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时节，陕北高原依旧满目苍翠。一座25米高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矗立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胜利山上。山脚下，南来北往的游客络绎不绝，或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或注视着浮雕凝神深思，追忆红军长征的往昔峥嵘。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抵达吴起。当时吴起还是一个镇，交通偏僻、人烟稀少。但就是在这块贫穷闭塞的土地上，中央红军迅速“落地生根”，并开启了在延安13年的光辉历程。

　　陕北，缘何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继而又成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

　　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钧说，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一方面指挥打赢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另一方面，及时纠正了当时苏区的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

　　此时，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考量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成为时局的重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提出，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这在党的理论上是‘石破天惊’的新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王涛说，瓦窑堡会议提出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自此，一切革命阶级都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此后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也是红军能够迅速在陕北‘落地生根’最重要的保障。”

　　根据地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党的土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政策随之迅速调整，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原馆长王志厚讲述的一段往事，生动诠释了当时发生在陕北的变化。

　　“瓦窑堡有个文化人叫侯锡康，出身富人家庭，原本是教师，因为担心出身问题，不再从事教育工作。干部就上门向他解释党的政策，告诉他无论出身如何、过去表现如何，都既往不咎，只要认同党的主张，就可以继续当教师。这个人后来一直在当地教书育人，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王志厚说。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抓住“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时机，迅速恢复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此外，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推动整个干部队伍的觉醒。“这些工作，为党领导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准备。”王涛说。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发展到30万人，到到达陕北后不足3万人，找到了正确政治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思想上和组织上走向成熟，由于掌握了真理，才能迅速在陕北扎下根来。也正因为如此，陕北才成为长征落脚点、革命出发点。”王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