们看来，虽《晨报》的主张，在根本上与我们大有不同，但以这种杀人放火的毒辣手段对付敌党，是万恶军阀所不敢为的。”(转引吕芳上《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注释155，第244-24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是的，至少到1925年底，有着礼让文人传统的北洋军阀虽然封过言论，但从未有过光天化日焚烧报馆之举。烧报馆的却是民间自己，是民间持不同时见的群众和组织。至少这也是一件咄咄怪事。

　　既然这咄咄怪事的缘由之一是《晨报》的反俄倾向，那么，就要看看刚上任的徐志摩到底在“晨副”做了些什么。

　　徐志摩是在《晨报》总编辑陈博生的再三邀请下，于1925年10月1日在《晨报副刊》亮相的。他用以亮相的文字是一篇长长的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徐志摩到底想怎么办这个几易其手的副刊呢?“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这个“他”，就是陈博生，徐志摩好像预料到什么，预先和陈博生打招呼。因为，徐志摩坦承:“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里(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来了之后的徐志摩，用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副刊上连续展开苏俄问题大讨论。

　　《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日出刊，一周四张，由徐志摩负责。除此之外，每周还改出三个周刊，分别是《社会周刊》《国际周刊》和《教育周刊》，三刊则由《晨报》其他人负责。10月6日，由刘勉己负责的《社会周刊》刊登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10月8日，徐志摩的副刊就有了回应，这就是清华教授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以这两篇文章为发端，《晨报副刊》包括它的《社会周刊》和《国际周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主战场就是“晨副”，主持人就是徐志摩(以及刘勉己)。仅10月份，徐志摩就推出了两个讨论专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而且徐都撰写了前言。在不到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晨副”及其周刊刊发了讨论文章五十来篇(次)，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本来讨论可以继续下去，但11月29日的一把火，烧坏了《晨报》馆，也烧掉了这次讨论。

　　徐志摩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讨论苏俄呢?不妨看他自己怎么说:“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 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志摩《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因此，“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这是一个诗人的洞察。与之相比，此时胡适在苏俄问题上则不免短见。徐志摩始终以诗人名世，他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东漂西荡的浮浅才子。其实，他的诗才未若他的学才，前者穷尽发挥，不过尔尔。而后者，因他自己弃学从文，未能尽展。但他毕竟读过哥伦比亚的政治学系，毕竟师从过拉斯基，又毕竟与罗素有过从;因此，偶涉时局，即见身手。这方面的感觉简直好于诗的感觉。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也可惜徐本人未必知道自己真正的长处在哪里，更可惜他之这一面，不幸被他自己、也被后人遮蔽了。

　　陈启修的文章本是为苏联辩诬，因为自1922年以来，苏联在中国大地上成功点燃了反帝运动的熊熊怒火。反帝声浪在国内舆论呈压倒之势。但也有人指苏俄为帝国主义，相对英美白色帝国主义而言，它是赤色帝国主义。陈文是要解构这个概念，其立论出发点:苏联尽管是赤，但不是帝国主义。然而，他的题目和立论却对不上号。“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答曰:有。或，没有。然而，无论有否，都无从导向苏俄不是帝国主义。这位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北大教授，年虚四十，其修辞水平，实在不然。至于文章的逻辑，则是教条式地从概念到概念，不究事实，只作推理。比如，苏俄为什么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的现代特征，是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本。苏俄恰恰资本匮乏，因此，称它为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了”。它的另一个逻辑更奇怪:“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转移目标之计……”(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晨报·社会周刊》第1号1925年10月6日。)一言以蔽，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苏俄不是帝国主义。这个因果，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形式逻辑?

　　因徐志摩之邀，张奚若已经在“晨副”上发表了《副刊殃》，正准备写《大学灾》。他忧愤于副刊和大学对青年学生在舆论和思想上的误导，很想正本清源，把“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拉出认知的迷津。读罢陈文，他搁起了《大学灾》，因为陈文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现成的误导之例。在行文中，张奚若绕开了苏俄是否为帝国主义，转从事实角度，判断它是中国之友还是中国之敌。此后，这场讨论便主要不在帝国主义的概念上兜圈，而是集中到“赤白仇友”这个问题上来。关于苏俄，张的言论过于犀利，这里不引。但不得不引的是有关他对《晨报》发表陈文的态度。这番话是张奚若对《晨报》说的:“一个报对于社会上的重大问题总要有一种一贯的主张，若是今日说东，明日说西，那就近于儿戏了。”以对苏俄为例，“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你们敢明目张胆的出来反对，不管你们的特别原因如何(或者是因为要反对你们老对头国民党)，只那不为卢布所诱，不为俗见所屈的地方，已经令人非常可佩。”往下话头一转，“但我劝你们……”，“不要使敌人的宣传品乘机混入”。因为，“萧伯纳说‘打仗要打到敌人的营盘里面去'，陈先生于此言可谓得其三昧了。” (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张的意思是，《晨报》应该保持立场，不该刊发陈启修那种“敌人的宣传品”。

