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太炎”和“介石”/“精卫”一样，代表了主人的追求。“太炎”的意思是“追随顾炎武”，实现先烈的遗志，将华夏从“客帝”(外来政权)手中解放出来。他出身汉学世家，深明经义，企图以创造性地重新解释《春秋》尊王攘夷之义，唤醒江东士大夫沉睡已久的羞耻心，将反客为主的敌人赶出山海关。1898年，他在苏州出版了《訄书》的第一版。1900年，他在辜鸿铭痛骂的张园国会上，当众剪下辫子，表示跟满洲人不共戴天。他的理论是：“自古以用异国之材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满洲之主中夏是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且汉帝虽孱弱，赖其同胤，臣民犹或死之。满洲贱族，民轻之，根于骨髓，其外视亡异欧美。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庸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从这些内容看，他的排满主义确实更接近南明志士和少年左宗棠。张园国会的议长容闳和副议长严复明显比他更亲近西洋的代议制理论，反而不一定非拒绝立宪君主制不可。如果说国粹就是保守，西洋就是革新，那么章太炎就是保守派，严复则是革新派。如果说革命重建就是激进，和平演变就是保守，那么章太炎就是激进派，严复才是保守派。什么是保守，什么是激进，都是要看所指对象的。无论泛泛地抬高保守/贬低激进还是相反，无非都是给不求甚解的公众增加混乱而已。

　　大清的官吏和公众一样不求甚解，不知道这些敌对势力当中谁最危险。好在历史已经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选择。祖宗的智慧看似简单粗暴，其实恰好提供了最低成本的甄别技术：谁留辫子，谁就是顺民;谁剪辫子，谁就是反贼。鉴定谁的理论更反贼，需要一定的理论水平，而且连雍正爷和乾隆爷的意见都不一致，普通公务员缺乏这样的能力和兴趣。容闳这种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说出的话连湘军大佬都不大听得懂。能够听懂的人当中，至少三分之二是远东口岸的基督教传教士。章太炎的古文刻意模仿先秦，一般只读科举教辅书的文人都看不懂。所以他们的振振有辞与其说是惨遭迫害，不如说是很难争取观众。他一剪辫子，传播效应立刻就不一样了。九斤老太太和祥林嫂的乡亲们听到天赋人权，只会连想到添福妊犬;听到春秋大义，只会联想到关二爷忠义读春秋;一听到剪辫子，丰富的想象力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啊，天地会!啊，反清复明!啊，崇祯皇帝和朱三太子!啊，白盔白甲!啊，满门抄斩!啊，攀龙附凤!十八路反王!真命天子……章太炎立刻变成了知名人士，同时毫不令人奇怪地在大清混不下去了，不得不东渡日本。

　　章太炎在日本发明了“中华民国”的概念，为革命党人抢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大清本来以正统自居，把革命党列为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日本)扶植的颠覆分子;经过章太炎的创造性逆袭，自己反而沦为最大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华夏文明的宿敌。原来的颠覆分子摇身一变，反转为大明江山和华夏文明的孤臣孽子和正统继承人。《帝韩》和《正疆》更进一步，巧妙地开发历史资源和现实政治，宣称韩国和日本才是大明正统和华夏衣冠的魂器。如果没有东洋的避难所，文明人的子孙早已沦为茹毛饮血的蛮族。这一击正中江东士大夫的隐痛，让大清吃定了哑巴亏。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病毒非常容易复制。任何三家村学究和小报编辑都能廉价掌握，当成自己独到的发明来传播。朱舜水本来是很不重要的边缘人，郑成功在吴梅村时代的名声不比流寇强多少，现在却像卡纳维纳尔角的火箭一样飞升，不到十年就变成了仅次于孔子的文化英雄。当然，最大的受益人肯定是革命党。他们和日本泛亚主义者的政治军事联盟原本是外务省和列强监视的对象，由此升华为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他发现了舆论战争和中等教育人群-报刊读者的重要性，决定去上海租界大显身手，引起了著名的《苏报》案。《苏报》的作风是简单粗暴地侮辱满洲人，在共同体和边界都混沌不清的地方制造裂痕或边界。大清如果懂得感情炼金术的奥秘，就会明白最佳策略莫过于忍气吞声，避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无论如何反击，反击的事实本身就会加速边界的清晰化。对方的目标不是想要吵赢，而是想要制造分裂。租界自治体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把大逆案变成了名誉毁谤官司。大清因此遭到的损害，比公款资助一百家《苏报》都要大。

