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9日深夜，北平，中共地下电台收到一封高层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的内容简明扼要，通知北平的地下党组织：中共军队将在1月31日下午1点入城。但这封电报最关键的地方是最后发出的指令：“要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与此同时，一名叫卜德(Derk Bodde)的美国人，正在北平芳嘉园胡同的一间“覆盖着中国特色灰瓦”的小屋里辗转反侧，被中国旧历新年的爆竹声吵得无法安眠。这里曾经是前清一位王公贵族的府邸，而如今却沦为大杂院。一个月前，这里又涌进来一大批不速之客——他们是从为躲避国共交战的炮火从太原逃难来的学生，这群人很快让这座已经破败不堪的大院陷入更大的混乱，他们整晚进进出出，吵吵嚷嚷，将狭窄的走廊当成公共厕所，偷卸木头门板当成取暖做饭的柴禾，并且三两成群地偷窥卜德的私人住所——这些公然的骚扰在4个月前，卜德初到北京时还是不可能的。

　　1948年深秋的北平尽管在越来越清晰的炮火声中日益萧条，但仍然算得上是外国人的安乐窝，在北平的美国人仍然可以带着“北平依然如故的幻觉”诗意地描述“入夜时分，茉莉浓烈的幽香，烹调刺鼻的醇香，和日复一日运往城外粪车的臭味混为一体”。在这座物价疯涨的城市里，美元成了一种信仰，获取它成了一个人的最高目标。而美国侨民的身份，就是一张最具震慑力的警告牌，足以让所有试图挑战友邦的无理行为戛然而止。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是昨日黄花——中共军队的包围使所有人在同时都沦为了统一的难民身份。

　　在城外，中共的军队一路凯歌高奏，势如破竹，太原、长治、保定、营口、天津都相继落入中共彀中，北平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情势危迫。从四方逃入这座围城中的难民又将新的恐惧散布开来，长春三月围城的传言遍布北平的大街小巷，毫无疑问地警告那些胆敢抗拒解放大军的城市，负隅顽抗的下场只有徒劳和毁灭。谁能保证北平如果再继续顽抗，不会沦为第二个长春?

　　尽管在1948年的11月1日，北平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向侨民下达通知，要求其“在交通工具还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安全及时的撤离”，但卜德决定留下，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一个最重要时刻的见证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赤潮”汹涌而来，“隆隆炮声中夹杂的哒哒机枪声”愈发清晰，一个月前闯进卜德住处的学生们偷走了房间里的电铃线，改装成收音机的天线，“无疑是用来收听共产党的广播”。到1月23日，北平守将傅作义宣布向中共投诚，卜德注意到，在傅作义发表的声明中，特别提到外国人及其财产将受到保护，当天的报纸承诺在今后的日子里将“大放光明”。

　　8天后，北平中共地下电台收到的秘密指示成为了现实，卜德的妻子加利亚在骑车经过王府井大街时，看到了第一批进城的中共部队，马路两侧如约站满了电报中“夹道欢迎”的群众，为从他们面前的行军走过的“红光满面、身体健康、士气高昂”的共产党士兵热烈鼓掌，加利亚特别注意到队伍的最前面是一辆广播车，喇叭里不断高喊着口号：“欢迎解放军进北平!欢迎人民的军队进北平!热烈庆祝北平人民得解放!”

　　但这不过是序曲，真正的北平入城式是在2月3日。这次游行规模宏大壮观，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卜德一共数了250多辆各种类型重型机械车辆——坦克、装甲车、运兵车，但令这名美国人印象最深的是，“这基本上是美国军备的一次展示，所有武器都是(共产党)两年半的时间里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

　　游行队伍中最突出的是由数千名各校学生组成的队伍，“其中还有很多著名的大学教授”，他们挥舞着彩色纸旗和踩高跷扭秧歌的平民欢迎队走在一起，共产党看来已经得到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双重欢迎。只有驻北平的美联社记者发表了一通揶揄的观点，认为这座城市早已习惯了对各式各样的占领者表示欢迎：“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他们欢迎日本人;美国人归来时他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回来时他们欢迎国民党;甚至在几百年前，他们也如此欢迎蒙古人和满洲人。”

　　但卜德却在如此热烈的气氛中嗅出了一丝不安的气息，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当天显要位置刊出一篇长达千余字的社论，题目是《美帝干涉中国内政的新策略》。在那天晚些时候，这名美国人在这座“被解放了的城市”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传画，画面上，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拳头面前缩成一团，在他的脚下横着一堆呲牙咧嘴的骷髅，骷髅的手里握着一把剑，上面是两个英文字母“U.S”。

　　朋友还是敌人?

