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的西柏坡，毛泽东与毛岸英之间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档案中记载，当时，心直口快且又有点天真的岸英，在情绪高度激动的状态下，指责他父亲制造“领袖崇拜”，甚至骂他是“假领袖”。最终这次冲突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本文摘自《毛泽东传》，作者亚历山大·潘佐夫大量参考了此前从未被公开使用过的前苏联档案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1949年毛泽东与长子毛岸英在北平香山

　　斯大林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快就开始公开质疑中共夺取政权的能力，原因就在这里。他不想冒下面这个风险：因为无条件地支持中共而失去通过援助美国和中国的对日作战所获得的战利品。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宣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尽管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众多党组织的反对与国民党谈判的来信，毛还是在8月28日与周恩来飞赴重庆。陪同这两位中共领袖的是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和此前一天抵达延安的美国大使赫尔利。

　　起飞前，毛在机场与江青和政治局委员们微笑道别。苏联情报人员弗拉基米洛夫注意到，毛还亲吻了江青的嘴唇，这在大庭广众之下还是第一次，而且做得十分大方。

　　然而，谈判是只开花不结果。毛在重庆待了43天，与蒋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以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舆论界的代表们进行了多次谈话。

　　一直到1946年春天，那时，大国安抚中国国内敌对的各政党的所有努力都已失败，冷战也已经开始。1946年6月，一场新的全面内战在中国爆发了。

　　毛泽东称他的儿子在苏联被宠坏了

　　战局最初不利于共产党人。结果，在这场血腥的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共产党军队被迫放弃了105座城市和县城。1947年3月12日，蒋介石的空军轰炸了延安城和其周边的窑洞群。

　　3月18日，形势已经很危急了，国民党军队的前锋离延安城只有35公里，到了迅速撤退的时候了。毛泽东发出了弃守延安的命令。当晚，他离开了自己的窑洞，随行的有江青和李讷。在钻进他的那辆老式军用吉普车以前，毛命令负责撤退行动的彭德怀，要把每个窑洞里的每个房间都打扫干净，里面的家具也不要破坏。他不想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一个共产党人在仓皇逃跑的印象。

　　他向陕西省北部进发，在那一带，他率领着他的疲惫不堪的、整日穿梭在山路上的军队度过了整个夏季、秋季和冬季。1947年3月底，这支军队被重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大儿子岸英陪伴着他和江青，一起品尝了撤退的苦涩滋味。岸英是在1946年1月初从苏联回到延安的。

　　这个23岁、高大英俊、眼神和善且忧郁的青年人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人生阅历。1942年5月，他从国际儿童院毕业的时候，在国际主义的冲动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前线：“我要为成千上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接着他被派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军事政治学院学习。这所学校原先位于列宁格勒，但当时已经搬迁到了伊万诺夫斯基省的舒亚市。

　　1943年，他又转学到了莫斯科的弗·伊·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的联合作战系。1944年8月，陆军中尉谢尔盖·永福(即毛岸英)被派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成了一位见习军官。他在那里只服役了四个月，但这段时间已足以让他“闻到火药的味道”了。

　　1944年11月，他被召回莫斯科，但这一次是到东方研究所学习。他不断向苏联有关机构提出回国的要求，最终这个请求在1945年年底得到了批准。在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他祝岸英一路顺风，并给了他一件礼物：一把雕有精美花纹的左轮手枪。岸英带着这把枪飞回了延安，这把枪从此与他形影不离。

　　他与父亲的关系的发展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岸英对他几乎毫无记忆，对贺妈妈不无同情，至于他对江青的态度，往好里说，也总是带着一份戒心。江青不时眼泪汪汪地在毛面前抱怨岸英。

　　“在一些纯属臆想的问题上，父子间的不和迅速增加。”苏联情报官员在他们的报告中写道，毛泽东认定他的儿子是个只知道理论、不熟悉中国的生活和生产实际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称他的儿子在苏联被宠坏了，对他在苏联接受的教育表示不满。为了教会他懂得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1946年春天，毛岸英被打发到乡下去劳动，做了富裕的农民吴满有手下的一个帮工。毛岸英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左右的活，这时做父亲的才表示满意。“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毛说道。他还说：“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啊!”

　　在这之后，毛把他的儿子派到中央宣传部去工作。1947年3月，岸英和其他中央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延安，跟着毛走进了陕北的群山之中。

　　与其长子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

　　1947年5月，毛的另外两个孩子岸青和娇娇，也从苏联返华。贺子珍同他们一道回国。他们到了哈尔滨，受到了当地共产党官员的悉心照顾。孩子们用俄语聊天(他们几乎不懂中文)。

　　在此前后，在1948年3月，已经渡过黄河的毛泽东和他的部队以强行军的速度穿过山西省，挺进到河北省西部。

　　在那里，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自1947年3月起就已在平山县驻扎下来。刘和朱住在西柏坡村，该村位于交通不便的太行山区中一个狭长的河谷上，坐落在一个湍急的小河的两岸，地处北平西南，两地相距280公里。

　　毛泽东的部队于1948年5月底抵达该村。在这场内战余下的几乎全部岁月里，共产党中国的新首都就是西柏坡村。1949年3月底，也就是共产党军队进驻北平两个月后，毛和其他中央委员会的官员们才离开西柏坡。

　　在西柏坡，毛和江青住在一栋舒适的、带有内院的平房里。院子的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房子里几乎没有家具，但对不习惯过奢侈生活的毛来说，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就令他心满意足了。他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一把椭圆形的扶手椅上，椅子的四个脚是弯曲的，面前是一个又大又沉的木制办公桌。他就在这里会见党内同志，与朱德一起商讨军事方案，及起草党的文件。

　　也是在这里，1948年6月，他与其长子发生了一起令人不快的冲突，在其后一段不短的时间内，这一冲突给他们的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当时，心直口快且又有点天真的岸英，在情绪高度激动的状态下，指责他父亲制造“领袖崇拜”，甚至骂他是“假领袖”。他在党内的所见所闻已足以使他感受到围绕着他父亲的那种气氛。如果江青和周恩来不出来干预，天晓得冲突会怎样收场。他们严厉地批评岸英，要他写检讨。

　　经过这么一番敲打，这位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乖巧了一些，俯首听凭胜利者的发落。在检讨书里，他承认说：“我的行动破坏了父亲的权威。”他说他“骄傲自大”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苏联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他还说他“在苏联一直像‘小领袖’一样被人供着……享受着舒适的物质条件，一生中从来没有吃过苦”。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深思熟虑了岸英的情况之后，一个决定做出了：只能“让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低层次的技术工作，由(毛的秘书)陈伯达来监督他的工作”，还规定他的“生活待遇不得与同级别的其他工作人员有任何差异”。毛拒绝见他的儿子，直到1949年2月。另外，不经许可，岸英也不得进入他父亲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