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香港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后，引起大陆读书界一阵骚动。其实，萧军的这些日记内容，早在五年前就由北京的华夏出版社，收入《萧军全集》二十卷本的第十八、十九卷，于2008年6月出版。华夏版《延安日记》跻身全集里，不显山露水，延安那段生活只是其生平一个段落。牛津版《延安日记》单独印行，夺人耳目，有一种把延安那段生活放大定格的出版效果。问题是，仅从这些日记内容出发，无论是对延安辩难，还是为延安辩护，都是就事论事，见树而未见树林。

　　此树林者，就是萧军延安日记对身边人物如何品评?对自己如何定位?延安文人们对延安生活如何观感?不谈这些，只从萧军日记中捡拾只言片语，则贬之乏力，赞之无益。

　　抗日战争时期，萧军先后两次到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3月，他从临汾经延安，准备上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因战事受阻，滞留延安约半个月，然后离开，经西安、兰州，退到成都生活工作两年多。第二次是1940年6月，萧军挈妇将雏来到延安，生活工作五年多时间，留下这份比较翔实的日记。

　　在延安期间，萧军以职业作家身份，常住杨家岭后沟和蓝家坪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整风运动后期一度辞去公职，下乡村居，不久被劝回延安，住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住家写作，是萧军在延安的日常工作，没有具体任务要求，也没有什么时间限制，行为自由，言论自由。平时交往中，他结交最多的是文艺界人士，以及东北老乡，因为结交毛泽东的关系，得以结识一些党政军要员。萧军行伍出身，粗中有细，每次交往都会在日记中留下印记。在这些交往结识的延安人物中，能够被他瞧得起的，还真不多;被他称赞的，少之又少。

　　朝夕相处的文艺界人士中，萧军自觉是鹤立鸡群，睥睨众小。同属于“文协”和“文抗”驻会作家的艾青，在萧军日记里的形象“是一个巧妙的正直者，有刺无毒的小黄蜂”。“他看起来是为别人，实际是为自己”，爱夸张自己的优点，爱装潢自己，“他是自我的，夸大的，自傲也是自卑的。他缺乏一种真挚的人性或兽性的力”。文人相轻，加朝夕相处，难免有些生活上的芥蒂龌龊。不久，传出关于萧军在艾青不在家时走过其窑洞向其夫人吹口哨，被视为调戏的绯闻。为了澄清是非，萧军拉着自己夫人王德芬，找到艾青夫妻，希望当面对质，却被艾青夫人韦嫈拒绝了。萧军日记中咬牙切齿发誓道，“我此后决定不理他们一家”。实际上，他无法兑现这个誓言。1944月6月，中外记者采访团到延安，萧军、艾青等参与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楼上的集体见面会，分别介绍各自在延安的情况。萧军当天日记对于艾青的介绍痛加贬斥，“对于这个人下贱、无耻、撤谎到这般地步，我真替他感到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有外人在场，萧军强忍着内心的愤怒，没有当场发难，算是给他留了面子。

　　有一段时间，萧军和丁玲过从亲密。喜欢早起的萧军，走过丁玲的门前，径直推开窑洞的门。“她睡在床上是很年青和美丽的!还像一个少妇，立起来，就苍老得像一个老婆婆了。”他们曾畅想，有朝一日结伴去欧洲游行。他陪她到延河边洗衣服，感觉“她像一个渔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随着他们情感上渐行渐远，性格刚硬的丁玲骂萧军是“土匪头子”，萧军当面蔑视之，在日记中写道：“从这夜起，我感到她丑恶了!”美丑善恶之间，似乎是情感由之。

　　他对周扬，可能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受鲁迅观点的影响，没有好感可言。经历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恶评多多。“周扬他是一贯以残害同志为作风的，他指过胡风为内奸，冯雪峰为假共产党员，文艺青年柏山为内奸，结果入狱……”萧军指斥周扬歪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运动方针，发明所谓“野火政策”，乱烧一阵，“冤枉三千，不漏一人”。萧军在日记中，称周扬为“狡猾而政客思想浓厚的人”。萧军从乡居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住了近一年，被组织安排到鲁艺。时任延安大学副校长，兼任鲁艺院长的周扬主动示好，萧军态度稍有和缓，颇有同情地分析周扬，“这是个没经过社会各层生活洗炼的人，对‘人情’和‘事理’全不能透知到底，因此对于工作及理解人全不行。看情形，我应尽可能帮助他一些，使其进步。”如此大言不惭，反而显得几分天真可爱了。