　　卜德眼中的北平并非孤独的个例，随着中共军队以风卷残云之势占领全国，，同样的戏码在日益扩大的解放区里轮番上演。对中国大众来说，解放意味着高唱的凯歌和口号、招展的红旗、欢迎的标语、游行的队伍、热情的秧歌舞、穿着简朴军装的解放军和穿着咔叽制服戴着粗布帽子的干部。

　　但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热烈欢庆的气氛中却四处飘散着可疑的气息：在上海，4年前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张贴的中美友谊的招贴画已逐渐色彩尽褪，很快被新的中共宣传画盖住。在“新贴上的湿漉漉的、皱皱的”宣传画上，蒋介石是一只乌龟，背上驮着他的美国主子。即使是在一些小城市里，一些关于美国的滑稽闹剧也在上演，美国人是一个鹰钩鼻子的丑陋的大头娃娃，牵着他的跟班秃头的蒋介石，每当这个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就会受到被鼓动起来的民众一顿嬉笑和象征性的殴打。

　　从1949年1月到10月，中共的官方党报《人民日报》上共刊登了126则谴责美国的新闻评论，从“美帝为其中国走狗打气，续援南京反动政府”，到“美帝指使国民党残余匪帮，阴谋‘中日合作’，向新中国捣乱”，美国在共产的舆论轰炸下俨然成为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对象，其恶贯满盈的敌人嘴脸似乎已经尘埃落地。

　　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炮弹接连落到美国身上，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绝非真如新闻评论中体现的那样不可调和。至少在1948年的下半年，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然介于若即若离之间。1948年11月，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篇文章中，确实表达了中共“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反帝国主义统一阵线”下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但总体上来说，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是在开始时时相当有节制的，除了言语之外，不愿真的挑起一场与美帝国主义的正式交锋。

　　这一点从中共占领沈阳时对美国领事馆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天是11月2日，恰好是毛泽东那篇反美文章正式发表的4天前，除了门口多了一队共产党的士兵来回巡视以外，领事馆的内部事务并没有被打扰。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回国内的报告中称：“共产党在最先攻下的沈阳给予外国领事馆的待遇是非常符合国际惯例的”。而美国国务院也一厢情愿地相信，共产党并非是一个那种真正顽固的“所谓共产党人”，他们不会简单遵循苏联提供的反美教条主义，而是一群现实主义者，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在私下谈话中表示“中国北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美国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生在1948年6月的南斯拉夫事件。在1948年的2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John M.Cabot)尚且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预言倘使中共最终成功赢得了全中国，“他们将在中国植入一种屈从于俄国的暴政，一个如同南斯拉夫铁托暴政一样的恐怖政权。”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尚未明朗，所以美国一直以来担心的是中国可能会像南斯拉夫一样沦为苏联的又一个卫星国。但到了这一年的6月28日，南斯拉夫的铁托政权突然与苏联正式决裂，这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使美国相信，只要适当伸出手，将中共培养成下一个铁托是大有希望的。

　　中共留给美国的一贯印象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中美关系最紧密的中日战争时代，前往中共政权中心延安考察的美国观察员，从包瑞德到谢伟思，都对中共领导人赞赏有加，在他们的眼中，中共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而已，他们并不按共产主义的正统教义行事，而且比起国民党，这些人待人亲切、平易近人、正直廉洁，“如果他们不是共产党的话，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出色的好人。”

　　无论这些究竟是对过去的印象，还是对现实的幻想，在整个1948年下半年，美国都在热切的研究是否可以疏远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或者更进一步，让他们与华盛顿之间建立起新的朋友关系。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整个东北和华北，华南地区也岌岌可危，即使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美国政府也应当寻找新的中国盟友，从而卸掉援助一个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政权的恶名，而与一个新的、名声更好、更稳固的政权确立起新的合作关系。也许，美国最合适的盟友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

　　北平“邀请”：失去的机会?

