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本杂志及其主创人员引领的，那是一个报刊尚为新生事物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智未开、等待启蒙的时代。《新青年》的创刊，既顺应时势潮流，也为潮流推波助澜，它成为文学、礼教、宗教、伦理、婚姻、贞洁、戏剧等一系列文化议题的主导者与参与者。通过设置议题、激发讨论、传播常识，开启了一场震烁古今的文化启蒙运动。

　　在清末民初的报刊热潮中，《新青年》为何能一枝独秀，成为潮流的引领者，受到智力、主张、文本、策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从大众传媒的视角，分析文化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将人们的视野拉回现场，对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解读，得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新文化运动”由何而来?

　　记者：今年，学界隆重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但对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起点，似乎仍存争议，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如何界定，取决于论述者的理论预设和学术视野。历史事件和运动趋势是两回事，要认定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比如《青年杂志》创刊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那很容易，因这个时间点是明确的。但像新文化运动这样具有趋势性的社会思潮，对其如何起承转合，需要视谈论的内容和解释的方向而定。

　　比如，谈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不一样的，前者偏重于政治抗争，论述者会强调其从思想启蒙到文学革命再到政治抗争的全过程。而谈新文化运动，一般会从1915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创刊或者1917年白话文运动兴起算起。

　　不过，我个人的学术立场会和很多学者不一样，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我曾强调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合力，共同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从戊戌变法到1920年代中期，思想的、语言的、文体的、媒介的、教育的一系列变革，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有意识地借助大众传媒来改变中国，是戊戌维新开始的。当然，在此之前已有报刊出现，如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等，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大的思潮。

　　记者：“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据可查文献，最早是什么时候?

　　陈平原：我没有做过全面检索，不能确认谁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专门谈这个问题。此时，“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已经很流行了，陈独秀只是赞成而已。五个月后，胡适发表公开演讲，干脆拒绝承认自己从事的就是“新文化运动”。鲁迅也曾在《热风·题记》中提及，“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外人给取的，最初甚至不无嘲讽的意味。只是新思潮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词逐渐普及，最后连胡适本人也都接受了。因此，即便我们把20世纪最初二十年的报刊全部检索一遍，寻出谁最早使用这个词，也都意义不大。关键是辨析这个词的具体内涵，以及推动这个词流通开来背后的力量。

　　大众传媒视角里的《新青年》

　　记者：您将《新青年》放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大潮中讨论，特别强调其“大众传媒”的性质，选择这样的视角用意是什么?

　　陈平原：今人谈论《新青年》的时候，容易走向神圣化和污名化两个极端。在我看来，必须将它还原为一本杂志，才能对其准确定位，明白其文章的特点和用意，并对其不足予以同情之理解。

　　包括陈独秀在内，几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业之前，都曾参与报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并多有历练。如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办《警钟日报》、吴稚晖办《新世界》、章士钊办《甲寅》、钱玄同办《教育今语杂志》、李大钊编《言治》、周氏兄弟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撰稿并积极筹备《新生》杂志。《新青年》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我们今天重新评估《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还原为一本报刊。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新青年》正是同人杂志的最杰出代表。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同人，是一个有共同理想，但又倾向于自由表述的松散团体，他们借报刊为媒介，集合同道，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后来，“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的大众传媒，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

　　记者：在当时的报刊潮中，《新青年》能脱颖而出并引领新文化运动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陈平原：在清末许多早期启蒙者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能找到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是，出现思想萌芽与形成一种文化思潮，不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个人的奇思妙想，或偶然出现的一篇好文章，它包括旗帜的高扬、同道的呼应、社会的接纳、读者的追随，这些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所谓“运动”。

　　《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和北京大学结盟。《新青年》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中间的第三卷到第七卷，那时候，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最开始的两卷虽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之所以能风靡全国知识界，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与北大结盟。在结盟前，其作者群主要是陈独秀的《甲寅》旧友，结盟后则基本上是北大师友;结盟前，其发行陷入危机，结盟后发行量陡增到1.5万份，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本身还可以盈利。到第四卷之后，甚至对外宣称“不另购稿”，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对于时事、对于文学革命或思想启蒙等各方面议题，其同人作者群都能完成。与北大结盟后，《新青年》的整个学术影响力和思想洞察力，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说，陈独秀的北上是关键一步。

　　记者：从当时的销量来看，《新青年》并不是销量最大的媒体，鲁迅小说的发行量甚至不如张恨水的小说，但为何《新青年》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其主要撰稿人会成为运动领袖?

