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杜老的最后心灵交流

　　2008年夏，正在贵州从事扶贫工作的罗小鹏和张晓波热情邀请我加入他们一行，走访了贵州的不少穷乡僻壤。贵州多山，因而当地农民修有不少梯田。我一路观察，见有些梯田的田埂由整齐的岩石砌成，十分气派，也十分耐用，可传至子孙后代;有些却由泥土草草砌成。由于风吹雨淋，泥埂多已消损，高低不一，不但难看，也很难挡住水土流失。为何修田埂的材料如此不同?内心十分好奇。

　　途中进村歇脚，正好遇到一位村支部书记。见他有些岁数，又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便向他请教上述现象。他的回答颇有意思。在有地主老财的年代，地主老财是一定雇人修石头田埂的，修了田埂的梯田才是真正的梯田，才能租出去。在公社时代，我们也会动员社员在农闲时开采石头，修起田埂，所以是不会有土埂的。但是包产到户后，没人愿意花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能种多久。但是完全不修田埂也是不行的，一下雨不但肥力流到外人田，种子都会被冲走。所以农民就用泥土筑起田埂，糊弄糊弄，自欺欺人。我问这位支书，有地主老财的年代，不是也有自耕农吗?他们会用石头修建田埂吗?他听了一愣，回答说，当然也会，不然还是梯田吗?他的这番话印证了孟子所言，“人有恒产，始有恒心”的教诲。

　　听了支书的解释，在表示感谢之余，只有对天长叹。很明显，包产到户所代表的土地制度虽然产生短期的优越性，却不能长期保持。呼吁回到公社去的左派们，主要论据之一也是基于在包产到户下农户对土地投资的短期行为。

　　回到北京。遇到姚监复老师，他觉得我应该去找杜老聊聊。当时杜老已经耳背，但他对我来访十分热情，示意要我用笔写下自己想讲的事或问题，由他口头回应。我便将贵州考察的见闻以及我平时的一些思考向他作了笔头汇报。我特地提到贵州农民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由于没有稳定的地权，因而不肯花力气修建石头田埂的事。他边读边摇头，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我又和他谈起不少地方农民因土地被政府暴力征收，有自焚的，有喝农药的，有长期上访的，甚至有结群反抗的。这种用政府之手直接从农民手里剥夺土地，并加以配置，总不是长久之计。他点头表示同意。

　　最后，他说，他很后悔，当年在推包产到户的时候，没有临门一脚，索性把土地的所有权给了农民，农民今日的处境就会好得多。我十分赞同。如果农民获得完整的地权，他们就成为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并有权自由买卖土地，则土地市场也就早发育出来了。这样，政府也就无从处处与民争利，土地配置可基本让位给土地市场。杜老对我的判断表示十分同意。这是我和杜老最后的一次心灵交流。临别时，我们双目对视良久，我请他多多保重，他要我寄希望于未来。我觉得他双目炯炯，仍熠熠生辉。

　　庙堂和江湖的一次罕有的结合

　　杜老本人十分谦虚，一直坚称包产到户是农民的首创。这项首创起于青萍之末，而且一开始偷偷摸摸，犹如地下活动，也是事实。在毛所钦定的大寨模式的高压之下，冒头推动这种制度创新的人是要准备被抓被关，与家人分离的悲惨下场的。可见人民公社此时已成为一种何等可怕的社会桎梏。对公社略有微词的人，无论地位多高，甚至像刘少奇，彭德怀这种身居高位的人，都遭遇粉身碎骨。这种可怕的结局使人不寒而栗。因此，农民的首创无论如何有效，还必须有人挺身而出，克服党内凡是派的阻力，才能最后为高层普遍接受而成为新的正统。

　　现在看来，以下的几个因素阴错阳差地同时起作用，使本來格格不入，互相漠视的江湖和庙堂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竟情投意合，发生了一次罕见的结合，使包产到户由民间的非法地下活动一跃而为官方追认，乃至追捧的新的典范。

　　首先，文革虽然摧毁了旧的秩序，想要建立的秩序因其狰狞和暴虐，成为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梦魇。大家的最大共识虽是尽快逃离，但逃向何方，意见却十分纷纭，给各派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这段文革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塑就之时，杜老以曾经反对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冒进而长期受累，一身清白地重返农口，为各方欣然接受。

　　其次，杜老不但爱才如命，礼贤下士，而且对农口的新老问题早已深思熟虑。年轻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并没有使视野广阔，见多识广的杜老惊恐失措，无以招架。他对这些刚从江湖草莽回到都市，可说野性未脱的青年俊才极为欣赏。投入他麾下的各式英才，既是受他高尚人格的感召，也是机遇巧合，正逢其时。

　　其三，杜老和他的弟子们要突破的，不是层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各部，或老气横秋的中央各机关，而是计划经济最为脆弱，处于自生自灭的农业。况且包产到户的成功已由农民的试验所证实。这些俊才久居社会的最底层，突然有资格进出庙堂，参与高层决策，本來因身怀绝技，无人知晓而倍感委屈，现在有机会脱颖而出，找到知音，萌发了为知己者而死的忠诚。笼罩在当年农业上空的恐怖气氛，正好有赖于这些从农村回来，对公社和农村的丑陋和贫困一清二楚的人，去做无所顾忌的冲锋陷阵。只是当这种突破进到党内，就非需要像杜老这样有深厚人脉，懂得坚持，更懂得妥协的人，才能将年轻人的旷野呐喊转为正统的官方语言，纳入党的文件。

　　最后，改革的第一炮在农业打响并取得奇迹般的初期效果，又恰恰和千家万户最基本的生存所需相联系，因而杜老的英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但杜老后来被边缘化，其原因也是今日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在将集体化等同于革命和共产主义狂热政治气氛中，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和正义感，才能拒绝为了谋取官位而不惜谎言媚上，拒绝为了随波逐流而四处阿谀奉承，结党营私。需要冒何等的风险，才能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黎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为自己的最高追求的做法。这也是为何历经几起几落的他，犹能赢得党内开明派和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赞赏的主要原因。

　　杜老生命的最后几年，每每仍想发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的另一半工程的完成，但此时的庙堂已和江湖渐行渐远。庙堂渐渐恢复固有的傲慢和教条，操心的是如何驾驭江湖，对江湖新的首创往往熟视无睹，甚至深抱敌意。例如，面对几亿农民工进城，并不见政府提供了多少廉租房或廉价房。江湖只能自己悄悄发展小产权房，建设城中村，虽然非法，却犹如雨后春笋，为外来农民，甚至外来小白领所欢迎。然而，这种出于无奈的民间自发创新却被庙堂一律视为洪水猛兽，不但判为非法，而且力图赶尽杀绝，似乎全然不顾外来农民工和小白领何处安身的问题。这种“宁要社会主义的破瓦断墙，不要资本主义的小产权房”，和当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已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土地制度走入这种违背民众意愿的死胡同，但是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杜老以垂垂老矣的身躯，毕竟无力回天。目睹今日中国农业深陷于由老弱病残组成的小农经济之中，和15年前他关于现代农场将在中国普遍涌现的乐观预测，反差何其之大。这不由得不使我暗暗猜想，他是否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而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