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阴谋’”。

　　这件事还要从长征开始时的两个“三人团”说起。

　　两个“三人团”

　　两个“三人团”，一个是长征前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

　　另一个“三人团”是指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很好机会。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

　　由于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极为惨重。

　　为挽救危局，从过老山界到遵义会议前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等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撤离苏区的突围又演变成逃跑主义，消极避战;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时，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应改变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鼎力支持，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他们对黎平争论的失败耿耿于怀，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仍在时时找着机会转向湘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深刻认识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军委集体领导体制就很难确立，党和红军随时都可能陷于灭顶之灾。他们心急如焚。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

　　橘林谈话，商请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随后，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回头继续会合红2、红6军团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队三人团”继续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开始后，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随后，张闻天首先站起来作了“反报告”，按照他们三人已经拟好的提纲，旗帜鲜明而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指挥。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陈云后来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说明，克服“左”倾错误领导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大势所趋，是党的选择，红军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张闻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担架上的谈心交流与思考探讨，构成了红军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到担架上的“阴谋”。而这个所谓的“阴谋”，实际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