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袁世凯去世一百周年，今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或者叫“未遂的王朝”洪宪王朝发生一百周年。一百年过去了，对袁世凯该骂的都骂了，现在应该可以心平气和追问洪宪王朝、帝制复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过去的30年，我一直比较关注袁世凯的研究。我自己最早讲袁世凯的文章是90年代初发表的，主要是讨论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持续出现帝制复辟思潮，甚至一次又一次出现帝制复辟运动。洪宪王朝是一次。袁世凯失败之后也没有完全阻止中国人对帝制的期待，没有完全阻止帝制复辟。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这算是民国初年最后一次影响巨大的复辟事件，尽管时间很短。此后，重回帝制的可能几乎被完全封死。这是政治上的情形。

　　至于文化上，思想上，真正将帝制思想从中国人的大脑中逐渐驱逐，让中国人觉得不可能再恢复帝制，这应该归功于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这个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今年也是一百周年纪念。

　　而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直接动因，就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就是乱糟糟的1915年。

　　如果历史主义讨论问题，袁世凯帝制自为，可能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对乱局寻找一个解救之道。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政治诉求，就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武昌起义之后，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只是袁世凯的做法不太对，因而引起巨大反弹，直至毁灭。

　　袁世凯之后，张勋之后，尤其是1920年代，中国人向苏联学习，找到了“以党治国”的办法，帝制复辟彻底消停。如果袁世凯之前知道“以党治国”这种方法，那么他断然也不会称帝。“以党治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的事情，袁世凯显然不可能知道。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袁世凯是近代中国转型期杰出的政治家。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他的形象都是片面的、不公平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始于1913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后，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组织江西几省都督起兵反袁。我们过去一直将这个行动叫做“二次革命”。几年前，我在一个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将这次反袁视为“二次革命”，那么袁世凯对南方的强力镇压就是“反革命”。显然，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那么应该怎么准确的来表达呢?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要推动事实本身的研究所在，我们应该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凯和那一代人的恩怨来研究。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用超越的眼光来看他们，就很难看到历史真相。这种研究的结论，不是为袁世凯翻案也不是批评孙中山。

　　孙中山在袁世凯之前是政治上的少数派，革命党在袁世凯去世之前二十年发展中，并不是中国政治势力的中心力量。1894年，兴中会成立，一直到1907年才开始大规模暴力革命，一直不是中国政治的主流。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袁世凯去世这四五年中，孙中山和黄兴策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的政治困境更加困难，更加不是政治的主流。

　　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政治形势在慢慢变化。北伐之后，国民党夺得了政权。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袁世凯被描述成一个我们今天知道的大概形象。

　　过去讲到1894年甲午战争，袁世凯所呈现给我们的是负面的形象，因为他在之前的十年统治朝鲜是有问题的，我们今天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并不是完全这样的。1894之前的十年，袁世凯对朝鲜的发展，其贡献还是正面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当中出卖了维新派，我们教材还是在这么讲述的。真实情况是他知道康有为的政变计划，因为他当时是清朝的副部长，如果去报告也是无可指责的，更何况，袁世凯是“有密未告”，因为他不同意谭嗣同武力夺权计划，他不同意，就意味着谭嗣同们不可能成事，因而他也就没有大舌头似的到处乱说。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宫死亡。现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证明跟袁世凯没有关系。

　　武昌起义发生后，袁世凯认为这是反朝廷的事情。在收到清廷召唤后，他又出发了。当时清廷的改革已经裹足不前了，袁世凯希望利用外部压力推动改革发展。到1911年12月，和平妥协不能实现后，袁世凯接受了部下段祺瑞等将领的“强硬性”建议，放弃了清廷，走向共和。

　　在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间，“非袁莫属”是朝野各界关注中国问题人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清末十年，袁世凯有效推动了君主立宪，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民国，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在走向共和的大势所趋下，他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但很快袁世凯感受到了当时政治架构的不足。

　　实事求是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时的《临时约法》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人制法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好在《临时约法》的期限是一年，要求十个月后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定正式的民国宪法。然而这个临时宪法在一年之内出现了问题，袁世凯在第一个任期就换了三次内阁，出现的大问题就是总统权限的不完整，《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发布的重大命令必须由国务院、国务总理或国务员的副署，否则就不生效，所以就没有给予总统充分的授权。