　　奚若差矣!固然，张奚若和徐志摩都是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包括没有卷入这次论战的胡适之。但，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看来对三个人还是不一样。张奚若仿佛忘了老伏尔泰的话: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晨报》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比如它的社论。但，《晨报》又是一个公共平台，社论之外，还必须给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言论空间。编发陈启修稿子的刘勉己，在价值取向上为反苏，他并不同意陈文的观点和结论。但，针对张奚若的批评，他这样说:“……晨报是社会报，不是党报，也不是营业报;他不必像党报一样，排斥一切异己的言论，所以他在正张上，广辟时论一栏，博征一切有价值的论著。”(勉己《应怎样对苏俄?》，《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徐志摩也是这样，他无法同意张奚若，他甚至表示，“我以做副刊记者的资格，也以我个人的资格，得在这里声明几句话”，“我第一要声明的是本副刊……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另外，在选稿标准上，徐志摩说:“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而我们知道，徐志摩的个人倾向也是坚定的反俄。然而，在他手上，照样编发友俄和学俄的稿子。对此，拥俄派的陈启修也承认:“在大家起来讨论友仇问题这一点上，觉得中国现在言论界还没有被党派的成见完全闭锢着”。

　　( 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月27日。)在《晨报》人的努力下，《晨报》本身，于不同党派之间，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这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一个媒体。

　　然而，正是由于苏俄讨论，《晨报》遭受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火劫。讨论开始后，刘勉己约请梁启超做文字，谁知梁开头就说了一段笑话：

　　晚明的智识阶级最会拌嘴，那时讲“良知”正是最时髦的名词，有人说良知即“赤子之心”，有人说良知像一张白纸，于是发生“良知赤白问题”。朱舜水集里头有句话:“我不管良知是赤是白”就是由此而来。良知赤白没闹得清楚，满洲人却已经进关了。(11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月27日。)

　　苏俄赤白也没闹清，一把火就烧到了大门口。

　　点燃这把火的是国民党，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学生群众所举行的“首都革命”。这个革命集中在两天，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它的领导人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朱家骅。朱所领导的两天革命，除了分别在神武门、天安门游行集会外，就是放了两把火。一是28日的一把火，烧了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第二天，再接再厉，又一把火烧掉了《晨报》馆。

　　章士钊事后就自己家中28日的变故写过《寒家再毁记》。谓其“再毁”，乃是5月7日学生已经毁过一次，被毁的多是字画、碑帖和书籍，尤以书籍为最。此次再毁，又是何种情形?下午五时许，千余众团团围住章宅，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其处理诸物，先肆其力而捣之，次尽其量而攫之，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章士钊《寒家再毁记》，《甲寅周刊》1卷21号，1925年12月5日。)好一节文言笔力(谁说文言不如白话，白话能有如此精彩?)，“捣”“攫”“火”，活画出一幕“文革”原型。

　　第二天，厄运即降临《晨报》。章家被捣后，人在北京的任鸿隽“和志摩说笑，《晨报》馆恐怕不免”，谁知第二天，就“居然应验了”。这是任鸿隽11月30日给胡适的信，向他报告京中这两天的情形，他的慨叹是“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 “任鸿隽致胡适·1925年11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29日这一天，下午先在天安门广场召集国民大会，与会学生和群众约五万人。会上，朱家骅和陈启修都有发言和演说。会后照例示威游行，但因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激烈内讧，无以调解，不得已，朱家骅便宣告游行解散。已而不得的是，其中一支队伍径往“晨报”馆而去。这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拆毁破损甚多……”(转引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7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两把大火，胡适都不在北京，他是为脱离北大政潮而赴沪治病的。但北京情形，他都知道，除了报纸，还有朋友来信。这是汤尔和给胡适的信，亦可见知识界部分人对国民党这两把火的态度:“京中状况狞恶可怖，白昼纵火烧报馆，此是何等景象?章行严纵犯弥天大罪，亦不应放火烧之。”说及这两日的领袖人物朱家骅，汤的评价是:“朱骝先平时破谨饬，亦中风狂。是足见非稍稍读书，有相当修养者，无不从风而靡，人心如此，可畏哉。”(“汤尔和致胡适·1925年1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8页。)最后，汤还庆幸胡适此刻不在京中。

