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她们当中既有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也有普通的女干部、女士兵。女红军人数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妇女部队——妇女独立师。人数最少的是红25军，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等7名随军医院的女护士，人称“七仙女”。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一样要面临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一样要经受疾病、饥饿，以及雪山草地等严酷环境的考验。此外，女性生理期痛苦和怀孕、分娩的折磨，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艰苦的环境和命运进行殊死抗争，用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长征中，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要不停地赶路。女红军如果遇上生理期，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也要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无奈之下，有的女红军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异常艰辛的长途行军，使许多人因伤病而掉队。当时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给8块大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为了跟上大部队，女红军们提出一个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进入贵州后，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战士邓六金患上痢疾，实在走不动路了。上级便拿出8块银元，劝她留下养病。邓六金坚决不同意：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传奇人物。这位裹着小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过雪山时，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们：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终，她硬是以“三寸金莲”的小脚，一步一步走过雪山草地。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更是异常简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是一条毯子加上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会被淋得像落汤鸡，几天不下雨则是满身尘土。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为在作战时不被敌人认出是女的，她们剪去了长发。风餐露宿，长途行军，根本没条件考虑个人卫生问题。红军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此，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光头。

　　红6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贞回忆长征时曾感叹：“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都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有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照顾女同志，把干粮让给我们吃，把马让给我们骑，可还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

　　过草地时，女红军无一例外地领略了自然环境的严酷。辽阔的草地一望无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人和牲口陷里就会被吞没。一天，邓颖超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才把她拉上来。当时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原本体弱患病的她又发起高烧。整整七天七夜，邓颖超终于走出茫茫草地，看见一户人家的房子。那房子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边养牲口。由于身体虚弱、疲劳不堪，邓颖超走路都很困难，根本上不去楼，便一头扑在粪堆上，站不起来了。直到蔡畅和其他几个同志赶来，才把她架到楼上。蔡畅后来告诉邓颖超，当他们看着一身粪便的邓颖超，都忍不住偷偷地哭了，以为她活不成了。

　　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我们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携带的一袋用青稞做成的炒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没办法就吃野菜，有的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牛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女红军几乎什么都吃过。一次，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错把野烟叶当成萝卜缨，吃下后差点中毒。为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她们还编了一首打油诗：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漫漫长征路，女红军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在行军路上倒下，有的因环境条件恶劣而导致生理变化、终生不育，更有像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廖似光、吴仲廉等在长征途中分娩的母亲，产后不得不忍痛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老乡抚养，却从此生死不明……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