　　章太炎再次回到日本以后，发现他释放的思想病毒已经比自己还要强大了。“鞑虏”和“华夏”/“汉奸贰臣”和“黄帝子孙”的二元对立已经深入人心，“日亲满疏”已经变成了历史和现实的金科玉律。自古以来不动脑筋的群众早已忘记思想病毒的发明家，以为这些思想框架都是自古以来的天经地义。大清的支持者虽然表现比建国以来的任何时代都要温良恭俭让，却发现建国时期的罪孽都落到自己头上了，无论自我澄清或是主动切割，成本都比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高得多。梁启超没有多少理由热爱大清，但不能忘情于大清的版图，看清了“黄帝子孙”的理论早晚会导致帝国的解体，决定释放“中华帝国”/“中华民族”的同生态位发明，对“中华民国”/“黄帝子孙”展开竞争性抑制。双方的支持者大战了n个回合，总体后果对革命党有利。除了其他双方都不能控制的因素以外，有一点相当重要。你只有在理解了梁启超的意思以后，才有可能支持(也有可能不支持)他。章太炎的支持者根本不用理解他的意思，只需要讨厌“满洲贱种”就足够了。朝廷尤其没有意识到，在陌生的新媒体世界上，自己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他们生活在圣旨和邸报的世界上，总觉得读者都是战战兢兢的奴才。他们集中火力攻击梁启超“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险恶用心，生怕有人毁谤长白山时代的优良传统和满蒙核心的中流砥柱作用，强调大明的腐败邪恶和入关的顺天应人，表明绝不允许第二个李鸿章出现的坚定决心，为章太炎的朋友们帮了大忙。梁启超企图模糊大清和中国的边界，朝廷英明而正确地揭露了他谋朝篡位的不轨之心，然而读者一旦相信大清和中国可以切割，就会觉得大清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章太炎本人的存在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他的目的是报复扬州十日的血海深仇，任务其实已经完成。大清除非有勇气重返长白山，怎么都逃不脱他发动的思想细菌战。无论朝廷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哑巴亏都已经吃定。如果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中华民国，那就证明他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如果他在1905年的人生最高峰去世，后来的历史进程不会发生丝毫改变。舆论领袖一旦完成了释放思想病毒的使命，后半生的下场就会像人老珠黄的歌女一样不值得注意。思想病毒的力量在于自我繁殖，不断根据环境变异。发明者的存在纯属多余，发布标准解释只会无用或有害。知识分子由于自恋的天性，很少有人像过期歌星那样行为得体。他们站在历史的风口上，发现自己像猪一样会飞，然后就像猪一样忘记了自己是谁，以为风向理所当然应该由自己控制。托马斯`潘恩在《常识》畅销的时代，俨然像国王一样呼风唤雨，甚至不无理由地认为，华盛顿欠了他的恩情。战争的风暴一旦结束，公众就不再有兴趣听取他的政论或任何人的政论。红人一旦丧失万众瞩目的感觉，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自己。他痛骂华盛顿忘恩负义，其实后者只是没有理他。弗吉尼亚乡绅已经金盆洗手，退休老人顶多会跟亲戚和乡邻来往。丘吉尔能够容忍英国人忘恩负义，美国人民的启蒙者却不能。贵族和游士的德性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就注定的。

　　章太炎在1905年以后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就是跟他的老朋友做对。启蒙者的时代已经结束，财政和军事才是以后的焦点。他在这些方面是一点都不称职的，但他自己意识不到。他组织的党派全都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他太擅长得罪同事。政治家的任务就是侍候自己讨厌的人，他的特长恰好在于把朋友变成敌人。只有黎元洪受得了他，从侧面证明了此君驰名遐迩的忠厚。章太炎本人都有点意外，表现出与其一贯作风不太相称的感动，甚至爱屋及乌地宣称，非湖北的女子不娶。他显然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否则不至于觉得嫁给他是一个重大的奖励，因为他的心不在焉和不修边幅众所周知，不亚于任性的脾气。他最后还是娶了“报仇雪耻之乡”的同胞，在婚礼上都没能分清鞋子的左右。袁世凯觉得他既然跟革命党闹翻了，大概有可能拥护自己。胡瑛和许多讨厌孙文的辛亥英雄禁不住袁世凯的礼贤下士，变成了帝制的支持者。章太炎一到北京，就使双方都感到后悔。“中华民国”是章太炎的亲生女儿，是他绝对不肯为任何优惠待遇牺牲的。他反对孙文一党，跟父亲讨厌寻花问柳的坏女婿差不多，由于怜爱女儿的缘故，是怎么也狠不下心让她离婚的。袁世凯害怕放虎归山，自己的帝国会遭到类似大清遭到的攻击，像供养被俘的国王一样侍候和监视他。袁世凯一死，黎元洪就派人护送他回上海。他一旦回到局外人的位置，就恢复了敏锐的判断力，但他已经离开了历史的风口，不再有成千上万的粉丝恭听指示。黎元洪去世时，他断言中华民国的正统从此一去不复返。蒋介石准备抗战时，他断言国民党只要上山就再也回不来了。他毁了大清的机会，但挽救不了民国，只能在余生中自称“中华民国遗民”，效法精神导师顾炎武和朱舜水。他的命运在吴越士大夫当中并不特殊，南社诗人大抵是他的同类。他们是小华夏主义者，觉得梁启超和蒋介石的建构像大清一样邪恶，但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大明江山?华夏衣冠?还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新民族?他们给幼弱的民国强加了太多相互矛盾的定位，对女儿不幸的婚姻和悲惨的夭折负有极大的责任，然而如果世界上有人真爱中华民国，除了他们还能是谁呢?他们像所罗门王裁断的婴儿母亲，因为心疼亲生孩子而甘愿向冒名顶替者让步，世界却没有所罗门的智慧，无情地夺走了他们仅有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