　　“蒋介石新年广播文告，极富思考，内容既公正而庄重，俨然为和谈洞开了门径。至于共产党方面和人民的反映怎样?却很难说。”

　　1949年1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在日记中如此记述道，这位美国大使出生在杭州，从1919年起就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直到194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这位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美国人在中国的时间远比在美国更长，到1948年末，他已经作为出色的美国在华教育家。中国之友享有盛望。在中共是不是美国更好的盟友这个问题上，司徒雷登尚未得出明确的答案。在两天后的日记里，他给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怎样呢?基本问题是，苏联计划攻击性战争，抑或恐惧资本主义的袭击?李宗仁需要美国方面的意见，而我方却提不出什么。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只能向中国表示美国永保中立，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中国有没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

　　此时的司徒雷登出于一种焦虑和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外交官员，他理应支持中国合法政府，但国民政府表现出的颓势使他无法给予更多的信任。当时间进入1949年时，国共双方胜负已成定数，“和谈”在这种局势下也只能自甘沦为拖延战术。而另一方面，中共和苏联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又使其不能将赌注押到这个面目混沌的政党身上。

　　一个月前共产党占领下沈阳领事馆受到的礼遇，曾使司徒雷登相信共产党或许值得信赖。他甚至用这个事例来减轻其它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下的城市中美国侨民的恐惧感。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12天，一份致“前美国领事”的通知书就交到了沈阳总领事华德(Angus Ward)手中，通知以非常强硬的语气要求所有在沈阳的外国人必须在36个小时内交出他们的无线电台。沃德要求会见共产党的军管会负责人，但却没有得到答复。规定的最后期限刚到，早已守在门外的中共部队就迅速包围了领事馆，切断了所有的水电，并把领事馆人员一律软禁起来。这些曾经满心希望成为中共控制区第一个建立领事馆的美国人，就这样成为了第一批被中共拘押的美国领事官员。

　　沈阳领事馆事件对曾经相信中共会按规矩出牌的司徒雷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沈阳的新政权就这样猝然单方面破灭了美国通过领事官员与其建立关系的希望。”但考虑到沈阳领事华德本人以偏激和反共著名，对这样一个随时随地都带着他三只爱猫的骨灰盒的领事来说，也许中共的强硬处理正是被其乖张举动激怒的结果。所以，这可能只是中共地方政权的个案。但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沈阳领事馆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东北局下达的对所有在华西方人员的指示，要求其“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

　　“这个多事的年头，也可能就是划时代的日子”，1949年1月19日，司徒雷登在这天日记的最后这样写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坚决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任何自由”。

　　1949年4月22日，中共大军已对南京形成隔岸包围之势，代理中国外交部长叶公超前来拜访，劝司徒雷登及美国使馆随政府一起迁往广州，但在接下来的外交使团会议上，所有大使一致表示不迁，都在观望美国的举动。唯一跟随国府南迁的只有苏联大使馆。接下来的时间，司徒雷登只是在等待最终中共最终的到来：

　　“4月23日，星期六，中共昨夜占领下关。警察消失。有秩序的移交。中共报道有30万兵力渡过长江。到处是背叛。使馆人员举行长时间的会议，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打算……处在包围中，到处都是抢劫。4月24日，星期日。昨晚整夜都是火光、射击、爆炸……中共在今天一清早便开进南京城，地方百姓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4月25日，司徒雷登终于真正见到了这群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讨论和揣测的共产党人，但却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在中共进入南京的次日清晨，准确的时间是6:45，12名中共士兵闯入了司徒雷登的寝室，把他从床上唤醒。当司徒雷登问他们要干什么时，他们中的一个回答道：“只是周围看看，寻开心，没有危险的。”还问司徒雷登“明白吗?”在一群持枪拿械的士兵面前，明智的回答当然是：“唔，明白了。”

　　中共士兵擅闯美国大使寝室事件使美国感到“狂怒”，国务院电令在华北解放区的索尔将军向中共发出严重抗议，但抗议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将军一直无法接触到中共的高级官员，以致抗议书无从递达，当然也没有任何道歉。但司徒雷登本人却和中共的一名高官取得了联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曾是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校长时的学生，司徒雷登相信这位曾经的学生也许会为他的老师排忧解难，“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观念，他作为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而黄也声称自己正是中共中央为了联络司徒雷登而特意派往南京的联络人。

