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历史中的一个富有影响的人物，张之洞与同辈相比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从一个曾经的清流，转变为后期洋务的一时重镇。以时段而论，这种变化跨度极大。要讲清这种变化，不得不追溯得远一点。

　　秦汉之后，中国政治制度里有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置一部分选定的官吏于行政过程之外，对社会政治用弹劾或谏议的办法做纠正，这些人被统名为“言官”或“谏官”。而后在庙堂里便有了一个以议论为本责的“言路”群体。这种政治制度体现了儒学的政治理想，因此宋人欧阳修曾把言官和谏官称为“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言官和谏官之能够在朝廷上争是非，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着那个时代整体的士大夫清议。就其本义而言，争是非和争善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在用儒学的道理来守护社会的价值。但义理的高亢和独亢，又常常会一面显示激浊扬清的刚性，一面显示不识时务的固性。就后一面来说，行政过程中的官员大半都不会喜欢他们，由此产生的“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常常表现了两者的不能相容;但就前一面来说，天下人远看庙堂，最显目的又恰恰是以言论见风采的谏官。这种清议传统在宋代和明代曾造成士气的一路激昂。而后是时至明代，太过激昂的士气一头遇到了君权的廷杖，一头又被时人讴歌和喝彩，于是激昂的士气还会在血溅肉破里再仆再起。支撑于其间的，便是两千年儒学留下的理想和道理。

　　与明代相比，清代因兴文字狱而致士议长久地不振。至光绪初年，言路因内忧外患的迭相交迫而在久窒之后重现高亢，由此汇聚的一群人，以其为天下争是非的执著延续了历史中的士议传承，被时人统称为清流。在中国传统社会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重现了两千年言路最后的一派声光和尊严。

　　与清流相比洋务于古无徵，不是一种本来就有的东西。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洋务发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和五十年代后期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一部分士大夫经历了创深痛剧，已经意识到用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所以“借取西法”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是意在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但随之而来并与之始终相伴的是，一方面，以洋务为总目的种种事业一开始就是出自强和弱的比较，从而是以强弱为取舍的，因此其本质只能是时时讲利害和处处讲利害，由此产生的自强和富强在观念上都不是儒学的道理，以渊源而论，更接近于法家的道理，所以当时的言论曾以“言王道者羞称富强，但时势使然，不得不耳”来说明利害之不入王道和利害之不得不讲。另一方面，向西方人借法，借来的东西同时又在改变中国自身。这个过程从器物开始，又会一路牵连，触及中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旧轨和成法，弄得惯于“以夏变夷”的中国人不得不倒过来“以夷变夏”。而一路里被变掉的东西常常正是久被守护的东西。然则清流讲是非，洋务讲利害，两者之间的歧义和异议是不容易消解的，所以在晚清的士大夫中，前一类和后一类始终是人以群分而长在相互颉颃之中。

　　生当这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十六岁中举的张之洞由探花入翰林院，之后两度出任学政，数迁至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又迁两广总督，移湖广总督，其间还两次署两江总督。晚岁升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在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京城。《清史稿》后来说：在光绪初年的“言路发舒”里，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以致“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崛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而自其一旦以疆吏管地方，则效西法而“阴自图强”，由此涉入洋务，并“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往往因之而耸动一时。以前者比后者，显见得是往日的清流已经移入此时的洋务。这种转变虽然发生于张之洞一人一身，而折射的则是时势逼迫下中国近代历史的剧变和巨变。