　　插:朱家骅后来尝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朱家骅也坐上了当年章士钊的位子;教育部长。1947年，京津一带，学潮风起云涌，朱家骅从首都南京前去视察。我们可以在胡颂平为他编撰的年谱中看到这样一幕:“先生(指朱家骅，笔者注)在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欢迎茶会之后正要出门时，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涌了进来三百多人。先生对学生说话之后，胡适先生接着说话了。他说:‘朱部长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客人，你们师大的学生到我们北大来亏待我们的客人，我们是不应许的。你们这种下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据胡所言，“胡适先生很严厉的责备了他们一番，最后才散去。”(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65-66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然而，学生围攻朱家骅的场面，以及这个场面紧接着在清华大学的重演，胡颂平隐而不扬了。只是，这一幕朱家骅不应该陌生。北平学生用来对付他的，不正类似他当年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运动学生时的作为?

　　现在，可以把话题回到当时人都不在北京的胡适和陈独秀。

　　这把火该不该烧?在陈独秀那里，简单到一个字“该”，甚至“活该”!自“晨副”讨论赤白友仇一个月下来，报馆收到的稿件不可谓少，但，发出来的，十九都是反俄。徐志摩的解释是拥俄的稿件大都是不连贯的议论。这样，“晨副”虽有两方面的声音，但声音不成比例，这本身也就呈现了报纸自己的倾向。这样的倾向陈独秀当然不能容忍。因为在那个时代，对苏俄的态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表明你是进步还是反动。这个问题在陈独秀自己那里当然不言而喻，但，《晨报》居然还作为问题讨论，讨论下来，结果反俄还占了上风。这种落后反动的报纸为什么不该烧?烧报纸的逻辑乃是陈独秀当年不准《新青年》发表反对白话文的继续。因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新青年》是自己的，说不发就不发。《晨报》是异己的，必不容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烧。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游行群众是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来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馆的。事实上是，朱家骅们此刻正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论的自由。怪异在于，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却不准别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报》的自由在哪里?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者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的声音可谓掷地，但胡适的意见还可商榷。胡适是在异同是非的语境中谈自由的，可是自由却偏偏不能在这个语境中谈。胡适主张容忍异己，是因为自己未必真是，而对方未必真非。和争自由却不懂自由的陈独秀相比，胡适登堂。可是，争自由的唯一原理，并非胡适以上的理由，因为言论自由与是非无关。言论自由的意义仅在于言论本身，而不在言论是非。就此一认识而言，堂奥其中的倒是诗人徐志摩，正如他上面的态度:“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只问思想，不问倾向;只问言论，不问是非:这才是争自由的唯一原理。

　　这就是说，即使众人之所非为非，非，亦有其言论自由，这是它的权利。是不能以是剥夺，更不能以暴力夺之。像《晨报》纵火案，分明是国民党及其同谋还未执政时就先行施展的“文化法西斯”。这种以非民主的方式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争自由，结果只剩下蛊惑人心的口号，民主自由却越去越远。甚至，按照它的逻辑，失去自由的不仅是对方，同时也是自己。当对方认为自己是，并以相同的方式回敬时，自由便再也没有可能。自由不是负负得正，而是相减为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向陈独秀亮出了他作为底线的“这一点”，即“容忍”。

　　容忍是20世纪中国最稀缺的价值资源，它给现代中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胡适在20世纪早期就鼎力张扬，这使得这封信在20世纪书信史乃至思想史上占有无以忽视的一席。在胡适看来，容忍不仅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容忍便没有自由;而且，胡适更预见容忍的缺席，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害。因此，胡适踩住容忍的底线向陈独秀告警，甚至不惜以“仇敌”声色俱厉。可是，这一切几乎是与夏虫语冰，一贯以己为是的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因此，胡适把话说到最后，禁不住有些悲情: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胡适的话，不幸应验。

　　本文原题为《〈晨报〉纵火案》，载于《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