　　一切看起来一帆风顺。6月28日，黄华带给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希望回燕京大学看看的话，他们将会欢迎我到北平做客”。共产党似乎主动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而且北平领事柯乐博(O.Edmund Clubb)也在几天前发来了中共内部的新动向：中共内部已经分为赞成和苏联结盟的“激进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希望与美国交好的“温和派”，一个非常神秘的名叫基翁(Michael Keon)的澳大利亚记者是中间的联络人，看来华盛顿一直热心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的希望已经有所回应了。

　　尽管在6月30日司徒雷登在发回华盛顿的报告中轻描淡写称“不管北平认为此项建议是我还是共产党人主动提出的，我只能把黄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以邀请为借口，表面上让我去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与他们去会谈”，并且乐观地认为“接受邀请将肯定使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但中共方面却恰恰介意这个邀请究竟是哪一方做出的。司徒雷登将其作为中共热诚邀请的说法使中共大为不满，认为这是美国故意制造的宣传阴谋，目的是为了展示一个对美国卑躬屈膝的中共形象，达到分化中苏关系的目的。在周恩来给黄华的措辞强硬的电令中明确表示，去燕京大学并与中共会晤的请求，均是司徒雷登主动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而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是分化美蒋的策略，“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华盛顿的回覆在一天后回来，同样出乎司徒雷登的意料，国务卿艾奇逊电告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北平”，以免使北平的共产党产生政治上的优越感。艾奇逊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少数不相信中共会成为第二个铁托的官员，他认为中共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肯定会选择后者，投入“共产主义沙皇”斯大林的怀抱。在这一点上，艾奇逊与驻苏联大使科勒(Foy Kohler)的观点出奇的一致，这位对克里姆林宫政治有过多年冷静观察的外交官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指出，中共是不会为了取悦美国而放弃与苏联的交好的，只有在苏联未能在战后建设上给中共提供足够多的帮助，“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才会脱离其苏联老师，动起走独立道路的念头”。

　　7月5日，司徒雷登在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只能沮丧地承认艾奇逊和科勒对中共的估计是对的：“文章的基调是对依靠暴力的世界革命理论表示毫不动摇的忠诚，对苏联作为革命力量中心的效忠”，“除了没有提及，在任何战争中无条件地与苏联站在一起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中共避而不谈)以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再也不能更紧密了，与此相反，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则无以复加。”

　　“毛和周由于丢了面子，对我拒绝他们提出的访问北平的‘邀请’忿恨不已”7月18日，司徒雷登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不无惋惜的写道。但就在两周前，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等人带回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明确支持的消息。中苏的联盟关系已然稳固，中共可以不再顾虑美国的态度。所以北平之行，实际上对中共与美国已经岌岌可危的关系来说，无足轻重，甚至也谈不上是一个机会。中共不会因为美国的示好而放弃与苏联的结盟，相反，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制定好了排挤美国在华势力的计划。无论是中共的“邀请”还是司徒雷登分的“申请”都毫无意义，只能是在日后的宣传战中作为一个修辞，用以表明一方曾经卑躬屈膝地哀求过对方。司徒雷登继续在华也只能扮演一个处在中美夹缝中的尴尬角色。

　　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

　　别了，“帝国主义蛆虫” !

　　《别了，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18日发表，由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亲笔撰写。既作为对8月2日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的“最不友好”的道别，也作为对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文件》，也就是“美国白皮书”的嘲弄式回应。

　　“白皮书”可能是美国对华外交文件中最失败也影响最大的一份文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本希望通过这份长达1000页的文件去表明美国已竭力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正是因为蒋介石的腐败、懦弱和无能才导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艾奇逊对这份文件的设想是用它来平息美国国内对政府“丢失中国”的批评，如果概括的说，“白皮书”就是一份以详尽乏味的史实来推卸责任的辩护词。

　　但艾奇逊没有想到的是，这份文件本来瞄准的是美国国内的批评，却不偏不倚击中了共产党敏感的心灵。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反美运动。毛泽东对这份白皮书以罕见地方式连写了五篇评论文章嘲笑白皮书中美国自诩对中国虚伪的友谊，将其定义为“公开表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反革命文件”。而《别了，司徒雷登》则是对“白皮书”所有批评的总结。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1946到1949年的三年内战所做的概括，成了日后中国大陆教科书上的标准定义：“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最后，毛泽东以一贯的毛式辩证法的嘲讽文风写道：