　　萧军对人物品评多情绪化、概念化、脸谱化。他称时任鲁艺党支部书记宋侃夫为“无能力的教条主义者”。他称陈学昭是“尖嘴乌鸦似的女人”。他称萧三是“俄国贩子”，仗着酒劲恫吓说，“不看在同志面上，我早就杀他。”吴奚如曾在致胡风信中非议萧军，萧军知晓后，不依不饶，多次表示哪天见到吴奚如，“我那天就揍他耳光”。他读罢茅盾的书《劫后拾遗》，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不喜欢他的任何作品，陈腐，毫无艺术的气氛……茅盾是个暴露性、自然主义倾向、市民的作家。他的书除开告诉人一些故事和事件而外，我是没有欲望读第二遍的。”他翻阅郭沫若的剧本《屈原》，看过后记，“觉得这人卖才情，酸溜溜的已经到了可憎的程度!这也许是我的成见，这位‘自伤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来越为他肉麻。”他阅读了高长虹的书《政治的新生》，认为“这是一个僵化了的，毫无才能的书虫，尽说了一些陈腐的老生常谈”。并且，在一次“文抗”作家选举伙食委员会时，萧军竟然“骂了高长虹这老儿，他是装腔作势不知趣的家伙”。

　　萧军平时生活交往比较频繁的，是同为文化人、又是东北老乡的舒群、罗烽等人。“他(罗烽)和群(舒群)一直是靠着我的光辉走路，利用我，从来是不曾想到过我的处境……”“从今天起，我宣布从我的感情领域里，开除这两个自私和无良的友人!”其实，这都是日记里说说的狠话而已，他们在生活中依然故我，交往不辍。

　　1942年4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泽东问萧军对周围作家们的看法。萧军言之凿凿地说：“他(艾青)只是个优秀的诗人，决不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缺乏深厚的一个伟大的心胸。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常凭感觉用事。罗烽能做事，精明干练，但缺乏一种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狭，带有过去秘密工作的作风。”

　　对文化人观感如此，对延安党政军界人士观感如何呢?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萧军夜读后认为，“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萧军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点化他一下，帮助他一把。

　　在毛泽东周围的其他领导人，那就更不在萧军的话下啦。

　　关于周恩来，萧军认为，“周是机敏，决断，长于事务，但是只像个政治工作者，缺乏大政治家一种深沉更远见的东西。”当天日记里，萧军褒贬过周恩来后，紧接着一句话是，“当你对一个偶像评论，这要一番勇敢的力量”，字里行间是一副洋洋自得的面孔。

　　关于林彪，萧军数次见面都认为，“林是个狭小的，理性很强的人，但缺乏一种深沉的镇定人的力，他会不寿的。”“林彪是一个近乎阴暗的，胸襟狭小，矜持的人，这不是一个大将材料，而且不像长寿的样子。”

　　关于贺龙，萧军的观感是，“这是个浮动的凭感觉的人，有些土气和江湖气，有时也故意装作大动作的样子。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双腿叉开。我和他讲话很少，我知道这些人虽然口头上尊重文化人，心里是有着蔑视的，而且他是准备文化人描写他的。所以在意识上一定存着一种演戏的成分。”

　　关于王震，萧军在毛泽东住处邂逅之，王震为《解放日报》发表王实味《野百合花》愤愤不平，萧军直言不讳地予以回击道，应该“以枪还枪，以笔还笔”，武人不干文人事。当天日记认为，“这是个有点小聪明而跋扈的人。”不久，王震参加作家俱乐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介绍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曾受过五次枪伤，年纪也很轻，我对他的印象较第一次改好了”，认为“这是个切实的、有为的、聪明的，由铁路烧火工出身的军官”。

　　关于胡乔木，萧军与之初次交往，感觉“是一个平庸的人”。尔后多次交往中，认为“这人是有点酸溜溜的，狭小，但是忠实的”。此间，胡乔木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很多时候代表毛泽东主动拜访萧军，倾听意见建议。萧军乡居期间，胡乔木在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等陪同下，找到萧军住处，慰问沟通交流。萧军日记中记载，“这人还是这般狭小、琐碎、感情容易激动。”当然，萧军承认自己也是感情容易冲动的人。