　　1912年10月，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总统令，召集国会，制定国会的选举办法，国家选举气象大好，大家主动选举、竞争也很激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也有贿选和假票现象，但是均遭到非常严格的处理。国民党通过组合成为了第一大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长，之后便风尘仆仆的到处参加选举。通过1912-1913年的选举，中国人的力量都被动员了起来。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然而，1913年3月20号，发生了宋教仁上海被刺杀案。那时普遍的看法，作为国会大党领袖，宋教仁将竞争总理，他能威胁到的就是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换言之，宋教仁此时的风头不管怎样强劲，都不是去与袁世凯争天下，他只能是袁世凯的盟友，而不是袁世凯的政治对手。这一点袁世凯清楚，不可能去杀一个对自己无害的人。宋教仁也清楚，所以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请黄兴代为致电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继续推动宪政，如期召集国会，为中国制定一部好的宪法。

　　与宋教仁的判断不同，孙中山觉得袁世凯溢出了共和轨道，所以他就组织国民党进行反袁起义。这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事实了，一个合法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境内发生暴力革命，不会容忍用暴力推翻自己。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面对南方革命党人可能发生的暴力反政府事件，袁世凯在北京向外国记者说：孙黄如果执意暴力起事，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一定会动用一切力量予以镇压。袁世凯认为，正义在他这边。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孙中山黄兴在“二次革命”后威望一落千丈，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只好灰溜溜流亡到日本去了。整个国民党受到了很大质疑。

　　4月8日，宋教仁去世后不久，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会，宋教仁就是要从上海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被杀的。国会的目标：一是选举大总统;二是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永久的宪法。如果没有发生宋教仁案，这两件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宋教仁案之后，国会里国民党成为了大党，如果当时参众两院在这过程当中好好尽自己的职责，去为国家制定一个永久宪法，再去制定一个好的总统选举法，应该说中国可以度过宋教仁案引发的危机，宋教仁案就成了一个司法问题。当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互选30名议员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来制定宪法。颁布了宪法委员会条令，里面规定了任何其他力量不得干预宪法委员会的独立性，两院的议员可以旁听没有发言权。到10月时，宪法草案大致完成。

　　民国元年以及民国二年，政治面临的困境就是因为最高权威的分裂，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国会被召集起来制定宪法，然后选择总统。而宋教仁案后根据特殊国情，各党协商，国会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袁世凯是总统的不二人选，于10月10日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后就职后，宪法还在制定中，当时的方案有没有解决之前遇到的问题。而且有一些人意在遏制袁的权利。因此袁世凯已经成为总统了，宪法还没制定完，袁提出了一个方案：总统公布宪法权，未来行政架构中，总统拥有绝对权，只对国会负责，而不是让国务院、国务总理分享权力，分割权力。

　　宪法起草委员会对袁世凯的建议案不予讨论，而是坚定不移地公布了他们制定的宪法草案。由于这个宪法草案在天坛的一个会所制定的，因而历史上习惯称之为“天坛宪草”

　　“天坛宪草”是一个很不成功的宪法草案，没有根据民国建立两年来的实践对《临时约法》进行修正，而是坚守了《临时约法》的权力构架，继续让议会、国务院、国务总理分割大总统的权力。假如袁世凯接受这样的宪法，那么在他的任期内，其施政情形与民国元年、二年没有多大差异。换言之，就是什么事情也别想干成，中央政府将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冲突中。

　　袁世凯无法接受“天坛宪草”，但他确实不该向各省都督、民政长呼吁，将各省军政民强势人物引进来一起争论，讨论天坛宪草。各省都督、民政长原本就对民元以来省议会专政非常不满，因而他们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反对“天坛宪草”，要求袁世凯解散国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处置参与南方革命党人反袁起义的国会议员，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国会危机”。

　　国民党议员的离开，国会无法继续履行职责。袁世凯在幕僚们的建议下，以政治会议行使国会功能，制定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在历史上被称为“袁记约法”，其含义就是太过于迁就总统的利益与权力了。

　　“袁记约法”缓解了民国初年部分的政治紧张，但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选择了中立，而德国、英国、俄国诸大国都是参战国，他们的一个战场就在中国土地上。

　　日本以“英日同盟”的理由介入了战争，把山东的胶州湾从德国手中接管了。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在之前的二十年，中日关系发展很亲密，1898至1915年的中国变革得到日本很大的帮助。

　　《二十一条》第一条是山东的问题，日本要求享有中国之前给予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条是满蒙问题。俄国之前租借的铁路怎么能够转移到日本手中。第三条是汉冶萍公司问题。日本成为中日合办公司。第四条和第五条对中国有伤害，这是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的结论。日本要求中国警察制度的改革多听听日本意见。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旅游等特权。日本没有很好的表达这个意思，让袁世凯觉得日本要灭了中国。于是袁把条约内容向其他大国有意识地泄露了，争取他们的同情，尽管之前日本要求这些内容是保密的。袁世凯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唤回流失的人心。四月底因为世界舆论对日本不利，于是给中国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袁世凯于5月9日答应了日本的很大一部分要求，并悲情透露这是一个国耻。