　　“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对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清扫也同步进行，这是中共从1948年11月沈阳领事馆事件以来就已拟定的计划，如今随着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公开破裂可以大张旗鼓地推行。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指示东北局对扣押了一年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一干人等进行公开审判，华德先是以被控殴打领事馆一名中国职员，致使其脑震荡、神志不清遭到审判，接着又被控犯有“间谍罪”。在法庭上，法官指控华德以美国领事馆为掩护，秘密领导日裔美国间谍佐佐木弘经和中英混血儿吴人杰从事秘密间谍活动。法庭在审判中更暗示美国所有的在华机构都可能是间谍特务隐藏的据点。华德最终判处数月徒刑，然后被驱逐出境。

　　发生在上海的“欧立夫事件”成为了这场清扫运动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欧立夫(William Oliver)是驻上海副领事，7月6日他驾驶吉普车外出时，被指控横闯“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而被拘留。根据中共公布的说法，欧立夫在受到警察劝阻时拒不下车，被带到拘留室后，摔坏桌椅，殴伤人民警察。报告特别提到欧立夫当时“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欧立夫在被拘禁三天并公开道歉后才将其放回。

　　道歉书的措辞看起来不像出自一名西方外交官之手，而像1949年初随处可见的被逮捕的敌伪分子的悔过书，在悔过书里，欧立夫领事的身份被褫夺，诚恳地表示“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甚至还承认“帝国主义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在道歉书的最后，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典型的认罪书的结尾：“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所给予的考虑及给我的宽大及和善的待遇。”

　　中共的宣传机器将欧立夫作为邪恶的美帝国主义的典型大事宣扬，同时对其的强硬处理则显示了新政权无所畏惧的强大形象。在《世界知识》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欧立夫胆敢在军民大游行中，“以粪蛆臭虫的蠕动，去碰撞赛如铁甲列车的游行队伍”，这完全是“美帝”“泼皮无赖的奸谋”。欧立夫和他的西方同党是一群“欺软怕硬、泼皮无赖，和蛮横不讲理”的“粪蛆臭虫”。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肃清帝国主义蛆虫”。

　　另一个需要肃清的“帝国主义蛆虫”则是在华的美资企业。“帝国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名词，本身就是植根于经济发展阶段作出的判断。美资企业，正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中共取得全面胜利之前，就已经控诉美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剥削广大无产阶级劳工。尽管如此，但美资企业并非是简单的帝国主义蛆虫，而是无法轻易割除的染病器官。到1949年时，西方在华外资企业共计1192个，占据了石油、煤矿、机器制造、发电、造船、食品、银行业等各个重要部门，总资产达到5亿美元(相当今天250亿美元)，而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就高达1.6亿美元，其中像美孚石油公司、英美颐中烟草和上海电话局等等企业都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直到1949年6月，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仅天津海关，美国进口额高达1168270889元人民币，占进口总额的38%。令人惊讶的是，进口首位的商品居然是新闻纸。这些新闻纸被大量订购，用来印刷反美帝国的报纸和传单。

　　实际上，在中共进入各大城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很多外商经理人之前就已经离开中国，有些在离开之前就已经将公司关闭，有些则悄无声息地将资金转移回国，留下空荡荡的公司和热切盼望“穷人的党”的工人来迎接共产党的到来，还有的虽然留下，但也已经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如果中共兑现他们在成立时做出的许诺，那么他们来到城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所有的外国经理人，查封所有外国资产，并且接管所有外国企业。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根据毛在1949年初的指示，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和管制”，这意味这些美资企业仍然会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但实际上，毛也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有步骤的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以，这些美资企业只是被判了缓刑而已。

　　但即使是缓刑，也并非可以安然无恙，不受折磨。按照中共规定，外资企业必须将账目上的资金全部按1949年8月31日的外汇牌价折合成人民币入账，对税款的检查也到了苛刻的地步，稍有透漏便进行重罚。但真正对美资企业造成重创的，却是共产党在其内部成立的工会。这些工会由共产党派来监督企业运作的干部负责组织工人成立，最活跃的分子将成为工会主席，负责和帝国主义资方进行交涉。