　　由清流而入洋务，是一种大幅度转身。若溯其起因，则直接促成了这种变化的是他在1884年由晋抚移督两广，并就此卷入中法战争的实际经历。两广总督主持军务，当时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涉及广西和云南的边沿，广东尚非战火相接之区。张之洞主持军务之日，先期以筹饷供台湾、广西、云南见功。筹饷虽非接仗，而当年湘军群帅各说甘苦，都共认兵火弥漫之时，筹饷比带兵更难。是以朝旨总论战局，以其“募兵筹饷”为“颇著勤劳”。次年法军攻桂边，破镇南关，致桂军全线崩溃，随之法国人入广西境内焚掠。彼时张之洞虽以书生主军务，而于邻省大震之际独能一时挺出，用冯子材领粤军援桂。于是而有以粤军为主干重聚桂边各军的反攻，一路破法军于镇南关，继之激战克复谅山。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这个过程被称作“谅山大捷”。张之洞死后谥“文襄”，以《大清会典》所列“辟地有德曰襄，因事有功曰襄”相度量，则表彰的应是他的武功。在晚清的重臣里，左宗棠谥“文襄”，李鸿章生前预想自己死后也会谥“文襄”。他们都是久经内战而以军功崛起的人物。仗打得多了，所以同谥法里的“襄”字自然也接近一点。而张之洞以词臣起家作疆吏，盖棺论定之日和左宗棠一样谥“文襄”，以常理而论，已是异数。但比之湘淮人物由内战立军功，张之洞在广东遣粤军援桂而致“谅山大捷”，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在民族战场上第一次打败了外国人，并因此而直接造成了敌国朝野震动的事。其门生所辑《抱冰堂弟子记》说是“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来，未有如此大胜者”。然则以此为“襄”，亦自有说。而比这种武功留下更深影响的，是战争本身实证地而且直观地展示了强弱利害和比较了强弱利害，使人切知强弱利害之不可回避。所以从广东开始，惯于以言事自任的张之洞一变而热心于造兵船、办制械局、炼铁厂、织布局以及创议造芦汉铁路。后来他因筹办铁路而被调任湖北，这些厂大半都跟着到了湖北。在近代中国，一场民族战争常常会改变一群士大夫的观念和心路。张之洞正是一个典型。

　　中法战争后十年康有为立强学会，并在这个过程里曾经与张之洞走得很近。主变法的康有为寻到张之洞，反照了后者十年来以开新累积起来的时望。因此当日风行一时而光焰动天下的《时务报》，其人力和物力都曾以张之洞为源头。那个时候的张之洞曾对康有为“极倾倒”并且曾“屡招邀”梁启超，以情理相推断，不能不看作是声气相应。后来人串演历史，曾以“早期改良派”立名目为康梁一辈设思想前导。其实以科名社会为尺度，被列入早期改良派的人物大半都在边缘。就各自的人缘和思想来路两面而论，大半同康梁都没有多少渊源。彼时康梁自居于科名社会中人，亲近的其实是科名社会中人。因此就历史真相而言，是张之洞以及张之洞周边的人曾经与康梁一辈更容易以身世相认同。其间起家翰林而久在张之洞幕府之中的梁鼎芬与之尤多一层私谊。他写过一首赠康有为的诗，说是：

　　牛斗星文夜放光，砀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争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康有为聚徒讲学的地方称“万木草堂”，梁鼎芬引入诗中而比为一枝独秀，其辞可谓推崇备至。虽说他后来同康梁因分途而成歧路，但这种以文字说交谊的旧痕，却依然会留在历史里，使读史的后人具见时势变迁中人事的曲折、复杂和不容易一言说尽。而张之洞也因之而在戊戌年间的时潮起伏里成了一个不能置身事外的人。百日新政失败之后，曾经鼓动时潮和襄助新政的六君子一个一个地断头于菜市口。其中杨锐是张之洞“督蜀学，亟奖拔之”，并多年带在身边的门生;杨深秀则在张之洞抚晋之日聘为书院襄理，是一个曾经被借重的人。而后相隔两年，庚子之变继起。排外的西太后在庚子事变的高潮里杀掉了不附排外的五大臣。其中以激切直言得罪的袁昶和许景澄又同属张之洞主持浙江乡试之日所取的门生。从戊戌到庚子，这些与张之洞关系亲近的人物都因新旧之争而死，不仅留下了张之洞心头的“震悼”，而且反照了张之洞在那个时候新旧之争里的人脉所在和取向所在。

　　虽说庚子去戊戌仅仅两年，但庚子年间的中国比戊戌更无序。其间的一时奇观，是切近朝廷的京畿和华北同列国开战，打得昏天黑地，而在远离朝廷的东南，则踞有长江中游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居于长江下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正在同一时间里致力于联手保护洋人。他们用这种办法自觉地把自己同朝廷区别开来，本意是在用这种办法明白地把东南与华北区别开来。在当日的中国，他们所造成的区别曾直接地阻止了西人在保护侨民的名目下调军舰进入长江的谋想，从而阻止了华北的战火向南方一路延烧。随后，在湖北和江苏之外，山东、安徽、湖南、广东起而效之，次第加入了由此形成而被称作“东南互保”或“中外互保”的局面之中，从沿海沿江开始的南北分异遂延伸到了内地。事后论史，不难看到的是，积数十年新旧之争之后，这种由时势造成的南北分异里显然地内含着新旧分异。因此，从庚子到辛丑，当守旧一方由搅动华北走到全盘崩溃，并在失败中退出了庙堂之后，东南便成了天下重心之所在。而当初不奉诏旨力倡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和张之洞，则因时势易移而被诏旨追论为功在社稷，同正在为朝廷收拾残局的李鸿章一起，成了朝野共奉的一时巨擘。

