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以前，华北地区曾存在过一个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特殊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这个机构的由来、地位、组成人员以及存废演变等等，在许多历史资料中都很少提及，即使涉及也是语焉不详。那么，冀察政务委员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它与当时国民政府及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日本人想在华北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对于伪满洲国，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国政府更不承认，所以关东军心里始终不踏实，总是担心中国军队会从长城打出关来，关东军战斗力虽强，但终归是寡不敌众。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夹在“满洲国”和中华民国之间，以此来保持“满洲国”的安宁。

　　日本人让华北问题特殊化的想法，是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三份文件逐步实现的。其中，《塘沽协定》是1935年5月31日由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名义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的，《何梅协定》是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而《秦土协定》则是由北平军分会委员秦德纯和日本特务土肥原签订的。日本人通过这三个协定将国民党中央军和中央势力赶出了河北一带，他们想在华北建立缓冲地区的设想初步达到。

　　国民党主力部队退出河北后，当时留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在这种情况下，非中央系的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原属西北军，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并称西北军“五虎上将”。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下野，余部由宋哲元率领退居晋南，当时张学良主持军委会北平分会，便将该部整编为一个军，下辖三个师，宋哲元被任命为军长，这就是后来的第29军，后来有人说宋哲元属于东北军，其根据就是这段历史。到抗战爆发时，第29军已有三万余人马，下辖四个师，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143师师长刘汝明，此外还有一些骑兵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

　　当时，何应钦见华北形势日趋复杂，便借故跑回南京，北平军分会事务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为负责;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也因与29军有矛盾而离开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也都辞职，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改变华北的行政体制，1935年11月26日，取消军委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但用人、行政等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中，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南京政府眼里是地方政权，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是自治机构，这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真实状态。

　　“多愁善病”的宋哲元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管辖的区域是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宋哲元取得冀察政权后，任命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担任北平市长，以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他的主要幕僚萧振瀛任天津市长，自己兼任河北省主席和由原平津卫戌司令部改编的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至此，宋哲元在冀察一带呼风唤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称“华北王”。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较大的一些税收机关如盐税、关税等，宋哲元都派人接收过来，国民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只好让出税收，所以冀察方面军政费用的支出，宋哲元根本不愁。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后有委员数十人，顾问、参议、咨议几百人，大多是宋哲元系、张学良系和原北洋下野军阀等人物，宋每人每月送给他们一二百元不等的车马费，还有更多的。当时有一位叫矢原谦吉的日本医生在北平一带行医，与宋哲元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很熟悉，后来他在《谦庐随笔》一书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宋明轩(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华北的政治局面突然就出现了衰落的现象。当时出现的各种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官场上的那些做法，很有些北洋军阀时代的意思。当初那些被通缉的人，隐居在东交民巷的人，还有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害虫的人，都冒出了头，寻找发展的机会，报纸上又满是这些人的名字了。”

　　众所周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所以宋哲元这个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人交涉。宋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方针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但宋哲元终归是军人出身，缺乏外交手段，事情紧急的时候，就派手下大将秦德纯出面处理，他本人经常躲着不出来。宋哲元不见日本人的理由，除了“回老家扫墓”、“外出巡查”外，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心火难降，耳鸣不停”，时间长了，日本人就讥笑他是“多愁善病的宋委员长”。后来宋哲元身边的幕僚请日本医生矢原谦吉为宋检查，矢原发现宋哲元身体真的不好，有血压不稳的情况。宋的幕僚便将检查结果拿给日本人看，证明委员长并没有说假话，不过据宋身边人透露，矢原谦吉开的那些名贵药物，宋哲元连碰都没碰一下。

　　宋哲元担任委员长后，萧振瀛一直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自己则以丞相萧何自居。当时北方有听到“委员长”三字就立正的习惯，当然这个“委员长”指的是蒋介石，萧振瀛极力鼓动起另一股风气，称呼宋哲元时只叫“委员长”，称呼蒋介石则叫“蒋委员长”，久而久之，平津一带的人说“委员长”时就仅仅指宋哲元了。宋哲元自己也有了变化，自从执掌冀察政务后就很少穿军装，在众人面前总是穿着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而他的那些老部下也都模仿他的样子，本来是些威武的军人，打扮得却像前清遗老遗少，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受宋哲元影响，29军的一些军官开始追求享受。宋哲元的主干部队大都驻扎在京津繁华地带，一些高级将领有的抽鸦片，有的讨小老婆，据说接替宋哲元担任河北省主席的冯治安就接连纳了两名小妾，安置在清华园和万寿山之间的地方，冯治安整天在那里吃喝玩乐，哪还有心思干正事。

　　张自忠主持冀察事务

　　在29军内部，张自忠属于第二号人物。当初宋部被张学良整编时，实际掌握兵权的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和刘汝明四人，他们当时就商定，如果部队以后有所发展，除开宋哲元是永远的首脑外，一定按照张、冯、赵、刘的顺序依次“升官”，决不随意变更。

　　张自忠与天津市长萧振瀛不和，张后来找了个理由向宋哲元提出撤换萧振瀛，宋一向对张自忠有所顾忌，张每有要求，宋一般都照办，于是将萧免职，萧振瀛随之出国去了。萧振瀛去职后，所遗天津市长一职由张自忠担任，刘汝明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又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了冯治安，这样一来，第29军属下的几个师长中除了赵登禹外都有了自己的地盘。

　　但张自忠对此却不满意，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控制的几个省市中，河北是个最好的地方，天津虽然也不错，但与河北相比毕竟太小了，张自忠觉得按照当初的约定，河北省主席应该属于自己;还有一件事也让张自忠不悦，当时第29军军部驻北平南苑，冯治安部就驻扎在北平一带，宋哲元母亲住在天津，宋常去探望，这时就让冯治安代理军长，张自忠认为自己在29军坐第二把交椅，军长有事，自然应该让他代理。因为这些小事，张自忠与宋哲元之间有了隔阂。

　　当时张自忠在天津，天津有日本人的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的集中之地。这些人如潘毓桂、齐燮元之流想捧张自忠得些好处，他们知道宋哲元不得日本人的欢心，也了解到宋、张二人不和，于是便与张自忠的左右串通，挑拨宋、张之间的关系，想让宋哲元在名义上主持冀察政务，而实际上由张自忠负责。但宋哲元对此置之不理，张自忠也知道别人控制不了宋哲元，只有日本人才会让他有所顾忌，于是他坠入了汉奸的奸计，与日本人愈走愈近。1937年3月，张自忠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长的身份率冀察平津访日团出访日本,并受到日本天皇接见,日本政府接待张自忠的规格超过了之前刚刚访日的外交部长张群。此事传到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坊间传说张自忠与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人赠送的巨款和一个东洋美人。这些消息尽管都是些无稽之谈，但当时天津的亲日气氛的确相当浓厚，而张自忠也是日本人心目中华北的中心人物。

　　七七事变之前，宋哲元不在北平，正躲在山东乐陵老家为父亲修墓，一切事务均交给冯治安与秦德纯处理。宋哲元与驻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华北驻屯军前后两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香月清司关系都不错，事变发生后，他试图通过在日本方面的人脉停战，但最终未获成功。后来宋率第29军同日军激战，失败后退出平津，冀察军政事务暂由张自忠主持。

　　关于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宋哲元委托张留平维持局面，一说是张自忠逼宫，借机逼走宋哲元自己取而代之。但不管怎样，此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北平局势，他们不会允许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1937年8月6日，张自忠辞去所有代理职务，同日，日本人扶植的汉奸机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在夹缝中生存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至此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