　　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负责监管公司的联络员毛民贤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将留守电话公司的顾问范克令称为“老牌帝国主义分子”，在他监管下成立的工会，则由一名早已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地下党倪复生负责主持。在他的眼中，美商老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与新的政权为难，因电话费规定太低而停发工资是故意整垮工会的阴谋手段;而提高职工福利，将棉大衣改为皮面大衣则体现了他们试图破坏公司财政的险恶用心。当资方要开除四名私装、私移电话收受贿赂的职工时，工会再一次出面交涉，令其复职。工会已经掌握了整个公司的领导大权，而美国资方所剩下的就只有资金的使用权而已。

　　尽管美商在华受到重重监管和束缚，但他们中很多人仍然愿意留下来等一等，毕竟这是一个有着四亿五千万人的庞大市场，一名外国商人告诉卜德：“如果能保证10%的利润，我还是愿意在这里做生意的。但是，形势不太乐观。请你祝我好运，我需要祝福。”

　　“打倒……打倒美帝国主义!”：仇视美国的方法

　　“对外国人来说，过去的一个月中日子不太好过。反帝宣传越来越猛，还传来了在上海发生的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最突出的就是‘前’美国副领事欧立夫的临时拘捕。”

　　卜德在7月30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这位坚持留下见证中共新政权成立的美国人，发现共产党的新政权正在收紧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在天津，美资大通银行宁可关门歇业，也不愿像其它银行一样接受政府查账。由于美国政府与这里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在共产党控制的一些城市里，美国新闻处的办事处也被关闭了。”

　　甚至连卜德美国人的身份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在中共进入北平的几个月里，新政权的干部的确能做到对中国百姓和外国侨民都一视同仁，甚至在中国人与美侨之间发生纠纷时，也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秉公处理。除了街头偶然会张贴的反对美帝的标语和宣传画，以及共产党控制的报纸上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内战的斥责外，在华的美国人不会受到歧视和虐待。但就在毛泽东下达审判沈阳领事华德的那一天，正在书房里工作的卜德突然发现有“四个穿制服的人”“悄没声息”地站在院子里，就像两个月前突然闯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卧室的士兵一样。这群人来的目的，是为了查看他居住的这幢房子是否可以征用作为市政当局的办公室。在长时间的商讨后，这群人才勉强同意离去。但这些人在离开时“神情都是阴沉沉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人，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似乎在说他仇恨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和‘富有的剥削者’”。

　　相比来说，另一位居住在北京毛家湾的美国人大卫·季德(David Kidd)的经历则令人不寒而栗。季德是来燕京大学学习中国诗学的美国学者，娶了曾在国民政府任高等法院院长的余老先生的女儿。他的双重身份使他陷入了比卜德更麻烦的境地中。一天深夜，余家人突然被抵在脖颈上冷冰冰的枪口惊醒了。睁开眼后，季德发现警察已经无声无息地摸进了他们的卧室，要求每个人都出示户籍文件。季德被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审问，当警察得知他是美国人后，微笑着说：

　　“中国也喜欢美国人民。他们被他们的政府带错了路，但是他们是好人。”

　　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对美国的官方态度。在取得全国的决定性胜利后，共产党的新政权可以采取政治手段驱逐美国在华的外事机构，打击美资企业，限制美国侨民。但如何驱逐深深根植于民众头脑中美国幽灵，将民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共宣传的口径上来，却绝非易事。

　　很多中国人都记得在四年前的中日战争中，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为抗击日本提供了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在飞机头上漆着微笑鲨鱼的飞虎队是当时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美国人办的安全区曾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来说，抗战胜利的第一个标志不是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而是从港口登陆的一列列美国大兵，坐在敞篷的吉普车里，向外抛洒糖果。

　　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家同样也是物欲天堂：美国军用罐头里的牛肉和奶粉，印着US字样的洋面，玻璃瓶装的香水，商店里商品上的“U.S.A”就是质量保证，有些人甚至会在国货上刻上“U.S.A”来冒充美国货。还有“世界上最值钱的钱”美元，有那么一段时间，获得美援和美元就是中国人最高的生活目标。对这样一个国家，感情上也许会有羡慕和嫉妒，但是却很难“恨得起来”。