　　由于东南成为天下重心之所在，因此张之洞和刘坤一辛丑年联衔上疏，为庚子之变过去之后的中国谋“更张”和“兴革”的三道折子当日曾左右庙堂，并在“江楚会奏三折”的名义下成了随后十年新政的一个起点。就其内容而言，“江楚会奏三折”表达的并不是创见。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着眼处和着力处，全在于总汇了十九世纪后四十年里开新的中国人“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种种主张。以后来的历史分类相衡量，其中既包含了洋务派的主张，也包含了维新派的主张。而“江楚会奏三折”之能够左右庙堂，则说明时至二十世纪初年，东南疆吏实际上已成了调教朝廷的一方。若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新陈代谢作比照，张之洞算得上是后来居上。然而同这种后来居上相伴随的，又是一种真正的孤独和深深的孤独。辛丑年李鸿章死，后一年刘坤一死。前者是淮军的最后一个大佬，后者是湘军的最后一个大佬。比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湘军人物群和淮军人物群的布列四野和群声喧哗，此日的张之洞在朝臣当中和疆吏当中已很难找到气类相属而能以心声相呼应的人物了。因此他六十七岁时奉旨朝觐，与西太后见过一面，而时人作诗记事，粗线白描而能够传神的是：

　　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见涕横流。

　　其间经历跌宕起伏之后的百感交集与远望来日的人气枯索在“涕横流”之中是交融在一起的。以历史进步主义为尺度，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但显见得促成了清末十年新政的张之洞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心境。

　　张之洞以曾经的清流移入洋务。然而与李鸿章作比较，其身心之中又始终保留着清流生涯留下的种种惯性。因此，在造船、制枪、开矿、炼铁和筹办铁路、编练新军的同时，张之洞一直身处衰世乱世而不懈地在为斯文一脉延命。同光之交他任四川学政创尊经书院;之后巡抚山西之日则于晋阳书院中别立令德堂;总督两广之日则创广雅书院;总督湖广之日则创两湖书院。其间署两江总督，虽时日不多，亦着意于为钟山书院、文正书院延请名儒以主持一方文风。在这个过程里，办书院的张之洞同时又是在做宗师。因此当他从两广移督湖广之后，广雅书院里的学生课卷仍然须调派驿差按时送到武昌经其手批。在他离湖广移督两江之日，则两湖书院里的学生课卷同样要从武昌一路送到南京由其过目定甲乙。这是一种需要付出心血的热衷，在当日中国的地方官里无疑是绝无仅有的。张之洞办书院，始于延用旧法，其心目中的尊经书院和广雅书院都以一百多年之前阮元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理想与法式。但生当中西交冲之日，光绪朝全不同于乾隆朝，阮元的法式显然不够用，因此后起的两湖书院已在经术之外颇重时务。这种时务引入书院，正说明课士之法不得不随世路之嬗蜕而嬗蜕。是以书院之外，张之洞在其所到之处又一路办电报学堂、水陆师学堂、自强学堂、方言商务学堂、

　　储才学堂、武备学堂、蚕桑学堂等等，以其各色名目相推度，这些林立的学堂大半旨在应变。然则由书院到学堂，所见已是斯文一脉的今时不同往昔。张之洞为斯文一脉延命，与之相匹配的，是其一生著述以《輶轩话》、《书目答问》和《劝学篇》为行世最广者，而前两种作于四川学政任上，是写给士子看的，后一种由两湖书院初版，显见得也是写给士子看的。这种地方真情毕露，尤能见其心力贯注之所在。因此当时人称之为“选材最多，甲于天下”。然而洋务讲利害，所以尚实功。船炮枪械，开矿炼铁，以及筹办铁路和编练新军都是重在制器与做事。与这种器和事相比，书院学堂则所重皆在于人，就这一点来说，正可以见清流生涯留给张之洞的种种惯性，使他能够在一个器与事的世界里始终关注着人和人的才识情性，并因之而使他同洋务人物群里的多数始终显得不一样。