　　关于张如心，萧军认为“这人虚浮，虚荣，装腔作势，有点官派，酸溜溜的很使我不愉快，几乎又要刺他几句，但我忍耐了，像一只马蜂似的藏起我的刺。我知道这类人是禁不起打击的，同时也是个无甚能力、见解的庸俗之辈。我还应把自己放宽大一些，善意地将来帮助他”。张如心曾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政治教育科科长，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整风运动期间担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萧军随“文抗”作家编入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这人是个空洞、无知、‘自是心’也很强，但还不是个狡猾的人。他把我的几篇小说寻到，说要研究，学习。我知道这人的头脑和感情已经僵化了，对于艺术是无缘的。但我还是抱了容忍和教导的态度去接近他，也常常说给他一些所需要的。”能如此忍耐着，在萧军已经是性格平和的表现了。

　　关于匡亚明，萧军日记中写道，“认识一个高身、秃头、凹鼻，有两颗假牙齿和嘴唇闭不严的约四十多岁的男人，名叫匡亚民(匡亚明)，人们似乎全熟识他，但对他却不存着尊敬，甚至一种疏离和轻蔑，我不知道这原因。他也喜欢唱京戏。大约这也是个不通世故，无地位，不能克制自己感情有点呆气的人——从他的外貌上这样感到。”可以想象，萧军当时心存此念，那副面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被萧军以貌取人的匡亚明，是因为遭受枪击，导致嘴唇不能完全闭合。在延安，匡亚明担任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康生秘书。

　　在萧军日记中，得到肯定称赞的只有两个半人。其一是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萧军称赞“他是热情谨慎的老人”。其二是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的徐特立，萧军称赞“这是一个纯洁的老人，一个使徒式的革命者，可爱而又可敬”。另外半个人是艾思奇，时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文协”主任、副主任，分管文协工作。萧军对其评价较好，但保留怀疑倾向。“我觉得艾思奇还是一个正派人，对于我还无什么恶意的样子，谁知背后如何。”他们之间曾有工作上的书信来往，萧军进一步肯定“我觉得这人是忠诚正派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价值认同，萧军在“文抗”民生生活会上拔刀示威，一座皆惊的情况下，唯独艾思奇处乱不惊，责令萧军别玩这一套。而萧军竟然就买了艾思奇的账。经过整风运动后，萧军日记中有对于艾思奇理论宣传的责难，将艾思奇与陈伯达并称为“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

　　延安时期，萧军被流传最广的言论是：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鲁迅是我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

　　他主张“文学英雄主义”，不入党，不为官，不告密，自称是天下人要管天下事。但又信誓旦旦地要组建一个“人民大众党”，自任党魁领袖。他常年在延河边洗冷水浴，每天清晨到延河边吊嗓子，借以磨炼意志力。他曾经为勤务员小鬼们打抱不平，脚踢“文抗”政治指导员，而被罢免边区参议员资质，并被判处六个月刑期，缓期两年执行。他自视甚高，也自律甚严。他最推崇的人是他自己，最不满意的人也是他自己。他瞧不起周围的人，也被周围的人瞧不起，自我统计出面临“九面受敌”的窘况。“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了。”他的婚姻情感也存在危机，只存四分之一的爱情维系着婚姻生活。他也有耍赖泼皮的时候，当同志们批评他在男女交往上的一些粗犷行为举止时，他回答：“谁吃我的醋，我就跟他的女人睡过觉……”在别人看来属于沾花惹草的举动，他始终觉得是自己富有男子汉魅力，别人在嫉妒他，吃他的醋。

　　这样，第二次来到延安不久，自己感到无法安心立命，他不断寻求出走的机会，并做着出走的准备。他的牢骚和责难，无人能解决，所以，层层越级告急，最终找到毛泽东那里。经过一段时间来往，毛泽东致信劝慰他，“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萧军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也努力修炼着自己。

　　事在人为，萧军对人如此，看得上眼的人极少，那么，看得上眼的事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留下详细的日记，很多时候整天都在“文抗”作家俱乐部里写日记，是为了让历史证明谁伟大。“我的日记也许有一天自己把它发表，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今后公开发表的日记，与仅仅为了帮助个人记忆的日记，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字写作。

　　有牢骚，敢责难，是文化人有理想、有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李白、杜甫诗歌里有多少牢骚和责难，仍然属于盛唐时代的一部分。萧军日记里的牢骚和责难，同样属于延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属于那种需要我们时刻警醒，不断改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