　　比起对政治时事一向迟钝漠然的广大民众，知识分子永远是最先领会和附和新政权的群体。早在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组成的各民主党派联盟就在反美问题上与中共开始了甜蜜的合作，成为从1946年到1948年在各大城市举行的反美抗议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无论是1946年因为美军士兵强暴北大女生沈崇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还是1948年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对日本进行援助的“反美扶日”游行，这些人都在其中充当鼓手和旗手，1948年因拒领美援救济粮绝食饿死的朱自清(实际上朱是因为严重胃溃疡导致胃穿孔而死)是这些人竖立的英雄斗士，更因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其点名的赞赏而被誉为“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恰恰也是在这篇著名的讨美檄文的最后，毛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毛文章里不点评批评的“对美国存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中很可能就包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和报人张东荪。张曾经因为是知识分子组成的亲共政治联盟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而成为中共的座上宾，但随着1949年中共新政权的逐步建立，张却因为毛泽东公开宣布的“一面倒”与苏结盟政策而与中共渐行渐远。同时，这位前燕大教授还犯下更严重的罪过——与他的前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书信往来，甚至与北平总领事柯乐博面谈，试图劝服中共与美国解除对立状态，这毫无疑问与中共制定的反美政策相悖。在毛泽东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五篇评论和《别了，司徒雷登》后，张在政治上就被宣判死刑，之后的岁月只是漫长的缓刑而已。

　　张东荪的例子证明了试图与新政权的意旨对抗会招致怎样的可悲下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选择留下加入新的政权，就必须及时舍弃改造自己不合拍的思想，积极主动为新政权推行的政策摇旗呐喊。对美国的态度自然也是政治正确的一块试金石。在毛泽东发表对白皮书的公开批评后不久，郭沫若、茅盾、沈起予、邵宗汉等知识分子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话，公开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邪恶阴谋。茅盾特意提到“美国白皮书”使“中间路线者”“挨了当头一棒”。而沈起予则从中发现了美帝利用“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新的阴谋花样”，并且相信这一阴谋必将在“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警觉之下”遭到破坏。而曾历仕三朝自诩革命元老的柳亚子，则早在1949年3月8日的欢迎晚会上就主动起立，当众高呼(柳亚子自己的日记用的是“被推讲话”)：“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

　　对被知识分子称为“小市民”，又被共产党定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通民众来说，新政权的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并不容易理解。与精神上的崇高觉悟相比，人们更容易去选择丰富的物质生活，这恰恰也是共产党许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诱人的部分。美国的克宁奶粉和美孚石油公司的汽油产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书店里也可以看到新一期《米老鼠》卡通画。同样，反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49年也没有诉诸于大众动员，甚至连中国排外的经典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也没有兴起。当知识分子振臂高呼反美口号时，民众只是随声附和，中共的官方报纸上也没有出现深受美帝国主义迫害的民众的悲苦自述，只有各种“人民团体”作为民众的代言人发表的党认可的反美宣言。对美国的仇恨即使有，也没有蔓延到在华美国人的身上。在卜德的日记中，感受到普通民众反美情绪的只有一次，那是一个冒冒失失地骑自行车的人在后面悄悄跟踪他，原因是怀疑他是美国间谍——但这个人最后却自己摔倒了。

　　胡伯威回忆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普通人对美国的真实感受。胡在当时是一名14岁的少年，是上海一所中学的学生。一家上海电影公司为赶政治时髦，拍摄了一部以批判“美国生活方式”为名的电影。在电影中，一对崇尚美国生活方式的“时髦男女”用铝合金板(显然是美国制造)盖起了一座“金屋”，过起奢侈浪漫的生活。结局是这座“金屋”最终坍塌毁灭了。导演的意图也许是想要藉此象征美国生活方式的彻底坍塌，但真正招揽观众蜂拥而至的恰恰是片子里批判的“美国生活方式”。

　　实际上，电影也恰恰是民众对外界认知的一种重要方式。对1949年的民众来说，美国的彩色影片提供是一个绚烂多彩的世界，共产党在1949年后大力引进的苏联电影世界中则只有红蓝两种颜色，至于在1949年为配合新政权政治宣传需要而匆匆赶制出的电影，就只能展现模糊不清的黑白世界了。

