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大米饭，对于现代人来说，只不过是生活中的普通一餐。然而跨越历史长河，回到一万年前，像这样饱满的大米粒，在当时是没有的。悠悠万年，人类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才有了这样香喷喷的大米饭呢?

　　揭开谜团，要从现代的考古发现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界先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频繁发现多处人类遗址，最早的距今有一万多年。这些遗址证明先民们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可以推断出先民们已处在有种有养，相对稳定的农业时代。其中，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遗址里发现的炭化稻谷，经过技术分析推断，其栽培年代距今有六、七千年。距今 5800～5000 年前的崧泽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先民们制作的陶器，而在陶土中有稻壳作为掺和料，这说明种植稻谷在当时已比较普遍。

　　科学发现，七千年前，地球已处在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温暖湿润，人类加快了繁衍的速度，粮食变得更加紧要。人类驯化野生植物，人工栽培的尝试越来越多。其中，稻作便是如此。

　　距今 5000～4000 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除了发现大量的稻谷外，还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如整地所用的石铲、石锄等，收割所用的石镰、半月形石刀等。由此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里提到了水稻的收获：“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公元前722年，我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已设置“稻人”这一官职，专管低湿地方的稻作。而且还制定了完整的灌溉排水制度，从而使稻作真正成熟起来。

　　至今，水稻准确的起源时间和地点无从得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人类终于将野生稻驯化成功，有了成熟的稻作法。而水稻，与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相比，在更长的时期内养育了更多的人口。

　　人类驯化稻子，是从居住的周边环境开始的。考古发现，像玉蟾岩遗址、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等遗址，在环境上大体是相同的：周围多湖泊，气温湿润，这为人类定居创造了条件，也为驯化野生稻创造了好环境。

　　1978～1982 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野生稻普查。普查结果表明，中国野生稻的分布十分广泛，南起海南三亚，北至江西东乡，东起台湾，西至云南盈江，野生稻大量分布。由此可以推断，远古时期丰富的野生稻资源为驯化提供了种子库。

　　我国目前收集保存的水稻地方品种近5万份。它们是几千年来经过选择、分化、交流积累起来的宝贵种质资源。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管子·地员篇》中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10余个水稻品种。清朝《授时通考》所收《直省志书》记载南北水稻品种3400多个。而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古中国是世界上水稻产量最高的国家，这得益于高度发达的古代农业。拿耕田技术来讲，比如耕田用的“犁”，在汉代时期已经有二牛三人的直辕犁,到了唐代，又出现了曲辕犁,操作只需一人一牛, 轻便灵活的同时还能调节耕地深浅和耕垡的宽窄, 成为唐代以后一直沿用的定型耕具。

　　水稻栽培有多种方式，比如直播栽培、抛秧栽培和育苗移栽等。这些栽培方法在今天看来已很寻常，但在稻作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却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最早的稻作方式是直播。直播就是不育秧、不移栽，直接将种子播在大田里。直播水稻固然简单省事，但也造成了难全苗、草害重、易倒伏等问题。

　　那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到“五月可别稻及蓝”。“别”就是移苗别栽之意。自汉代开始，中国古人就有了移栽插秧的方式。移栽育秧需要先在好的地块里育苗，等到秧苗长大再往大田里移栽。这种方式有利于培育壮秧，提高稻株与杂草的竞争力。唐宋以后, 南方稻田已推广普及了育秧移栽技术。

　　承继中国古人创造灿烂古代稻作文明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水稻栽培方面领先着世界。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已经迈过了亩产1000公斤的大关。中国的杂交水稻为解决世界温饱问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