　　由清流移入洋务的张之洞与洋务人物群里的多数不一样，同时是其自身的一面与另一面之间也常常不一样。在晚清的重臣里，张之洞已属倡新一路，而时人近观之后则更信“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一则记载说他见“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另一则记载说他以大学士管学部之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在这种新学与旧文的不相对称里，除了自负辞章的才士意气，更多的是一种磨洗不掉的清流本色。因此，二十多年里他以疆吏开府一方，幕府中一时胜流汇集，但以用人而论，则择取之间“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稍用“出洋学生”，亦在器使之列而已。比之李鸿章用人以了事和办事为尺度，显然是门第、科甲与名士既以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为来路，也以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为尺度。所以究而论之，在张之洞的“成见甚深”里，内含的是一个出自传统的士大夫对于传统深深的依恋。这种对于传统的深深依恋存在于一个“奖新学”的人身上，使张之洞显出比李鸿章更多的矛盾，也使张之洞的心路比李鸿章更接近于曾国藩。因此陈寅恪后来把张之洞与曾国藩连为一类，自比“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而以晚清最后十年为时段，则其心路起伏于时潮之间，已不仅矛盾，而且彷徨。就“江楚会奏三折”促成了清末新政而言，张之洞当然是置身于新政之中的人物。其间的“更张”与“兴革”曾演为大幅度的除旧布新而牵动四面八方，并使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在奏议和诏令的呼应之中成了被废止的东西。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李鸿章曾屡次议“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欲“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而不可得。若以此为比照，则张之洞无疑已经做到了李鸿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然而这个过程同时又在不可止抑地越出“江楚会奏三折”的范围和预想，使张之洞呼唤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他接受不了的东西。当时人后来追叙，说“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以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浮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张之洞任鄂督时的“电奏凡百余言”争的是改官制，其间的“词绝沉痛”则说明当日的张之洞已经和新政中的时潮不能同在一路之中了。而当其一笔抹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汪荣宝名字的时候，则指汪荣宝为轻浮，同时是指一类人为轻浮。身逢“新学猖狂”之际，多年来送出过一批一批留学生的张之洞斯时四顾茫然，而两相比较，更能认作同类的还是翰林院里的人。然则以此日比当时，是心情变，理路亦变。因此，久以力谋兴学为理路的张之洞曾力主废科举，而数年之间，所见已是“科举既罢，学者不复知中国文字可贵”。而后其兴学之心一变，而为“道微文敝，世变愈危”的深忧。于是曾经力主废科举的张之洞又力主“永留优拔贡考试”以“专取经明行修文学优长之寒酸”，期能为“中国文学于学堂之外留此一线生机”。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一生办了那么多书院和学堂之后，晚年以“殚心竭虑”之力再造一局，最后办的却是旨在“存国粹、息乱源”的“存古学堂”。以其数十年行迹作比较，正像是一种掉头回归。

　　张之洞做到了李鸿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也看到了李鸿章没有看到过的由“新学猖狂”派生的种种场面。然而“新政倡自湖北”，溯其因果，前者正是后者牵引出来的。人在因果之中，遂使做到的和看到的都化作了愈多的“抑郁”。所以他在七十一岁之年拜大学士，而其《年谱》叙此一节，则说的是“人以入相为公贺，不知幽郁孤愤乃什百于平日也”。当光绪与西太后相继辞世之后，身为三朝老臣的张之洞面对的已是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世界了。一则记载以“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概括当时的朝局。另一则记载作深一层诠释，说是：“与其谓亲贵掌权，毋宁谓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留学生能够与亲贵结缘，显然是沿着“新学猖狂”一路演化而来的。但结缘之中的亲贵和留学生显见得都没有预想里的“中体西用”和“体用兼备”，因此他们都与张之洞的精神世界非常遥远。其间曾有过张之洞以重“舆情”说摄政王，而摄政王以“有兵在”作回答。生长于王府之中而不知人世情事的载沣说出了西太后都不敢说的话，张之洞叹为“不意闻亡国之言”，并为之吐血而由此得病。当其病亟之时摄政王曾“亲临视疾”，而两者之间的对话，无异于一头的百结忧悒和另一头的浑浑噩噩。于是摄政王出，张之洞当日死，临终之际吐出来的话是“国运尽矣”。此后两年，炮声起于张之洞经营多年的武昌，历时二百六十多年的最后一个王朝，遂在很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张之洞出入乎清流和洋务之间，从而出入乎是非和利害之间，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他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成了一个身不由己的人。因此，在他生前，同他关系亲近的人曾一个一个地为骛新而死;在他死后，出自湖广总督幕府的不少人却都做了民国初年的遗老。这种对比醒人眼目，无疑有着久耐咀嚼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