　　尽管新政权一再缩减美国电影的排片数量和放映时间，在上海，军管会从9月19日起宣布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使美国电影在影院里的放映数量从1948年的89%下降到1949年的20%到15%，但全城200万影迷中的75%仍然至少会去上海50多家影院中的一家去看美国好莱坞大片，在1949年10月，仅有12.5%的人选择去看苏联电影，看国产片的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11%。10月30日，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茅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批评美国电影“题材不外乎酒、色、财、气”，是“用了美国式的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掩饰它那反动的有毒的内容，并以此吸引辨别力不高的观众”，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对城市居民散播的“毒素”，“实在比鸦片还猛烈”。共产党控制下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也对美国电影大加挞伐，但仍然阻止不了一般市民白天高唱《国际歌》，晚上投入丽塔·海沃斯和蓓蒂·赫顿的香艳的怀抱中。

　　新政权不会对此忍耐太久，对美国最后的宽容也将在1949年过去的时候画上句号，就像中共主管上海文教工作的领导人夏衍对美国电影泛滥做出的评论一样：“没有必要让当局对电影进行审查，民众的批评也许会比审查制更严厉”——并不是不去动员民众，而是时候未到。

　　但对在华的美国人来说，离别的时候却已到来，1949年8月28日，卜德离开中国，在临行前，他最后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的善意，他的仆人小陈在送别时“眼泪从红肿的眼睛里涌出来”，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一路平安”——这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美国友人私下的友谊，卜德在日记中写道：“但愿未来的中国能够善待他和像他一样的中国人!”

　　卜德走得恰当其时，在一年后，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伸出的也绝不是友好的握手，而是愤怒的拳头。“一路平安”也变成了“滚出去，美国佬!”

　　“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1950年3月，美国驻北京总领事柯乐博关闭领事馆，美国在新政权下的最后一个官方外交机构撤离中国大陆。在临行前，柯仍然徒劳地向张东荪求助，向张表示美国将会在资金和技术上向中共提供帮助，希望能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张的回答是，他自己现在也很难再见中共领导人了。他告诉柯乐博，毛泽东和他的党“到底是共产主义教会的成员，很怕被逐出共产主义教堂”。他劝告美国不要再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吸引中共了，因为对共产党来说：“经济永远服务于政治”。

　　一年后，张东荪不得不在燕京大学的批判会上检讨自己勾结美帝国主义，泄露情报。他昔日的同事和好友也迅速反目为仇，马寅初当即表示：“毛主席说张东荪是坏蛋，要是我就枪毙他了”，蒋荫恩则将张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罪人”。但这一切不过是举国兴起的抗美援朝运动汪洋中的一滴水而已。

　　自1950年新政权加入朝鲜战争后，中共就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和政治权威，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宣战，使中共得以通过动员人民群众将党的意志渗透到社会组织的每一个细胞中。一场汹涌暴烈的反美运动终于点燃，民众被彻底淹没在报纸和广播的反美宣传海洋中。

　　这场新的运动也被称为“三视运动”：“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堕落的帝国主义国家;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在北京的胡同里，在上海的里弄里，党的居委会干部会召开大会，鼓动每个人倾诉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绝大多数人无法找出自己受到迫害的故事，只好大声控诉日本占领时期遭受日本人的侮辱，最后用一句“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都是帝国主义，鬼子对我的侮辱，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美帝又像日寇一样的想使我们再过奴隶的生活，我是不允许的!坚决不允许的!”作为总结。在南京，一千多名和尚和尼姑，身披袈裟，走上街头，高喊口号，抗击美国侵略者。

　　先前受到监督的美国在华外资企业也因抗美援朝之名被接管。随着美国宣布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资产冻结，1950年12月28日，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市面上再也见不到美国产品，美国电影也被逐出了中国的银幕，曾经美国电影的大本营上海甚至编出了上海话的儿歌对美国电影进行讽刺“美国电影好唔好呀?教人做强盗呀!美国电影灵唔灵?大腿狐狸精呀!”

　　普通家庭则开始私下或公开销毁手中与美国有关的东西。在北京，一个小学生因为被举报有一支美国钢笔而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直到她哭哭啼啼地将这支钢笔“摔在地上，狠狠踩碎”，宣誓与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才得到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之后的岁月里，在中国人民的怒斥声中，美国完全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留下的只有“美国”这个词，和那些苏联风格的反美宣传画，不断提醒再没见过美国人的中国民众，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仍在不断觊觎和破坏日益强盛的新中国;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生活在美帝国主义残酷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世界上最幸福的中国人民去拯救。

　　直到1972年那个寒冷的初春，中国和美国才再一次走到一起。当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车队快速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巨大的广场上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