　　中日谈判将近结束的时候，杨度上了一个内参，“君宪救国论”。中国要想强大，不被别国欺负，必须重走君主立宪的路。袁世凯很欣赏这篇文章，于是一些人士开始朝着君主立宪方向运作。杨度找严复讲，中国目前的形势很是严峻，究其原因是大总统的权力受到各方面制衡，无法发挥。中国不应该走共和体制，而是应该维护君主架构。

　　严复从来就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在武昌起义发生后始终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君主立宪体制，假如大家都觉得小皇帝不合适的话，那么可以考虑重新选举一个成年皇帝，也可以废止摄政王的权利。严复认为，蒙古、新疆、西藏这些新开辟的土地所臣服的是满洲皇帝，如果中国现在废除帝制，让满洲皇帝退位，那么这些边地迟早会脱离中国。严复的预感迅速得到验证，蒙古宣布独立，甚至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早了一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自然不会反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

　　杨度从严复的谈论中获取了动力，紧接着，他又找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人讨论，并进而组织什么“筹安会”。

　　筹安会的出现，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但这个事件一方面迎合了袁世凯的心理，另一方面确实属于民国政治的自由权利，无法从法律层面予以禁止。但是这样的公开讨论、鼓吹影响很坏，进而在知识界、政界形成了一个复辟帝制的风潮。以至于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当面就问你是不是想做皇帝?袁世凯讲这是外界的谣传，表白他自己从临时大总统誓词开始，已经不再认同帝制了。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在欺骗冯国璋，其实不然，如果他要做皇帝，应该跟这些好哥们讲清楚争取他们的支持，这说明袁当时还未称帝想法。这是1915年的六月份。

　　而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此时弄了一个报纸，不断登一些诸如外界人士希望袁称帝的消息，以致使袁世凯误判了当时的形势。同时当时所聘请的一些宪法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走共之路有些早了，重回帝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当时，1915年，小皇帝还在宫中，这种环境之下，重回帝制也不是不可以。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各方面舆论推动着民粹，希望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络绎不绝飞至他的面前，写请愿书的人包括后来被称为反袁英雄的蔡锷、唐继尧。这让袁世凯以为大家都期盼他称帝，袁世凯后来崩溃的原因也在于此。

　　在筹备洪宪王朝时袁世凯要封他的亲家黎元洪为亲王时，被黎元洪拒绝了。这没有引起袁的重视。段祺瑞对袁世凯忠心耿耿，看到袁世凯被蒙蔽却听不进去建议，便请病假隐去了。严修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之前常常来见袁世凯，在袁筹备帝制期间却再不登门，这件事也没有引起袁世凯的注意。徐世昌看到这个形势也回家写字、编书去了，不搀和这个事情。

　　当一切筹备妥当，袁世凯1915年底宣布明年改元“洪宪”，洪宪王朝进入成立前的倒计时。让袁世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时，最先赞成重回帝制的蔡锷，却与唐继尧、梁启超等人宣布反对帝制复辟，宣布讨伐袁世凯，宣布护国。

　　好在袁世凯并没有一意孤行，他发现不仅国内政治家反对帝制复辟，列强实际上也很少赞同中国重建帝国。于是，袁世凯让一切称帝活动停了下来，将当这件事没有发生，他既然没有称帝，没有登基，那么他理所当然还是共和国的大总统。

　　袁世凯的打算引发了南方的不满，此时的袁世凯陷入了困境中。是成为一个老百姓呢，还是继续处理此事呢?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慢慢找到了退位的方法。但是到袁世凯去世为止，仍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天很公平的说，如果当时袁世凯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假如袁世凯当时没有去世，他不当选总统了，但是要选出另一位新总统，那么他的威望才重新会回来。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有一个传闻讲，袁世凯家族的人寿命都较短，用喜事冲一冲会好一些，但是没有成功。我分析，袁世凯临死前对自己所作所为是极为后悔的，他一生很少做错事，却在老年做出了这样的荒唐事。袁世凯本有希望做中国的“华盛顿”，大家对他的期望也是很大。1912年，袁世凯发通电讲，我不会做中国的拿破仑，即使我做不成中国的华盛顿。大历史的局限下，他无法把握自己。

　　袁世凯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而洪宪王朝给中国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有人讲中国人民没有宪政的能力、民主的能力。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对。事实上，自1901年开始的新政改革，中国人的民主宪政能力就已经发挥的很好了。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从大的环境来分析他的主观诉求和客观效果是什么，有哪些偶然因素影响着他。(来自作者在郑州“纸的时代书店”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