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开两大本厚厚的影印版《红色中华》报，张小平举个放大镜，眯缝着眼睛，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字里行间查阅。

　　“82年前，两百多期《红色中华》报由挑夫挑着，和中央红军一起踏上长征路。它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并留存至今。”张小平爱惜地抚摸着《红色中华》报说。

　　张小平是中央苏区史研究专家、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当他求得这套集纳了324期《红色中华》报的影印版时，如获至宝，兴奋极了：“它对研究长征出发前的苏区太有用了!”

　　斗转星移，长征胜利已过80年。这份真实记录并组织动员了那场伟大战略转移的红色报纸，成为后人追根探源重要而可靠的史料。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伴着隆隆炮声在江西瑞金开幕，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同日成立，第一篇电讯播发的就是这条消息。同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创刊，与红中社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长征，在82年前属于重大机密，仅有少数人知道。红中社、《红色中华》报并没有正式公开报道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计划。但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耳目喉舌，它不折不扣地发挥了长征出发前组织动员的积极作用。”张小平说。

　　长期研究苏区史的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胡日旺也逐期研究过《红色中华》报。从今天的视角看，“透过1934年5月至9月的《红色中华》报，可以觉察到中央红军将要转移的气息。”他发现，1934年春夏之交的《红色中华》报，“扩红”报道的力度异乎寻常。

　　1934年5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刊发了《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一稿，报道了中革军委提出的任务“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5万”，和以往不同，这次“扩红”给各地下了明确任务。9月4日《要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动员三万战士武装上前线》的报道则说，新战士要自带棉衣、草鞋、梭镖、碗筷。9月8日的报道《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则号召苏区群众“在十月十日前完成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这个十月十日大有玄机，我们都知道，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就是在这天从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开始长征的。”胡日旺说。

　　这是红中社笔下长征出发前夕的一幅动人场景：“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来自《红色中华》报1934年5月10日的报道《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说的是瑞金沙洲坝农民杨荣显的8个儿子全部投身红军。这位父亲后来再也没见到他的8个孩子。

　　真实记录感动时空。2012年，根据《红色中华》报这一报道改编的《八子参军》采茶戏进京演出。观众席上，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边鼓掌一边落泪：“我们也是红军的后代，感谢有人记录下先辈的故事!”

　　“红中社、《红色中华》报的有力宣传动员，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期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日旺说，中央苏区红军扩大，募集到大批战备物资，为转移做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这个过程中红中社功不可没。

　　已退休的中央苏区史研究专家、赣州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说，《红色中华》报这一时期的报道不但有战备动员作用，还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动员作用。

　　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其中提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成为当时必要的任务。

　　“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中央红军主力即将转移的信号。10月3日报纸又刊发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发出的《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更带有战略转移前‘半公开性’的信息透露。”凌步机说，33年前他辗转从人民出版社的仓库中，花80元购得一套影印版《红色中华》，这成为他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

　　凌步机说，漫漫长征路上，红中社始终跟在党中央身边。“红中社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成长壮大。”

　　1935年11月25日，随着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同日复刊。在几天后的《红色中华》报上，正式出现了“长征”二字，报道中说，“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是胜利地到达了北上抗日的目的地。

　　《四方面军占领天全、芦山，向川南发展》《准备迎接全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空前大会师》……一有其他方面军的消息，《红色中华》报就马上刊发，在陕甘苏区广而告之。

　　1936年10月15日的《红色中华》报，刊发了《庆祝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一稿。“这标志着长征的胜利。而记录下这段历史的红中社，随着中国革命事业开启的新篇章再度出发!”张小平一边说一边合上了手上的《红色中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