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烽火岁月里，十里洋场的买办成为中外贸易的中间人。他们周旋在租界、港口、腹地，寻找委托人，成为最早的买空卖空的期货持有者，一定程度讲，他们带动了当地经济腹地的发展，地区也繁荣一时。后来的资本家，金融家，大多由此而来。历经几代，岁月沧桑。成为清末至民国到解放前中国经济领域内一个新经济群体。

　　另一方面，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少国民也沦为帝国主义的鹰犬，尤其进入中日战争时期，这类人身兼数职，只对一方上级负责。他们被国人称为汉奸。

　　国内局势日趋恶化，国共两党对峙，共产党面对围剿和外侵，从正面战场转入游击作战，地下党就像游击队的地下通道网，深入城市各个角落，得到各界爱国人士援助和支持，得以暗中配合正面战场搜集情报，与敌人周旋，为前方赢得战机。

　　曾经有一位学问,兼具儒学、哲学、佛学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做过中国共产党后方援助工作，解放后在农村建设中，说过关于毛泽东的一句话“他的理论浅，我的理论深”。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审时度势，需要大胆革新，同时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状中踌躇不前，面临不少困境，很多新的事物、思想，对固守着老旧传统的人们都显得那么突兀。维护社会主义才是第一要义，任何建议的采纳似乎都比想象中的大胆，缘于国家对经济建设的规划。五年计划从城市贯彻到农村，毛泽东对自己的创见尤其高歌引吭，信心十足。

　　学问家走上了农村建设，以行动实践思想。他的成功引领了后来十多年的年轻一辈走上同样的路，但是后者在文化上的断层致使中国建设得不偿失!他的实践之路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敢于突破研究范囿，不避讳基层工作对理论的冲击和对知识面革新的影响。他在农村工作中完成了具有划时代的关于基层建设的改革。从哲学到政治，从宪法到宪政运动，他把农村当成了自己的政治舞台，把对国家宪法制定的初衷的建议，放在了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尤其是他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后来的农村建设起到了指导和前瞻作用。同期以及后来的农村文学更加展现当时毫不亚于城市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场面。以生产促进经济，这正是国家建设的良好开端，奠定了新中国之初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在方针上，他不是最热切追随在第一线，这最后竟也没有减退他们对国家奉献的初衷。民主党派人士的热忱由此可见一斑。当一种伟大的思想和另一种伟大的思想碰撞的时候，比起火星撞地球，只在于人们生理上是否受到波及，其实意识层面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此。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农村运动取得了根本性胜利，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农村县/区改革，一定程度上讲，梁老的社会实践成功地突破，连同他的思想一起，打开了农村建设新局面。他是梁漱溟。

　　梁漱溟与前妻相濡以沫几十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样的传统生活是她的妻子能给与他的，她也只能为他做这些，国家和社会的动荡时期，妇女对家庭的付出再多都无法让他们走出去，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梁老对这位女性的认识正如对学问的了解。他对自己的家庭深深愧疚，为她不能走进他的世界与他共同研学，竟是他们之间的隔阂。对于不能相守的遗憾，他看得通透;对他的孩子们，他也一视同仁，依旧埋头在对国学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后来在学问上亦如此，不肯屈就大流、随众议云云。终于在文革时期顶撞毛泽东后，又出了批林批孔的争论，他当场豪言激愤，却因此为后世所钦佩，他直言善行，敢作敢当，是建国后致力于实践的国学大师。其风骨可傲，其情操俱烈。

　　李唐之有魏征、狄仁杰;毛泽东时代之有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