　　陈平原：谈论文学史或思想史上的影响力，不能单纯从销量来判断。在我看来，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和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他们不只是阅读，还批评、传播、模仿、再创造。当年张恨水的读者确实比鲁迅多，但这只是短时间内。因为，他们的读者素质是不一样的，鲁迅的读者有评论、传播以及模仿写作的能力，而张的读者只是将其当消遣读物。

　　另外，鲁迅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发表两三年后就可能进入了中小学教材，或被选入各种选本，很快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张恨水的小说从来没有进入中小学教材，差别就在这儿。谈影响力，不能只看图书销量，必须把教育考虑在内。除了中小学教材，大学里的课堂讲授，集体住宿制度，还有社团活动等因素，都使得同样一本书，卖给一般市民与卖给大学生，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是不同的。因此，我才会特别强调《礼拜六》和《新青年》的读者构成不同，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

　　也谈新文化人的学养问题

　　记者：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帜是“民主”与“科学”，但学者秦晖提出，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真正谈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的很少，更多的是谈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思想解放，这与他们主要是留日有关，在学养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您如何看待?

　　陈平原：其实，应该这么提问，为什么那时的读者对宪政、法治之类的话题不太感兴趣，而更关心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某种程度上，主要不是作者的学养，而是读者的趣味和接受能力决定了杂志的编辑方向。

　　此外，五四新文化人和1930年代以后的读书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不够“专业化”，其趣味接近于百科全书派，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学，但不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专家。专业化是1930年代以后的大趋势，如果用专门家的标准来评价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那会不准确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饥不择食地吸收各种知识，他们读书不是为了拿学位，撰稿也不是在做博士论文，学到了新知，赶紧用它来改造中国。如此学以致用，不免急功近利，读歪了，或解偏了，那是很正常的事。

　　至于说整个作者群的知识结构是什么样子，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的学者，学养大都不如晚清及五四的新文化人。我们确实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但只知道自己专业领域的那一点东西，只能做一些专家之学;专业以外，若需发言，往往捉襟见肘。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人是开疆辟土的一代，而我们基本上是守成，做些局部的调整或反拨，意义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必须明白当时读者的水平，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理解杂志的关键。杂志编辑乃作者和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作者立意太高，那就压一压;读者水平太低，那就提一提。为什么《新青年》谈法治、谈宪政的文章很少，因这类话题当时不太受关注;为什么谈婚姻、谈贞洁能引起全民大讨论，因那是广大读者的切身体会。成功的杂志，毫无例外的，作者和读者必须不断地相互调试。

　　记者：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回顾和纪念这本杂志和这场运动，其主要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对当下中国的学人有何启示?

　　陈平原：谈新文化运动那代人的姿态，会让今天的读书人感到惭愧。那代人的意志与激情，立场与胸襟，以及学养与情怀，都是今天的读书人所缺乏的。如何选择一个独立思考的位置，获得一个自由辩论的平台，回到坚持自家理念而又能够充分表达的理想状态，对于今天中国的读书人来说，还是颇为奢侈的。

　　今天中国的读书人，不太敢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非常直率、表里如一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困惑和追求。有领导在场和没领导在场说话不一样，人前和人后说话不一样，在媒体上发言、在课堂上讲话和在朋友圈中聊天也不一样。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五四那代人挺可爱的，他们的见解不见得高深，但文章读起来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谁都明白，说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但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相信的观点，还是很令人羡慕的。我们今天缺的，或许就是这个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当时的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保持不断的对话。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实习生钱薪宇、谢忱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8期总第5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